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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棉衣已经上身。黄河两岸有了薄冰，沙滩、河石上有了点点斑斑的白雪。树枝秃裸着，在沿河面袭来的阵风中抖颤，告诉人们，天冷了。  

清晨，东方泛红，太阳将要升上来。我在滨河大道河堤上的人行道上跑步，迎面又碰见了吴坚。他依然步行上班，步履稳健，双目有神。我在心里盘算了好多天，想出去采访陕甘边革命老区，准备写《刘志丹的故事》。这个想法，也和住在东楼单身宿舍来往较多的同事私下里说过，他们都劝说：“小张，你在省委工作，是干部，要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你请假要去采访，写书，那是不务正业，别人也会认为你有名利思想，对你在省委进步很不利。这事，你可要想清楚了。”还有一两位处长，从地县调来不久，家属进不了兰州，也住在东楼单身宿舍。他们更是从政治上说话：“小张，你写点小诗小散文，作为业余兴趣，人家虽然看见你发表文章，嘴上会夸你，可心里也不是滋味。好在酸那么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对你从政影响不会太大。但你要集中时间去写书，你想想，领导会怎么想，大家会怎么看？还有一层，陕北的历史问题，极其复杂，你想过没有？你最好自己不要往进陷，弄不好就是两脚泥，还可能拔不出来腿，政治上受牵连……”好多次，想请假，可是见到这位老部长，话到口边又吞了进去，始终没有说出来。

吴坚是个老革命，有文化，有水平，也有胆魄和煞气，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和他熟了，心里也就不怎么害怕了，反倒挺敬佩他的为人和性格，说一不二，敢说敢做，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含糊其辞。

沿着黄河南岸的一条人行道，从东往西，前方的远山上有了霞光，我陪吴坚边走边聊。他问了一些近况，也问了一些社会上能听到的声音，他总是喜欢打听各方面的情况。快要拐过滨河大道，接近省委后门了，我突然鼓足勇气，把一个憋了很久的心愿讲了出来：“吴部长，我准备了好几年，想写刘志丹的故事，很想得到你的支持。”我望着他，停下来，观察他的表情。他并没看我，也不觉得吃惊，边走边说: “我听说了。你需要得到什么支持，说出来，我看怎么才能帮助你。”我急切地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部队回来，就一直在收集资料，积累素材，现在大体差不多了。我想去陕甘边老区实地走一回，看一下地形地貌，再顺便在西安、延安和庆阳找一些知情人，采访一下，争取掌握更多的第一手素材。能不能给我请一段创作假？”  

▲2001年张俊彪与吴坚（右）在深圳

滨河大道上，骑自行车的上班人流稠密了。那时很少有汽车，偶然才能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我陪吴坚走过自行车人流，沿人行道一箭之地便是省委后门了，哨兵刺刀上的寒光已在晃人眼目了。 

吴坚走上人行道，有很多步行上班的干部，沿途纷纷向他打招呼了。他继续走路，很少看那些向他问好的人们，只是点头回应一声。他问：“你想什么时候？”我说：“听你的。”他说：“你今天就不用上班了，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去采访。”我感到意外和突然，低声问：“我要不要找处长……”他果决地说：“你们处长那里，我跟他说。差旅费，回来给你报销。什么时候部里开会，我得讲一下，防止有人乱说话。”走过哨兵，进了大院，我一直送他到办公大楼下那排又长阔又厚重的花岗岩台阶下，还是忍不住再问一次：“那我明早就出发？”他停住脚步，站在第一道台阶前，目光有神地看着我：“你去准备吧，办公楼不用上去了。”  

晚上，我还是到处长家里，向他报告。他家住在省委北侧大教樑家属楼，这里住的全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干部，还有部委办副职的领导。处长家两间居室，孩子在过道小饭桌上写作业。他住的房间，单人床对面贴窗摆了两张简易木质沙发。他冲了花茶，让夫人炒了葵花籽，笑着说：“我知道你晚上会来。今早刚上班，吴部长把我叫去，说你请创作假的事，他都交代过了。”他让我喝茶吃瓜子，问：“你以前和吴部长认识不？”我摇头，诚恳地说：“我家是农民，一个干部也不认识，更别说像吴部长那么大的官。”他犹豫了一阵，才说：“我今天想了一天，你这事，太特别，换了任何一个领导，也不会准你的写作假。机关干部，拿着工资，请长假去写小说，还按公差报销坐车住店的费用，这放在全省，就是全国，恐怕只有你一个，没有第二个了。再说现在拨乱反正，工作这么忙，经常加班加点，宣传部就四十几个人，除了司机、打字员，真正能干工作的就三十多个人，大家想请一两天亊假都张不开口，不是生老病死，领导也不批你的假。你可好，吴部长说，先批你一个月，必要时还可以再给你续假……你这事，有人肯定会有意见，只是不敢说出来。我想不透，吴部长为啥肯为你的事，就真不怕大家暗地里说三道四，给他提意见？”我想了一阵，说：“我听吴部长说过，现在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都是人才断代，青黄不接。要大力在中青年中间发现人才，大胆扶植培养，尽最大努力解决各方面人才断代的问题。”他听了，微笑着说：“小张，那你可要想好，是继续从政还是去当作家，这里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他的话，我并没有听到心里去。我想到应当报告陈部长，就说：“陈部长那里要不要报告一下？”他说：“陈部长去地县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落实情况，今天上午出发了，估计一周后回来。”我请处长代替我报告，他却说：“陈部长那里，我不好去说，还是等你回来了，自己向她去报告。”  

第二天，我坐火车硬座，从兰州到西安，两元多钱的硬座票。带着兰州一位老红军的几封信，先找到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被秘书安排住在止园招待所，这里曾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在西安，我一口气采访了20多位老红军，全是陕甘早期的革命者，绝大多数住在兴庆公园侧畔的干休所，一家一座将军楼。他们大多是战争年代伤残，建国后难以胜任工作，很早就离休下来，住在这里，在房前屋后，种花种菜种庄稼，辣椒、萝卜、洋芋、南瓜、茄子、豆角、玉米……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几十年赋闲在家，文化大革命没受过大的冲击，安然无恙。还有几位，文化大革命前职高权重，挨斗受屈，如今尚未平反，还住在一些小胡同的大杂院里，正在找熟人托门路，一份一份地递送着厚厚的申诉材料。家住将军楼里的老红军，没有什么人生的起伏跌宕，日子平常，心境也好，他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也滔滔滚滚地倾泻战争往事，而且引荐其他知情人，为我去延安、庆阳等地的采访，写了引荐信，画了简单的踏访战地路线图。  

▲作者1984年于西安止园留影

从西安到延安，沿途全是黄土大道，汽车过后，黄尘扬起三十丈，如同黄土山岭间飘荡着的风帆，长久难以消散。延河、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在陕北的地县村镇间，早出晚归，奔波了一周。然后从延安坐汽车，途经铜川，取道子午岭山林的拉煤土道，到了甘肃省正宁县，这里有三甲塬、寺村塬、湫头源；再到相邻的陕西省旬邑县，这里是职田塬、底庙塬、土桥塬，还有电影《红河激浪》的实地红崖子河与店子河的一道长川……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主要在这一地域活动，西北陕甘游击大队、红二十六军，最早建立武装授旗仪式，都在这里点火与燎原，因而这里的正宁县、宁县和旬邑县，也是最早的红色政权设立的新正县。

▲旬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旧址

然后，从正宁的石子土路，坐汽车途经宁县，走遍了合水县和华池县的主要村村镇镇，山山峁峁，沟沟岔岔。合水县的葫芦城、包家寨，宁县的太白镇，华池县的南梁堡、二将川、荔园堡、玉皇庙川、葫芦河、豹子川……我都是靠脚步一一丈量过来的。当时交通很不便利，陕北和陇东，特别陕甘交界的几个县，虽是老区，但都是子午岭山林地带，山大沟深，林密草茂，人烟稀少，狼豹出没，都不通车，不论去哪个村镇，都是两只脚步行。有的村与村之间，少则五六十里，多则百十里山地，大村十来户，小村三两户，还有独户人家。我背上行军水壶，带几个冷馍，早行晚抵，一个人整天行走在山连山岭套岭的羊肠草径间，常常采野果充饥，也趴在小河边饮水。山顶上草木深处有冰雪的时候，吃几口冰雪，既解渴，又能提爽精神。找到一个流落老红军，夜里同炕睡觉，早饭同锅吃饭。他们家家户户吃得差不多都一样，待客的上等好饭是蒸高粱米干饭、蒸黄糜子米饭、蒸南瓜洋芋，熬小米稀饭，大多人没盐，吃的是淡饭，喝的是小河流水。他们要想出一回山，去一趟最近的镇子，都在腊月二十前后，往返两天，夜里在镇上寄宿一晚，有的人家往返所需三到四天。这里的流落老红军和当地的百姓，真是刀耕火种，艰难度日，那种艰困窘境，令人心酸落泪。在他们那里只要生活一两天，你会懂得，我们的生命中根本就没有苦和痛，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天堂里，尘世间从此再无艰难和困苦。

有一次，我从一个山村，天微明上路，走到天大黑，才看见山岔深处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靠近陕西地界，是子午岭山林的深处，莽莽苍苍，巍巍峨峨，暮色下的山林掩隐在灰蒙蒙升起的雾色中，有点迷幻，有点神怪，也有点恍若隔世，远离烟火，不在人间。这里住着一位流落老红军，长征路上是朱德的马夫，也是朱德的党小组长。他给朱德喂马牵马，追随朱总司令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甘肃的会宁，会师后又走到陕北，解放战争随大军开驻陇东。他负过很多次伤，挽起衣袖，拉起裤管，解开胸衣，到处有痕有疤，有弹痕，有刀伤，他说至今头上有块弹片，腿上有个弹头，胸部有一个手榴弹碎片，都长在肉里了，一天到晚疼，特别天阴下雨就锥心扎肺地疼，疼了他几十年，没有一刻停缓过。他家一孔小破窑，院里往外就是荒草连接着黑色的稍林，窑洞的上下左右，全是黑黢黢密不透风的稍林，风一阵阵地吹过，山呼林啸，如虎狼群嚎，似厉鬼哭叫，挺瘆人的。泥土和石块垒起的山墙，门窗是原木与荆条，除了夏季，春秋冬三个季节，里外全用泥巴抹平糊严，防御寒风冷气。山墙上半部，是用草捆填塞起来的，既能保暖防寒，又能通风透气。一条土炕，连着灶台，一面破旧的铁锅，大瓢小勺，全是大小的葫芦刻制的，锅盖是用高粱箭杆缝制的，水缸是用石块和泥巴加了粘米做成的，几个老粗泥碗有了许多豁口，筷子是竹子自制的，吃晚饭有辣椒无盐。这里海拔高，又是山林深处，每年无霜期只有几十天，无法种植小麦，能吃的就只有高粱、玉米、白菜、萝卜、洋芋和南瓜，木耳、蘑菇和山野菜，只要去拾，四季出门就有，取之不尽，食之不竭。

晚上，我和他们夫妇同炕而眠。他们将唯一一条破网似的小被子硬是给了我，老俩口和衣而卧。这一夜，虽已累极了，但通夜几乎没睡。老人家大声小声呻吟了一整夜，有时疼得坐在炕上，用石头枕头顶在心口窝，坐在那里喘粗气，偶尔会吼叫几声。我起初以为他临时生了急症，着急又难受。他的老伴说，他常年夜里都是这样，一来伤疼，二来战争年代饥饿伤了胃肠，肚子疼。我爬起来，摸黑找来自己带的胃药，让他吃了。他怕吵我，躺下了，但翻来滚去，折腾一整夜。他在窑里呻吟吼喊，院子外面除了风撼山林的颤抖与摇撼，还有一茬一茬的野兽前来光顾巡游，先是几只恶狼，像是哭丧，大嚎小号，爪子抓地扬尘，头顶门窗山墙，我听过狼嗥。接下来有一只或两只，在院里呼呼地吸着鼻子，尾巴在门上扫来又扫去，吼叫起来，尖利凶狠。老红军说，这是金钱豹，它们找吃的，家里有煨炕的烟火，野物还是怕人，怕烟火，轻易不会硬进窑，让我别怕。天快亮时，又有一拨来客，嘴在地里啃草掘土，发出沉闷的哼叫声。老红军呻吟着说，最后一拨，来的是野猪。我终于明白，这大山里的人家，没人养牲畜鸡鸭，是谁也无法保住它们不被野兽伤害，这里是山林，野兽的家园。

第二天早上，我准备前往下一个山村。我将身上带的药，胃药，感冒药，拉肚子的药，全给他留下了。按规定，在群众家里吃饭，要付两角钱和半斤粮票，他们不收，我还是多留钱给他们，粮票他们毫无用处。

陇东老区，我走访了十多天，在华池县访问了十多位流落老红军，他们的境遇大同小异：解放战争后期，大军准备西进决战，解放西北全境。为了轻装急进，除了减去不急需的物资用品之外，将年老病残影响行军的士兵，减裁下来，就地安置。这些老革命们，个个服从决定，人人自愿去最艰苦的地方，靠着双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不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添麻烦。离队时，每人领到一张便条，写着当地政府负责分发本人一斗粮食，没写小麦或玉米，这就是他们的退役与安家待遇。他们都被当地分到山大沟深的荒芜小村，与当地妇女结婚，却因年岁大了，身有残疾大病，又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一生无儿无女。我从他们这里又了解到，他们这种情况，大概有一百来人，除了去世的，有些生活还马马虎虎过得去的，极其艰困的可能有三十到五十个左右。我顺手也将他们提供的流落老军人的名字，记了下来。到了华池县城，我的钱和药品，全分别留给他们了。

如果说采访，我这一个来月，真可以说是盆满钵满，收获远超预期。但是，自从见到老区人民的生活依旧困难，环境改变不明显，许多山区的百姓温饱无望，看病既远离县镇医疗诊所，又无钱买药，孩子上学也只是空话而已。特别数量不少的伤残老红军，流落散居在深山野林无人问津，如果传扬出去，群众怎么看，外人如何说，后人与历史又从何处落笔？……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直噬咬着我的心，令我日间行走时分心，夜里休息时难眠。

我想了一路，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县里不缺劳力和人工，不缺木匠铁匠泥瓦匠，更不缺木料，漫山遍野都是树木森林，完全可以在县城近旁，就地取材，盖几排平房，办起一个红军敬老院，将这些人接出来，办个食堂，每月十几二十元，找几个厚道勤快的农民，把他们养起来，让他们老有归宿，也不枉枪林弹雨、血里火里、十几年提头冒死的革命生涯。若盖房有困难，挖些窑洞，办个窑洞敬老院也行，总比没人管他们要好得多吧！离开华池县城时，我专就这个想法，找了一位县领导，当时还叫革命委员会主任，即后来的县长，谈了我的想法。他不动声色地听完，平静地说：“县上基层工作你不懂。那么多群众，吃喝拉撒，哪个不困难？咱县办个敬老院，别的县办不办？再说咱是农业林业县，工资都发不出去，哪有闲钱办敬老院？省里要是给钱，咱就办，保管办成了。”他两个鼻孔，很大的口腔里，喷出了呛人的浓烟。我第一次感到了七品父母官的冷漠。

回到省里上班的第二天中午，走到省委大院食堂侧面靠后门的地方，碰见了陈舜尧副部长。她见面就问，听说你去陕甘边老区采访了？事先怎么没跟我说？我赶紧解释说：“临时心念，请假时吴部长就批了，让我第二天就去。你正好那天去地县调研指导工作，我在西安给你写信报告过，你没收到信？”她脸上没有表情，边走边说：“信收到了。本来有事要找你去办的。你回来了，先送我回家。咱边走边说，谈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我知道，她想听到的，无非是老区那几个县的农村工作，群众生活情况，县上干部的作风等主要问题。我就自己所见所闻，扼要概括讲了情况，最后说：“现实是，解放三十多年了，越是老区，越贫困；对革命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群众，就更加贫穷艰困。原因是，当年创建根据地，选择的地方就是国民党力量难以顾及的地方，军队也难以持久作战围攻的地方。而今，我们要建设这些革命的老据点，真正改变哺育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老百姓，难度同样极大。”她听了，说：“这些情况，平时没人对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看来，老区的建设，群众的温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我又讲了流落老红军的生活状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特别说：“省里拿一个大头的财政专款，地区出一个小头的钱，县里拿不出钱，负责抽调民工，调集匠人，就地取材，办个砖瓦厂，木头遍地都是，建个敬老院并不难。”她又问：“这种情况，其他几个县，还有多少需要照顾的？”我如实报告，主要集中在华池，因为当时部队精减难以随大军西进人员时，是在华池县进行的。合水县有几个，生活问题不太大。正宁县和宁县也不多，据说已经纳入五保户给予生活照顾了。她让我抓紧写个材料，交给她，她送给宋平看。  

▲作者在甘肃省委工作期间

第二天上班，我将写好的材料交给她。她接过材料，问：“你昨天讲的那个建议就很实在，写了没有？你能知道的人员，名单列了没有？”我从她手里将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给她看，告诉她，我的建议简要写了，二十多位流落老红军的名单也写在里面了，还建议只在华池修个敬老院。将来其它县如有的确需要照顾的，也接到华池来，让他们老有所养，社会舆论也会好。

没过几天，省委常委会上，宋平拿着我的材料，形成了决议：“由宋平同志亲自负责，省民政厅具体协调，华池县负责选址、设计和施工，修建一座红军敬老院，两年完工，投入使用。” 

两年过后，我的《刘志丹的故事》由杨植霖作序，开始在《甘肃日报》《甘肃文艺》《驼铃》《阳关》《甘肃青年》等报刊开始连载。华池县红军敬老院也建成投入使用，首批入驻五十多位流落老红军。老红军选了两位身体较好的代表，带了他们自己收集采摘的子午岭黑木耳、蘑菇、白瓜籽、山野干菜和黄花菜，长途坐车，专程来兰州答谢我。我很感动，请他们在家里吃饭，喝金徽牌白酒，告诉他们，红军敬老院是宋平书记亲自决定，亲自督建的，不然，我们谁也没办法，即便挖窑洞，也办不起敬老院，别说砖木结构的敬老院了。他们连连向我敬酒，真诚地说：“要不是你，宋书记也想不到给我们这些人修敬老院。解放都几十年了，县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谁知道我们？……宋书记，我们见不到，你代我们答谢，就说我们住进了红军敬老院，砖墙瓦房，玻璃窗又明又亮，还盘了热炕，点了铁火炉子，拉了电灯泡子，办了食堂，看病治旧伤也不要钱……我们可是享到新社会的福了，当年那些血没白流，伤没白受，苦没白吃……”他们皱纹纵横的脸上，充满了热泪，那泪花沿着深深的纹路在迸流……我知道，这是当时全国第一所红军敬老院。

我想，共和国应该记住的，是他们这些人；历史应该书写的，是他们这些人；今天不应该遗忘的，也是他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