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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场总与一个场景相联系：一个夏日的清晨，母亲从深沟里担回了水，喊我们姐弟起床，一睁眼，门前沟里清脆的“算黄算割”的叫声就飞上山沟，越过墙头，扑到我的耳中，我就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场活”来了！

清晨起来，母亲已磨好镰刃，我们按照母亲的吩咐，准备好一天的水和干粮，收拾好架子车，吃过早饭就奔赴麦地。我家住在半山上，割河滩的麦子要下山，割山上和塬上的麦子要上山。上山的坡有五六十度陡，一个人在前面埋头拉，两三个人在后面推。等到了地里，早已是汗流浃背。母亲说，割麦在太阳最热的时候，好割。母亲一头扎进了麦海之中，只听到镰刀割麦的嚓嚓声和母亲粗重的喘息。我们姐弟跟在后面，先蹲着割，一会儿就腿疼得不行了，又猫着腰割，一会儿又腰疼得不行了，然后又跪着割，不久膝盖又疼得不行了。反复折腾，几个人合起来和母亲一个人割的一样宽，还被母亲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十八亩麦子每天从中午割到晚上，一刻也不敢停，割完拉回来。人才能稍微松一口气，可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满嘴燎泡，声音嘶哑的说不出话来，人黑瘦了一圈。

趁大好的晴天，我们姐弟早上先“摊场”——把麦子乱抖在场里让太阳晒。以前，用牲口碾，自家的牛和邻家的牛合套在一起，两家轮着碾。一场麦子能碾到天黑。整个碾场的过程中，母亲是最辛苦的，她除了不停地“做场活”，还要给全家人做饭，每天从场里到庄院要上上下下跑几十趟。

碾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蹋场”。常常是赤日炎炎，突然就从东西南北任意一个方向滚过来一排黑云，后面紧跟着大风。所有人都慌了神，男女老少齐上阵，赶在暴雨来临之前把场“起”起来。

等所有的麦子都碾完，就进入了晒麦环节。颜色鲜亮、颗粒饱满的麦粒铺满场院，我们姐弟们在大树下铺开蛇皮袋子，或躺或坐，或聚成一堆打扑克、玩各种游戏。杏子已黄，我们爬上杏树，摘下又圆又大、饱满多汁的杏子，坐在凉树下敞开了肚子吃。晚上，都不愿回屋里去睡，抢着要睡到场里看场。天高地阔，明月高悬，稀疏的星星眨着眼睛，我们渐渐沉入梦乡。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一个个离开了家乡出外谋生。再后来，大型联合收割机来了，轰鸣的机器声中，为数不多的麦地两三天就全部收完了。人喊马嘶、忙碌劳累、紧张激烈的“场活”已难觅踪迹，人们收麦晒麦更像是一场休闲娱乐活动。现在，我的故乡，年轻人绝大多数外出打工，村子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大部分也搬进了新房。我的左邻右舍或者在塬上买了地迁走了，或者在县城买了房子搬走了。我母亲没有等到“场活”变得悠闲轻松的那一天，她在劳碌中轰然倒下，长眠于故乡的山野。不久我们家搬到了县城，再也没有种地，也就没有了“场活”。如今，回到故乡，老场院衰草离披，一片荒芜，老庄院垣墙破败，满目凄凉。我庆幸于我们的下一代再也不用受我们当年所受过的苦了，他们甚至连“场活”这个词也没听过。可是，我却无数次在梦中回到故乡，回到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奔跑于故乡的田野。

那一年母亲的祭日，我站在故乡的山野，茫然四望，突然想，故乡的每一条路，每一面坡，每一块地，一定印着母亲匆匆的脚印，也渗透了她数不清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