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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北风劲吹，气温骤降，学生们齐声朗诵《渔家傲·秋思》。我说这首词是范仲淹在庆阳写的，时空相接，冥冥中因为庆阳，今人与先贤有了交集，于是孩子们来了兴致。

公元1040年至1043年间，范仲淹奉命于危难之间，走马上任主持西北军事。为抵御西夏进攻，庆历初年，范仲淹统领环庆军队，在今二将川华池山庄（华池紫坊乡)境内修筑了大顺城。在大顺城，范仲淹与庆阳的秋天相遇，才有了后来的传世佳作。

连年战乱，荒草萋萋，边塞荒芜，人烟稀少，年已五十二岁的白发将军目睹此情此景，心情悲愤，仰天长啸，激愤之余，一挥而就，《渔家傲·秋思》由此面世。范仲淹存世的五首词，有两首就是在庆阳写的，除《渔家傲·秋思》外，另还有一首《苏幕遮·怀旧》。他的文字意境阔远、景致秾丽、毫无衰情，抒发了边关将士浓烈的思乡之情，读来令人肝肠寸断。

范仲淹戍边四年，善于用兵，更为人称道的是，在庆阳期间，他乐于选贤任能，长于奖掖后生，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在他的激励下，青年才俊张载弃武从文，发愤读书，终成一代理学大师。他慧眼如炬，悉心培养还是下层士兵的狄青和种世衡，使他们成为有宋一朝不可多得的名将。训练士兵，开垦荒地，屡败西夏，西北边界有如铜墙铁壁，羌人尊称他为“龙图老子”，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之说。

因领略西北有功，1043年范仲淹被召回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满腔赤诚的范仲淹，身在京城，心系西北，多次上书，要求改革，富国强兵，与富弼等人在宋仁宗支持下，由此开始了一场大变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样一场足以荡涤泥污扭转国势的改革，虽然朝中大多数官员叫好称赞，却因触犯了大地主利益，受到他们反对，于是范仲淹及新政支持者们纷纷被贬出京，贬谪四方，历时一年有余，终告失败。

1046年，岳阳太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致信范公求文，大意是说：“新楼成了，请你写篇文章，行不？”滕子京与范仲淹，堪称难兄难弟，其时都是戴罪之身，贬谪地方，同病相怜，惺惺相惜，范仲淹见信，欣然接受，援笔成文，凡368字，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不仅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滕子京的随意之举，成就了一桩文坛佳话。同样遭遇贬谪，同样知己难觅，论格调境界胸襟，就比白居易616字的《琵琶行》高出许多！

范仲淹不仅文韬武略过人，而且治家有方。长子范纯佑，曾随父出征庆阳，吃住与士卒相处一起，每逢出征，必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父子携手同心，范仲淹因此用人无失，算无遗策，出征必胜。可惜纯佑体弱多病，年四十九就去世。二子范纯仁成就不凡，在理学宗师程颐的眼里，北宋名相首推二人，李沆和范纯仁。范纯仁行为低调，为人忠义，淡泊名利，侍亲极孝，一生清廉，体恤民情，人称“布衣宰相”。与乃父一样，曾知庆州，天旱饥荒，纯仁当机立断，不待上命，就开仓放粮，救活无数百姓，待秋天钦差到达时，感激涕零的百姓已自行补足了公粮。纯仁善良、勤勉、清醒、通透，大有乃父之风，自认：“吾生平所学，得之忠恕二字， 一生用之不尽”，告诫子弟，德行成就之关键在于“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三子范纯礼沉毅刚正，处事公道，勤勤恳恳，官至参知政事，为人称颂。四子范纯粹，为人干练，任事负责，官至户部尚书。看其四子，除长子早早去世外，其余都官至一品，位极人臣。在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由此来说，范仲淹是个成功的教育家。

范仲淹去世后，作为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偶像”，他的谥号被赐予“文正”。中国古代士大夫死后能被赐谥号“文正”的必然是政绩、人品、学问等各方面均有建树的立功立德立言者，司马光曾评价道：“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如此说，可见这一谥号地位之重，文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谥号，也是统治者给文人的最高褒奖。历宋元明清四朝，共有26人生前或死后获赠文正谥号这一盛誉，其中宋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等9人，元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5人，明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等4人，清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8人。

范公泉下有知，看到今天的庆阳，必然会捋须微笑，再写一首《渔家傲·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