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顺着山坡一起一落地跌入了我们的视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周书记。那天的他穿着白色衬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金属边框眼镜,瞧着斯斯文文的。
穿着补丁棉布衫的村主任却悄无声息地叹了一口气——这是第三个了,前两个待不过半年,就因为受不了这艰苦的环境走了。这个城里娃又能待多久?
但村主任还是拿出了村民们仅有的一些风干肉来招待他。饭桌上,周书记却似乎没有半点官架子,盘腿同村民们坐在土炕上,就着咸菜了解村里的基本情况。
那晚,村主任屋里的白炽灯亮了整整一宿。
隔日的周书记仿佛褪去了周身的文气,穿着布鞋,挽起袖子裤腿,跟着村民们上了山。
周书记来的那年秋天,他领着我们在他屋里看电视。
一个小不点扬起脸,眨巴着眼睛问道:“叔叔,什么是理想啊?”
周书记摸了摸他的头,看向一众孩子,不答反问:“那周总理为什么而读书呢?”
孩子们争着举手,声音此起彼伏:“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书记笑着点头,“那张思德呢?”
空气静默了一瞬。
“为人民服务!”小不点率先开口。
周书记刮了刮小不点的鼻头,“对,这就是他们的‘理想’。”
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
后来,我听过许多类似的话,但周书记的话却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
我曾问周书记,“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值得吗?”
他目光炯炯,“为了理想,值得!”
我曾见过他屋里彻夜的灯光,也见过他日渐黝黑的皮肤,可上天却未因此对他有所眷顾。
庚子年寒假,他去县城领防疫物资,回来不久就将自己关在屋里。村民们来送饭送炭火,也都被他拒之门外。后来,他情况很不好,说两句就要咳一次,但还是交代了来年开春的发展计划。
我最后一次去找他,他隔着窗户,用破碎的声音说:“你要记住,慷慨丈夫志,可以耀锋芒。”
他走后,村民们为他立了衣冠冢。
刚下过一场雨,天空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站在他的冢前,摊开掌心,里面躺着一枚泛着莹莹光泽的党徽。
“周书记,我带着您的理想,来看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