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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军队的组建过程中，一支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孕育并发展壮大的陕甘红军，成为我军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支部队后来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

1947年7月21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时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笔者作为南梁干部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干部培训工作，有必要去探究陕甘红军学校教育历程，从中得到启示。

在陕甘红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始终重视干部的培养，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陕甘红军学校教育逐步开始了正规化历程。从形式简单的随营学校发展到层次和学科相对齐全的专业红军学校，学校教育的开展，向陕甘苏区和陕甘红军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有力地保障了陕甘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陕甘红军学校教育在办学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自身的地域特色。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的萌芽

1932年1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中指出：“要加强本部队政治教育，改变现有成份，为建设正规红军做准备”。

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开办干部训练队，对全体士兵进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启蒙教育和纪律教育。政治教育方面学习阎红彦从中共陕西省委带回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军事方面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根据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制定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十大纪律”。授课采用讨论形式，提倡质疑问难，培养独立思考和思辨能力。

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出：“即刻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导员；最大限度加强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军事训练”。陕甘游击队成立了军政训练队，其中高级班培养排级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及部分优秀战士，并且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教学内容为学习谢子长起草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和刘志丹编写的《简明军纪》《群众纪律》等。

游击队召开党委会议，总结了游击战和发动群众情况，分析了当前形势，会议决定以《古田决议》为主要教材，对部队进行政治整顿。游击队党委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纠正了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部队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地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的初创

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中央命令‘即刻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省委决定应立即开展工作，训练新干部，使其成为二十六军的中心力量”。1933年3月，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成立，校长吴岱峰，政委汪锋，队长赵启民。

随营学校开设政治课，内容包括“共产党宣言”“土地革命”“阶级斗争”“古田会议决议”等；军事课教授基础军事理论及常识；文化课以扫盲为主。随营学校成立后，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刘志丹被剥夺了职务，但刘志丹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积极配合王世泰开展工作，先后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设的思想运用到军校教育的实践中，保证了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33年6月，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不顾客观实际，强令红2团南下惨遭失败，随营学校被迫停办。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的奠基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特委吸取照金时期的建军经验，强调通过加强教育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指出：“要扩大红军，巩固部队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是加紧教育训练，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1934年10月，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正式成立，校长刘志丹、政委习仲勋、政治部主任龚逢春、经济主任李登瀛、军事教员张宏殿，常务副校长吴岱峰。校址初设在南梁荔园堡，后迁址豹子川张岔办学，增加朱奎为团支部书记。

刘志丹主讲军事并与习仲勋、吴岱峰一起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教学内容有“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苏维埃选举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十大政策等”；军事课教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作战战术游击战术、制式训练、尖兵培养等。军校教学内容结合斗争实际，根据部队的需要设置科目，在革命斗争中遇到新问题，提出新要求，在教学上增加新课目。

军校生活艰苦，主食糜子，掺点白面蒸成馒头，个头很大，学员们都叫它“黄米杠子”；蔬菜很少，偶尔能吃到羊肉。学员们除了学习外，还帮助群众春播和秋收。学员们创作了《五孔窑》记录这段经历：“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面，睡的五孔窑，穿的军毛毡。上山去种地，下山把书念，敌人来‘围剿’，拿枪和他干”。

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是陕甘红军创建以来，教育规模最大、开设课程最完备，且有固定办学地址的学校。从1934年7月到1935年春共办学三期，先后培养军政干部200多人，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长为陕甘红军和基层建设的中坚力量，有效的推动了陕甘红军的正规化进程，巩固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的扩大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共计6个师30个团，约5万兵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为了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建设和加快军事干部培养，中共西北军委和工委决定：开办红军学校。

1935年7月，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迁址延川县永坪镇，扩建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瀛、教育长张文舟、大队长李启明、党总支书记曹华山、经济主任王士英。

教学内容除了延续陕甘边军事干校外，军事课增设班排连进攻、防御；土工作业；重机枪、迫击炮教学以及步炮协同等，加强在野外进行各种战术动作的演习。政治课增加军队政治工作，每周召开生活会，检查学习和内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文娱活动包括教唱革命歌曲、编演话剧、球类和体操等。

相较之前的红军学校教育，西北红军干校在规模上更大，学科设置更齐全，干部培养层次更加完善，不仅能培养基层干部，还培养中高级干部和特种军事干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红军学校教育体系。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的延续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甘苏区后，西北红军干校与中央红军干校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更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之后，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防大学。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的意义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造就了一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政治素质高，纪律观念强，群众基础好的军政干部队伍。许多学员毕业后成为各条战线的精英。中共七大召开时，陕甘宁边区144个代表中，有30多人出自陕甘苏区。他们不仅为陕甘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特殊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建殊勋。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加速了西北红军的壮大和正规化进程，策应了各路红军的长征，向中央告知了陕甘苏区存在的信息。虽然陕甘红军没有参加长征，但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陕甘红军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各路红军长征开始后，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陕甘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陕甘红军的英勇战斗引起了《大公报》《晋阳日报》等的关注，据《大公报》报道：“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实际上告知了陕甘苏区的存在和陕甘红军力量的壮大，成为党中央及各路红军落脚陕甘的向导。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为“南梁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地和精神内涵。红军学校教育使西北共产党人和陕甘红军全体指战员胸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面对数十次武装起义的挫折及红军和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失败，百折不挠、至死不渝。在工作和学习中，他们率先垂范，面向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在根据地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景象。虽然陕甘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培养的干部有限，但这些干部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得失，即使受到错误的排挤和打击，也始终服从组织决定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体现了崇高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风范。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干部培养体系。教学方法摒弃了死记硬背和注入等旧方式，采用启发和讨论的民主方法。在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工作，形成了自主学习和勇于实践的能力，对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加快红军正规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陕甘红军学校教育传播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广大领导干部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陕甘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领导作风上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形成了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工作作风，创造性的建党、建军、建政和开展武装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提供了重要途径，为陕甘红军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今天军事院校的建设和军事人才的培养以及现今干部培训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