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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课，同学们都呼啦一下围在了银生周围。干啥呢？为银生揉肩捶背呢！银生的身子半倚在一张泛红的木桌上，半闭着眼，连声说：舒服舒服。银生每天都要带一本闲书来，眼馋一下同学们。

那时候闲书特少。一个有书的同学叫中庆，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我与他套近乎了好长时间，他借我一本书，好像是本《现代作家小传》，里面有马烽、叶圣陶、刘半农、杜鹏程等人的小传。书不很厚，很快就看完了，我在自己书包里背了好长时间。不舍得还给他呀，在书包里可以时不时用手摸摸。

银生喜欢年纪大点的同学给他揉肩捶背。我呢在班上算是小的了，当然每次只能眼馋地瞅着他借给同学们某本书的封皮。我们把封面叫封皮。有一本叫《创业史》，封面是灰绿色，有一个红色方框内是黑色的书名。扉页上的话更绝，一句是创业难……，一句是家业是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我的一个同学边走边读撞在了一棵树上。还有一本小人书叫《小英雄雨来》，封面上是个孩子。这书名我眼馋了好些天。

银生有原则的，借给谁看，只能一个人看，绝不允许再借给其他同学。像我这样的年纪小的，只能瞅一眼书的封皮，然后眼馋着咂咂嘴巴。

我眼馋，有一人比我还眼馋！这人就是大头。我整天琢磨书的事，大头也整天琢磨呢。有一天，大头拍拍自己的脑门对我说：银生家有书，你家也应该有的。绝对有。我半信半疑地望着他的嘴。

魁星楼是你家的吧？

魁星楼是我家的。我曾祖父时候建的。位置距离城门楼子不远。听村里一个年长的人讲，是一个两丈多高的大土台子，上有魁星神庙一座，面北。只是前些年被村里人挖掉积肥了。

这说法我信。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村里还有一段很宽的古城墙。让村主任带人给挖掉当肥料了。城墙很厚，挖起来很费劲。正挖的时候城墙塌下来埋了一个叫猪虎的人，当时找了童子尿给猪虎喝了，猪虎活过来了。现在还活着呢。当时猪虎还是个小伙子，劲儿大，挖城墙最卖力。

魁星是干啥的？

点状元的。

有状元还愁没有书吗？

曾祖父是个廪生。这我听父亲讲过。

廪生总是读书人吧？

是读书人。

那还愁没有书吗？

大头的话多多少少提醒了我。

饥饿年代，我曾见我家有一个残缺的砚台，只剩下半边了，一直在窗台上搁着，常被二伯父借过去当磨刀石，磨剃头刀。那时候都兴用剃刀剃头。二伯父说是一块上好的歙砚。

家中有歙砚不愁找不到读书人。有读书人不愁找不到书。

大头鬼点子多，说那就从你爷爷身上下手吧！

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完小毕业生，当时还贺过先生。爷爷善于作对子，也善于写毛笔字，常被四邻八乡请去作对子、写字。

那时候，孩子们常得一种过敏的病，身上出现大块的红斑。大人叫“风事”，都要找爷爷在孩子的背上用毛笔写几个字。写了字，第二天就好了。有一次我过敏，就是爷爷用这办法治好的。我当时并不知道爷爷在我背上写了什么字。后来问爷爷，才知道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几个字。

爷爷一直住在城墙外的一个土箍窑里，抽旱烟，也用土泥炉烧茶喝，箍窑四壁全被熏成了灰黑色。箍窑角落里有一个黑灰色的木箱，多少年了，很少见爷爷打开过。

大头说：就从黑木箱下手吧！

爷爷长年在箍窑里住着，怎么好下手呢？

你爷爷不是行走不灵便吗？你随便找个借口打开箱子就是了。（爷爷晚年半身不遂了。）

那只能等爷爷睡着了。问题是我老搞不清楚爷爷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卧床病人都分不清晨昏的。

有一天中午，我看爷爷真睡着了，嘴半张着。据说，熟睡的人嘴都这样的，能听到时断时续的鼾声。我拿出箱子的钥匙，轻轻一碰那锁就开了。锁是从前铁匠直接打制的铁锁，比现在的铁锁原理简单，也许只是象征性地锁着。

箱子是顺利打开了。箱子里可以说啥都没有，只看到一张有领袖画像的报纸。

大头说，爷爷这里不行，那就在你奶奶那里动动脑子吧！

奶奶在娘家上过私塾。奶奶的窑洞里有一个黑色的木头柜子，平时很少打开，偶尔打开也是姑姑来的时候。

大头说，就这柜子了！

要打开柜子必先找到钥匙吧。钥匙好找，奶奶，包括父亲、母亲都喜欢把一些东西压在竹席下面。门楣上也是个藏东西的理想地方。大头要我特别留意一下门楣上。门楣上还真有一把钥匙，应该是奶奶柜子上的钥匙。

找到放钥匙的地方，就剩下找合适的时机了。有一天机会来了。奶奶去看姑姑，母亲也不在家，机会太难得了，动手吧！为了壮胆，我找来大头在我家的坡头望风，若大人们回来了，大头就使劲吆喝或咳嗽一声。有大头望风壮胆，我很快就打开了奶奶的黑柜子。还真找到了一本书，是一本俄语课本，上面写着姑姑的名字，应该是姑姑用过的。页面上有姑姑标注过的重点段落，字是汉字，很是清秀。

这件事最后被奶奶感觉到了。奶奶知道有人开过她的柜子，非常生气。

奶奶认为是姐姐干的，最后甚至怀疑到了母亲身上。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很是后悔，想给母亲认个错，无从认起；想给奶奶认个错，又觉得张不开口。母亲应该自始至终没有想到是我干的。奶奶也应该没有想到。这事让我愧疚了好些年。奶奶下世后，有一次去看姑姑，我还说起这件事了，姑姑说她啥也记不得了。

姑姑20世纪60年代初幼师毕业，被分配在了新华书店。但因为家里很早就与姑父家定了亲，她的婆婆不同意她去工作，因为姑父在农村，所以姑姑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

亲戚中，姑姑家我算是去得最多的了。每次去差不多都有一个念想，就是找到书看。姑姑家应该能找到书的，遗憾的是一本也没有找到。姑姑看我确实想看书，就告诉我，村里有一个人应该有书的，这个人就是玉虎。

玉虎我熟悉，辈分比我低一辈，是个热心肠人，喜欢给村里人帮忙。村里有红白喜事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腿一瘸一拐的。村里打机井，一般同时打两口井，一个叫正井，一个叫副井，副井是专门供打井人上下用的。有一天，玉虎返回地面的时候绳子断了，玉虎被摔成重伤，腿此后残疾。

玉虎爱书，据说村里扫盲班一箱子书全归玉虎了。我与大头求过玉虎，这家伙死活也不肯借给我们。有一天答应可以借书给我们，条件是我与大头给他跪在地上叩两个头。我高兴坏了，总算可以看到书了。叩过头你猜他借我们什么书了？是一本连环画册，书名叫《砸瓦缸》，说的是古时候一个人去偷情，这女子的夫君回来了，这女子就把这男子藏在一口大缸里了。

这书我们没有看懂，玉虎又故弄玄虚说，他还有更好看的书呢！

玉虎拿出一个烟锅与一盒火柴说，要我们给他点着了，点着了就借书给我们。这家伙喜欢抽旱烟。大头给他毕恭毕敬点着了烟，这家伙，坐在一个木凳上跷着二郎腿享受着。说点烟不能算数，得每人吸一口他的烟才行。我们想看书，就不假思索每人吸了一口他递过来的旱烟。每人吸了一大口。这种烟很呛人的，我与大头最后都被呛出了鼻涕眼泪。

看我们这样子，玉虎心中动了善念。看在你俩真想读书的分上，告诉你们一个有书的地方。我一听乐了，他要我找我的姐姐问问。

玉虎的话也不全是骗我们的。

我们对面一个村子建起了花炮厂，有整车整车的书从城里的图书馆、书店、印刷厂拉了回来，书页的纸张正好可以卷花炮用。那个村子路不好走，我们村交通方便，所以拉回来的废书废纸就倒在我们村的一块空地上了，然后邻村再派劳力用架子车一点点拉回去。那些书要堆放好些天的。大一些的孩子，只要喜欢看书的，可以趁看管人不注意的当儿捡几本书的。姐姐应该捡书的。姐姐这些日子一直神神秘秘地看一本书，看完即把书放进家中一个方桌的抽屉里，加了锁。我已经注意到好长时间了。想看，姐姐舍不得给人看，不看又想看得慌。

这次不能再犯上次冒失打开奶奶柜子的错误了。这种桌子的抽屉前面可以加锁，后面有缝隙的，正好可以伸进一只手。反正是姐姐的抽屉，即便她知道了，闹一闹就完了。再说，姐姐抽屉里能有啥值钱东西呢？那时候姐姐刚初中毕业。姐姐比我学习好，人也长得好看，遗憾的是早早去一家小厂子上班了，再后来就结婚了。

有一天，姐姐去上班了，家里正好没人。我觉得时机来了，在桌下蹲下身子，把手伸进桌子后面的缝隙里，还真摸到书了。其中一本叫《剑》。姐姐每天痴迷其中的应该就是这本书。能让姐姐痴迷，说明是一本不错的书。我看了看封皮，封皮很简单，作者也姓杨，叫杨珮瑾。内容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我翻了半天看不出个什么来，就放回抽屉了。

还有两本很厚的书，一本叫《鲁滨孙漂流记》，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本已经严重破损的书叫《新儿女英雄传》，书脊用缝衣服的线系着。还有一本《青春之歌》，姐姐也很痴迷。我是兴趣全无。

老实说，这几本书我当时都没有读下去，倒是几本《红旗飘飘》让我痴迷不已，应该是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的，纸张很粗糙，封面也残缺不全了。印象最深的一篇叫《老山界》，应该是《红旗飘飘》中的一篇。我甚至还模仿《红旗飘飘》写起了一篇所谓的小说。

现在想来，正是这本《红旗飘飘》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随后看到了更多的书。

有一次随母亲去一个亲戚家，母亲想多待几天，我呢天黑的时候就哭闹着要回去。亲戚的弟弟知道我爱看书，说他家有一本《薛仁贵征东》特别好看，就哄我去他家了。他家确实有一本纸张黑乎乎的书，书里全是我不认识的字，是繁体字。这亲戚就给我一字一句读了大半夜。

“却说仁贵当时将天书藏在袖内，手拿弓箭、金鞭，前面童子领路，走到两扇石门边，童子把薛礼推出门外，就把石门闭上。薛礼抬头一看，四围黑暗，团团一摸……”

听到最后我就呼呼大睡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问亲戚的弟弟，真有天书吗？

哪儿有天书啊。

不过他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家里除了天书没有，啥书都有。这本书就是向这人借的。

我一听连忙打听这人是他的什么亲戚。他说确实有这么个亲戚，至于是个什么亲戚他也说不清楚。不过他告诉了我这亲戚的名字，正好我的另一个亲戚与他说的这人熟悉。

我亲戚说，这家真是书香门第，三代都是读书人，他爷爷在分县上过县馆。这人的父亲是省立第二中学学生，后来被打成了四类分子。

看来这家人确实是个读书人家，读书人家不愁找不到书。

第一次去找这家人心里很是忐忑。我借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半道上车子的轮胎爆了。爆了好，一出发我心里就打退堂鼓了。毕竟不熟，对吧！也是第一次出远门。那时候还没有力气扛起自行车，只好推着车子回去了。

回去后又心有不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书的人家，万一他家真有自己想看的书呢？那时候，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想看啥书。如果他家真有自己想看的书，车子的轮胎再爆一次也值了。

第二次去的时候也是一路的忐忑。听说这人脾气很坏。毕竟是读书人，脾气能坏到哪儿去呢？这样一想又轻松了。还是骑着那辆白山牌自行车去的。

老远看到一个穿麻布衫、胡子灰白的老人，正坐在打麦场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寂然读书。老人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我感觉老人就是我要找的人了。老人见了我指了指一旁的茶壶说，壶中有淡茶，可以消暑解渴，然后就一声不吭看他的书了。

老人手中是一本纸张发红的书，应该是手抄本之类的。我偷偷瞥了一眼，书名叫《净什么什么》。我一下想起了杜五郎。

杜五郎不出篱门三十余年，黎阳尉问他用什么养活一家人。五郎说：借居乡人之屋居之，卖药为生。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自此食足。

又问他平时都干些什么。

五郎说：端坐着，啥事都没干。

看书否？

二十年前看过几本书。

能记得书名吗？

曾有人送过一本书，书名没记住。书中提及一本书，叫《净名经》。至于《净名经》是一本什么书，他就不知道了。

这故事是爷爷讲给我的，来自《高士传》。

眼前的这位老者让我一下想起了这位杜五郎。正想与老人交谈一番，从旁边一个很深的院落里走出一个中年人来，对着老人喊了一声，吃饭，嗓门很大。我才知道，这人才是亲戚要推荐给我的人，亲戚称他“书痴”。老者是其父亲。

我在这里看到了不少杂志不少书。有全套的《文艺学习》。我就是在《文艺学习》上看到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这篇宏文的。杂志最后还给了亲戚，这文我保存了下来。

我翻得最多的是马列经典作家论文学的书，书名我忘了，精装版的。我想赖着不还，亲戚催得紧，最后当然是依依不舍地还给人家了。

记得有本作家谈写作的书，书名叫《作家谈创作》，中青社1955年版的，收录的是丁玲、老舍等二十余位作家的创作谈。他们的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我总算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

萧殷的《与习作者谈写作》，也很实惠。

《诗经诗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杜甫传》，好长时间是我的案头书。

杜甫去世于公元770年。韩愈有一首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宋人称杜甫为史诗。为啥这样称呼杜甫呢？“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称杜甫为诗圣。为啥这么说呢？“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这话谁说的？仇兆鳌说的。

评价这么高是有原因的。读杜诗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杜甫的热肠与叹息。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战乱中啥事都不能做，啥事都没法做，只有叹息了。

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第二年杜甫就离世了。

《诗经诗选》是余冠英先生选注的，是最好的《诗三百》选本。

《诗三百》就是《诗经》，已经有几千年了。孔子读了无数遍《诗经》。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又对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不读《诗经》连话也说不好。

我最喜欢《诗经》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句，出自《诗经·黍离》。

我的案头书还有一本《陶渊明集》，是我参加工作后买的。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365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卒（427年），被公推为古今一人。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完美的人物。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碎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

照彻古今的炬火，这评价应该没有第二人了。

幼师毕业后，姑姑出于家庭的缘故，一辈子都在村里参加劳动。毛笔字写得好，常给村里人写写对子，也给村里人记过工分。几个表妹与表弟都很有出息。家里至少有五位学子出身的。大表妹做到了某大学的教授，与我的一位异姓弟弟结婚。我的这位弟弟上大学时与我两对门，常来我这边吃饭。印象最深的是我毕业离开某城的那一天，是他送我去的车站。为了省下两大捆书的托运费，他建议我在车站外等着，他进站为我办好手续，这样可省下书的托运费——最后还是另补了票。弟弟对此很是歉意，我说买就买呗，这个咱要想得通。遗憾的是我的这位弟弟后来出车祸了，没有抢救过来，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已经做到了厅官。至今他高龄的母亲还不知道他出了事。

前一阵子，我去看过一次姑姑与姑父。姑姑、姑父都八十岁了，身体都还不错。姑父小时候识字不多。姑姑已经没法再写毛笔字了。我与姑姑还有姑父聊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其中就聊到村里的魁星楼。姑姑已经记不得了，倒是姑父记着好多事。

姑父说，他对我们村里的魁星楼有印象的，面朝北，建在一个很高的土台子上。他还为我画了魁星楼的草图。我让他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做个纪念。姑父写完了自己的名字，我让姑姑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姑姑的名字已经不叫好听的某某琴了。姑父说，姑姑嫁过来之后，与他一个叔父的名字相冲，就把姑姑的名字由某某琴改为某某了。

姑姑一直是我们家族晚辈的偶像。现在姑姑的手已经无法握笔了，反倒识字不多的姑父写的字更遒劲有力一些。

那天，我还请姑父为我画了村里的山神庙草图。村北原有一座山神庙的。山神管飞禽走兽。那个时候狼多，据说狼的嘴平时被山神锁着，即便想吃人，只能流口水了。画完也签上了姑父与姑姑的名字，还是姑父的字更有力，要知道姑姑当年可是四邻八乡有名的写家子呢。姑姑用过的一个瓷质的笔筒我一直保存着，上书“提高文化”四个红色的手写体大字，背后是兰花枝，非常雅致好看。开始我不知道是姑姑用过的，更不知道是姑姑亲手买的，通过姑姑辨认，我才知道是姑姑亲手买的并用过的。

至于小时候爱看书的姐姐，最后嫁给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年轻时候日子过得很紧巴的，现在好多了。

我问她现在还看书吗？她说不看了，眼睛也看不见了。

小时候看过的那些书还在吗？我还特意提到那本叫《剑》的书，应该还有一本《闪闪的红星》的。

姐姐说都让孩子们卖废纸了。

20世纪70年代村里打机井，玉虎从机井的副井里掉下去了，伤了一条腿。晚年得了一种颤抖的病，手与头老在颤抖。前几年我去过一次他家，当时玉虎正在公路边扫衣子，我们把干枯的草末叫衣子，可以当柴火烧。我说去你家看看吧？他很高兴，赶紧喊“儿子，你杨爷来了”。玉虎姓韩，比我辈分小一辈，他的儿子自然比我小两辈了。小伙子很热情，带我看了他家的房子。房子大体有两排，一排是新盖的，归小两口住，里面陈设与被褥都很新。对面是三间老一点的瓦房，应该是玉虎与老婆住的，地上晾晒着一大堆青萝卜，还有其他杂物。杂物旁是一个黑边的木柜子。柜子正面有红底黄色图案，图案正中是一个青黑色的细颈花瓶，瓶里是一束黑枝粉红牡丹。柜子上是各种纸盒子各种杂物。柜子旁边是一个红色的木箱子，四角是向日葵图案，正中是两朵肥大的粉白色牡丹。枝间还有一只喜鹊翘首张望着花朵上的两只蝴蝶，蝴蝶的翅膀一只是浅红色的，一只是纯黑色的。

听村里人说过，玉虎把村里扫盲班的一箱子书带回家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箱子。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看我反复打量着箱子，玉虎的儿子说，箱子是他爷爷时候的。

我只好说，这箱子漂亮，这箱子漂亮。

小伙子听后露出了一对黄黄的虎牙。

现在想来，银生的命运更难以捉摸一些，已经几十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有一天碰上一个初中时候的同学，我问他记得银生吗？他说，记得，在一个县的林场学校代体育课，已经去世了。

他家有许多书吧？

他家有书，他爸爸在外地工作，家里书多。

还记得那些书名吗？

记得，比如《创业史》。

银生的家的院落是用红色的砖砌成的。门楼很大，门楣上是“宁静致远”几个大字。门关着。我使劲喊了一阵，听见院子里有了响动，然后是一阵若有若无的脚步声。脚步声停歇之后，小门口开了，里面走出一个戴红色帽子的女人。

这是银生家吗？我问。

这女人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

我想问问银生小时候看过的书还在不，没好意思张口。毕竟银生不在世好些年了。

我突然想起几十年前的一个情景来：

那是一个冬夜，我与大头各自提着自己的小油灯去教室上自习，因为没有表看时间，这天我们起得过早了。到教室后我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一边用作业本上的纸点火取暖，一边打着哆嗦找木头生火炉子。这时候，有人在角落里隐隐喊了一声——疼。我与大头回过头去，发现一盏油灯闪着红红的光，油灯下坐着的正是银生。银生正在打瞌睡，脸被油灯映得通红通红，头发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

(原载于《广州文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