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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罐搁在炭火上，火盆搁在炕头。外来客人坐炕边后，只见一只宽檐“铁帽”——火盆，盛满了明灭木炭，其中炭火旺处，蹲了一枚油黑“小瓶”，它就是“罐罐”。老人捏一撮春茶，放罐罐里先烘过，然后提起水壶，将开水倒进去。那罐罐太小，禁不起寒暄上几句，罐口便有蒸汽上来，紧接着咕噜起泡沫。老人拿一根小棍，伸到罐罐瓶颈处，将茶叶压压，将茶水搅搅。随即，茶罐又沸腾了，茶香开始溢出。老人这时拿起小盅，从罐罐里倒出茶汁，接到客人手中。然后又加水、拨火，二次再煮。这种从容、诚挚的情形，好似潮汕人家工夫茶，使我隐约觉得，这正是中国茶道的源头。

在陇南民间，罐罐茶更像早点，像是一种简餐，然后就成了饮食内容的一部分。农民从地里回来，借着炭火、借助小罐，能够快速地获得酽茶、烤热的馍片，从而轻松解渴，补充身体所需能量，消除劳作后疲惫。所以，这种简餐，是他们能获得的可靠慰藉。天长日久，茶与人的维系更加紧密，于是那小罐里的茶水，如同北京人和他们胡同间的豆浆油条，终成了一种依赖。陇南人说，“一日不喝瘾发，二日不喝头疼，三日不喝瞌睡迷梦乏”。这样一来，罐罐茶就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还上了瘾。

在茹河流域，喝罐罐茶人变得稀少。由于缺乏矿料，加之开垦剧烈，木材紧缺，当地人烧不出足够硬度的瓷器、夹砂陶。日用器件，大到水缸、盆瓮，小到盐盒、蒜臼、酒盅，都要向南涉过泾河，从百里外安口镇贩运回来，所以，过去几千年里，从华亭过泾川往镇原，一直是有大道彼此交通着，镇原政治、经济、文化等也一并归在平凉府麾下。

在过去茹河川，是否也用类似型质的罐罐熬茶，已经无从知晓。只记得小时候，我爷用铁皮壶来熬茶。那壶由铁皮铆接而成，用锡焊接缝，比陶罐轻巧许多，不怕磕烂。但是，这种壶受热快，又是束颈，烧开的茶沫和水总溢出来，“刺啦啦”──“噗！”，在火炉上激起一片急促的炭灰水雾。烟熏火燎，时间长了，铁皮壶看起来，又灰又脏。后来，我爷便改用搪瓷缸，他给缸子安上手柄，是两股“铁丝”，拧一起做成的。也不去扣盖，沸腾在观，这样，一定程度上免去了茶水在不提防间，就溢出来的急迫。

熬的茶喝久了，确实能让人成瘾，这样一来，茶叶越放越多，茶汤愈熬也愈酽。我爷不知道前后喝过几年，然后就喝起了酽茶，就是那种像抿烧酒一样、一口一口呷着扎扎实实喝的茶，茶香里有种莫名的苦。一些年轻人试着去喝、多喝了两口，结果不胜其力，竟然喝得头晕，醉得生出些恍惚。

茶不论多浓，总归性质还是温和。在中国汉字里，“和”这个字，指向人温饱，而“茶”是人温饱之后的存在，指向安详。所以，坚持喝自熬茶，这是一些人和他温和人格的外露。现代人已不说“熬茶”，而称之“煮茶”。但实际上，“煮”是对食品的烹饪，虽然都与水火加工有关，二者实非统一。“熬”是小火久久为功，是人静心慢工，是对草本所含物质的一种萃取方法。前者显得急切，也许得靠调料增持，来掩盖它的粗糙浅淡；后者却似在古炉中炼丹、似在陈窖中酿酒，自然会获得浓酽醇厚滋味，获得人世间岁月悠长。

时空改变，人世也在转变。陇南遗有古风，有偏于一隅的恬然，有使人羡慕的川岷之朴素风情。在我这个行走者的眼里，我发现，西和人在夜色下来以后，并不去闭锁他们门户。我又看到，在中国西部尽头，在藏区，在高海拔寒冷雪域，那里人黑色眼睛闪闪发亮，心地明净如雪山湖光，他们守着曾经不被打扰的万年纯净，灵魂里装满自然赋予。这样的观照、比照，怎能不让内地的许多人心生某种感慨、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