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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做数学作业，爷爷教我打算盘，我总学不会。他就会说：“去学校学吧，老师打打就学会了”。我埋怨他瞎显摆，他就说我是欠打，不是学不会。他说，他的算盘打得全生产队第一，我吐吐舌头说他牛皮吹上天，他把手扬起来怒喊：“把这娃惯得没样子了。”手落下时，变成摸摸我的头，揽入他的怀里，大笑着用胡茬扎我的脸。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生产队，所以他到底有多厉害我没有概念，也无从想象。只记得，村子里的人有什么事，都会来找他。拿一袋旱烟叶，坐在炕头或蹲在门口，烟雾缭绕里，他们一阵窸窣，一阵大声喊叫。我见过他和来客有说有笑，也见过他跺着脚手指着那人脑袋警告，奇怪的是，过几天事情结束了，那些人都会再来，说得最多的是“幸亏你给我指点”。

我记事以来他一直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走路笔直挺拔，我爸隔三岔五回家看他，总被他数落，临走的时候不耐烦地念叨一句“把公家的事当个事”，我那时候觉得他颇有一副土皇帝的豁达。

上了中学以后，我们去看他的频率逐渐下降。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我能多些时间跟他斗嘴。那个时候他还是会白衬衣每天都洗，隔段时间就会骑着自己那辆自行车，去临近的镇子赶集。我就数落他：“一个老头不要那样爱臭美。”他会不服气地回应说，他孩子出息，他就要穿得体面。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小毛病。虽然，走起路来还是昂首挺胸，一副骄傲的样子，但是，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或者胶囊，总在三餐前后被他皱着眉头吞下。他开始不像一个大人，会数落姑姑们不孝顺，会抱怨我爸没良心，就因为姑姑给他买的袜子不舒服，我爸回家看他的时候只是匆匆而过。我跟他面对面坐着，告诉他：“老同志你不要这么矫情，你以前不这样小心眼。”他蹭一下站起来大喊：“我以前还没让人开过刀呢。”我赶紧给他回话，免得老头血压又升高。我们两个这种我先批评他不懂事，然后他就要发火，我赶紧服软的交流逐渐多了。

上了大学以后，我甚至连寒暑假都很少回去看他了。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古板、教条、不讲道理，又因为听力下降，我跟他的交流总是声嘶力竭。我小时候那个印象里的土皇帝，变得专制、不讲理，还羸弱。他也觉得我越来越没有小时候听话，越来越没有良心了。后来，他做了三次手术，我都没有陪护，甚至我都是在他术后很久才知道他做了手术。听姑姑们说，是他不让我去，可我一直都以为是老头看见我容易血压上升。

我参加工作以后，他因为喉癌手术，已经不能言语了。再回去看他的时候，我也只能勉强看着他的手势贴近了耳朵从他微弱的发声里判断他的表达，哥哥给我翻译说：“他想去看看你上班的地方。”我大声地回应：“可以呀，你好好吃药，等个好天气穿帅气来。”他笑着皱起眉头把分好的药吞下，摆摆手让我走，哥哥说：“让你忙去。”我总觉得忙过那段时间我就可以回去陪陪他，只不过，我很多次都是这么觉得，可就是很少再有机会陪着他。

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床上躺着半个月了，见我陪在床前，他像是在请求一样地看着我，我贴近耳朵，听着他微弱地呜呜啦啦，哥哥说：“让你找大夫再给他看看。”我一时鼻头发酸，不知所措。那段时间，疫情防控最关键，我们连回家看他都是开了各种证明，也的确找了医生亲戚给他做了简易的检查，结果都是，年事已高，器官衰竭。我不愿意告诉他实情，我知道他是个骄傲的老头，骄傲了一辈子，临了不能言语了，即使到了最后想要抓住生命的时候，又被无情地告知最无法更改的结论。我只能安慰他说，有传染病暴发，医院不允许普通病人进去，我告诉他：“你没事，好好吃饭，身体里有了营养病就好了。”他不再说话，眼神黯然，转过头去，我看见他干瘪的脸上一行一行的清泪。

我是在单位上报工作资料的时候，得知他走了。那一天，距离我最后一次见他，仅仅三天时间。他的丧礼很简单，因为疫情防控，我们只是简单地按照当地的流程走了一下，不到三天时间他就下葬入土。他出殡的那天早上，大院里有哭声有喊声，我隔着很远的玻璃看见棺木被抬出，却始终没敢走近一步，没敢再看第二眼。

他离开一周后，我去下乡的时候路过集市上卖麻花的小摊，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一瞬间，我泪流满面。记忆拉回到很久很久以前，爷爷陪着我做作业。

他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才有出息。”我骄傲地告诉他：“等我工作挣了钱，就给你买集市上最好吃的麻花。”他笑弯了眼，摸着我的头说：“爷最想吃你买的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