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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历史的警钟长鸣了什么?——读《血与火》《最后一枪》《鏖兵西北》所想到的(郑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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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彪以传记文学的形式,以史家的笔法,以文学的风采,写出了《血与火》《最后一枪》《鏖兵西北》三本巨卷宏著,再现了当年刘志丹、董振堂、彭德怀等驰骋沙场的英雄形象,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读完这三大本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掩卷谛思,这个历史的警钟,到底长鸣了什么?

先介绍三本书的故事梗概:

▲刘志丹像

《血与火》描写的是刘志丹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从学生时代追随进步,入黄浦军校;追随革命,参加共产党,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谢子长等一道出生入死,建立“陕北苏区”,使这里亮起了一片蓝天,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开辟了新天;为创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做了试范性的尝试。却被杜衡(后叛变投靠国民党)污蔑为“反革命”,后在陕北错误的“肃反”中被打入监狱,受尽酷刑,好在中央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指令“放人”,随即获释出狱,盛赞他为红军长征创建了立足点。在红军东征中,根据中央指示,率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进入山西,在掩护红军主力渡河回师陕北激战中,不幸牺牲。毛主席题碑曰:“群众英雄,人民领袖”。周总理题辞曰:“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就是这样一位旷世英雄,被领袖和群众共同赞扬的英雄,解放后却一直得不到公正待遇,特别是批判《刘志丹》小说后,株连了一大批陕北老革命,使之坐监狱,蹲“牛棚”,受批斗……

《最后一枪》描写的是在党的策划与领导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主要领导的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两万多人马起义后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红五军团出色地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击国民党的第三、四、五次“围剿”,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以一个师抗击国民党十几万大军,激战七天七夜,掩护数万红军渡过湘江。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铁流后卫,三过雪山,三过草地,在会宁会师后,又接到西渡黄河的命令,进入到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被“马家军”数万悍匪包围在高台孤城,激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上至军团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就这样一曲悲歌史诗,却长期淹没在历史烟云中,他们中牺牲的英雄烈士得不到正名,特别是季振同等十多位宁都起义的高级将领,甚至在江西错误的“肃反”中被秘密处决……

和前面两本书不同的是《鏖兵西北》描写的是革命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英雄活剧。说的是彭德怀元帅揭开“解放大西北的战幕”,从西府战役开始,一路“横刀立马”,一路凯歌飞扬,特别是和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马家军”悍匪鏖战兰州城下,更具有戏剧性色彩。在彭德怀率领的铁军下,马家军兵败如山倒。整个战幕虽有牺牲伤亡,但一路凯进,直打到新疆,促成西藏和平解放,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大业。作品再显了彭德怀元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本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上赫赫有功的元帅,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不同意见而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打成“反党集团”,长期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关押,致死后骨灰盒上连个真名都不能留!

读这三本书,三位极具悲剧色彩的大英雄,都深陷历史泥潭,被烟云笼罩,悲夫!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饶有深意地说了以下这样的话:在那“狂飚为我从天落”的年代——

“狂飚中充满了英雄,但伽俐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狂飚中遍布着色彩,但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苦难辉煌》P-491页)

这段话是否也可以用来思考这三部传记作品所蕴涵的思想分量呢?

一位文化名人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孩子”。这话说的一半幽默,一半含有几份真诚。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是不受遣责的”(斯大林语)。毛主席也曾经说过,通部二十四史都是假的。但不能因是假的你就不读。问题是,我们怎样读历史?统治者为史家忌。忌你不能说他不对,只能说他是圣哲,是明君,是千古一帝。而为他打下江山的英雄们,失败了,必受谴责;逆颜了,必受刑罚;功太高,必受贬谪。这几乎是历史老人常常训诫的定律。几千年来的封建史,无不血泪斑斑。真正的英雄在人民心中,真正的史实在深藏久远的历史烟尘中。要拨开烟云见真相,把人民心中的英雄还原给历史,这个没有过人胆识、没有铁肩道义、没有如椽的巨笔,是难以为之的。

▲1977年张俊彪在刘家峡水库

张俊彪三部军事著作,写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春风才刚刚拂动,历史潮流刚向正确方向滚动,谁也不敢保证历史不会“回潮”。在如此严峻而又千变万化的历史风云中,而且陕北的历史问题、红军西路军的西征问题,都还是尚未解冻的政治禁区,作者敢于逆往昔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刘志丹、董振堂、赵博生、彭德怀等先烈们“翻案正史,平反雪冤”,这不是一般学者、作家、史家所能为之的!时过四五十年的今天,我们读这几本传记文学,只从故事角度领悟其精彩,享受其波澜壮阔,感动其独到的笔力神韵,是远远不够的!要从书的背后,读到风云变幻,血雨腥风;读到惊涛拍岸,断岸千尺;读到祸福并存,如影相随;读到作者的血和泪,哭和笑……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三卷P-107页)张俊彪创作则是走着这相反的方向。这正是我们民族“脊梁”的风范!这三部作品,不仅给读者提供了阅读愉悦的快感,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广阔无尽的思考空间——为史、为人、为文的座标。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P-92页)

▲张俊彪的《鏖兵西北》曾被改编为12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大西北》,后因故搁浅,唯有曾专门为此制作的挂历记录了这段往事

《血与火》《最后一枪》《鏖兵西北》出版问世后,由此影响,解放平反了一大批陕北老革命,特别是董振堂等一批烈士,他们活着的被公正待遇,已牺牲了的,冠以“革命烈士”称号,被错杀的全部公开平反昭雪,在天之灵也得以安宁。这三部作品的价值正如高小莉在《陕西有个张俊彪文学馆》一文所评论的:它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文学与史学的影响”。(《追忆过往岁月》P-440页)我认为这个评判,在当时来说,是中肯的。从现在看,它的文学和史学价值才是久远的,永恒的!

张俊彪三部作品中的三个主人公的事迹、形象,已载入历史正册,流入了历史“正流”,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也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留给世人的是一面镜子。

唐代名相魏征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张俊彪三部军事著作,作为一口洪钟长鸣不息;作为一块明镜,高悬长空。它警示昭示人们什么呢?

▲作者手拿张自强老人曾用过的拐杖

首先,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是一本糊涂账。自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后,历史才廓清了它本来面目。读历史,看人物,审事件,必须以历史的态度,把它放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审定它的错与对,善与恶。如果丢掉了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仅凭个人好恶,或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或唯上诺诺,不敢直言正谏;或面对事实,避实就虚。这样,就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尽纠缠之中。刘志丹、董振堂都出身书香世家,彭德怀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当初出山,都视拯救民族危亡于己任,而奔波奋斗,他们的事迹,英雄行范,令世人敬仰。《最后一枪》中有一个小故事,董振堂当时起义后身为军团长,手里积攒着3000块大洋,而当时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也是知道的。试想,当时拿出他掌握的三十分之一,即100块大洋来接济家中父母兄弟,当是另一种境况。但他没有,全部不留分文上缴了党费。这是什么情怀?这是以党为父母,为天下谋永福的大丈夫,大英雄情怀。这个故事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在现在,也是菩萨现身,佛祖显灵。这种胸襟和风范,难道不使我们现今共产党队伍中的一些干部汗颜吗?!

其次,要有洞穿时空的历史眼光。历史永远是曲折奔流的一条长河。时代潮流造就了时代英雄。我读《苦难辉煌》很欣赏金一南这两句话:“最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而其中的个人决心永远超不过历史决心!年轻人在参与历史潮流时,其中对与错,顺流与逆流,只能由历史去判断,而不能借助于掌权者的圣旨玉口,更不能违背历史,去当顺风倒的“常有理”将军。因为历史潮流本来就扑朔迷离,有时候人们往往会陷入迷茫之中。我们只能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相反。具备超阅时空的历史观,就是舍弃私利,舍弃为尊者讳的片面狭隘态度,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环境中”去考察,去鉴别,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才会洞见“庐山真面目”。

再次,要具备丰满的历史良知。张俊彪自小受过饥寒交迫的苦日子,他懂得穷人的辛酸,自然会替为穷人打天下的英雄抱不平;他受过封建宗法欺凌,自然对公平、正义、自由、尊严有不一样的体会和超乎常人的向往;他入官场,步尘海,知道“江湖”险恶,人心不古……这些都具备了一位史家直言敢书的历史良知,因而才有了他为常人之所不为而为之的胆识和勇气,才有了这三部军事传记文学作品的横空出世!

后来,他经过外修内炼,懂得善恶、美丑、真假相互“幻化”的规律,所以把笔力重点放在剖析“人性”这个文学主题上。追根来说,这与他研究历史,读懂历史有关。于是,他的创作境界更开阔、更深邃,他后期的作品《幻化》三部曲和《曼陀罗》的问世,就是明显例证。

我读他的三部军事人物传记,如同听《命运交响曲》一样,长鸣不息……

2023年7月22日于匠村故居

作者简介

郑秉多(笔名澄天),陕西旬邑县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诗词学会会员,旬邑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从事过宣传、财经、企业管理和行政工作。常有文学作品见诸于《陕西日报》《咸阳日报》《检察文学》《华文月刊》《旬邑文艺》和各大文学文艺网网络,出版有诗词、楹联和自传体散文集《小桥心声》《四十岁苦旅》《应俗例隅》和《郑秉多墨迹选》等,作品和事迹入选《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华卷第二卷)等。

编辑:吴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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