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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伟 张全钰

南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高原上的一片红色热土，中国革命的历史重镇，一片遍插红旗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从此，南梁红旗不倒，挺起了中国革命的脊梁。

也许，南梁不如井冈山那样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不如延安那样被冠以“中国革命圣地”的荣耀，然而，不可否认，南梁政府是西北地区第一个建立的边区级工农民主政权，并为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提供了雏形与参照；不可否认，以南梁为中心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不可否认，以南梁为中心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两点一存”的说法是由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来的。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说，“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 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总体上讲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里所说的陕北，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就把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讲得很明确和具体了。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2009年来甘肃的时候，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11月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后来形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89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满怀崇敬与缅怀之情，走进这片黄土地，走进陕甘边烽火岁月，走进风起云涌、独树一帜的红色南梁……

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全国创建了几十块根据地，其中较大的有十几块。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根据地大都丢失了。而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

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途》中总结了5点。一是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二是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三是“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四是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五是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

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清涧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评价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武装。他们在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工作屡受挫折后，意识到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

1930年10月，刘志丹通过太白起义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游击队在南梁堡、东华池一带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逐渐发展壮大，1932年2月改编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5月，习仲勋等人发动了两当兵变。7月，习仲勋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3月初，他到达耀县杨柳坪，找到了红军陕甘游击队。

在这个长满杨树、柳树的小山村，19岁的习仲勋和年长他10岁的刘志丹第一次见面了，两位革命者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

“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坚定与否， 常常是在出现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在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的时候， 才能真正检试出来、体现出来。革命理想对革命实践的激发作用， 也常常是在最困难的时候爆发出罕见的能量。

那一年，刘志丹和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他们相互关心支持，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携手并肩战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失屡建， 几伏几起，异常艰难曲折。在创建根据地之前，陕甘共产党人先后领导了几十次起义和兵变， 失败后他们毫不气馁，又相继点燃渭北、寺村塬苏区烽火。渭北、寺村塬苏区斗争失败后，又转战照金，第一次在西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照金失守后, 他们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更大范围的根据地。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四合台村召开了陕甘边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苏区初具规模。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为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创造性地颁布实施了土地、财政粮食、军事、统一战线、民政劳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肃反、廉政、各种社会政策等“十大政策”，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根据地迅速发展，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一度辖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人的领导下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实现了对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确定了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战略方针，这标志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在23个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所及达30多个县。在刘志丹指挥下，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陕甘红军连克6座县城，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陕甘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同一时期，从全国来看，正是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陷入低潮时期。不难想见，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坚韧的革命意志，没有在困难和危机面前百折不挠的勇气和信心，是很难在中国革命逆境和低潮时期创造如此辉煌的。胜利的果实，让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全盛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范围东临黄河之滨、西至六盘山下、北迄长城、南临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先后设立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和53个苏维埃县（市）。

陕甘革命根据地与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国民党军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陕甘红军中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策应了长征红军，拉开了各路红军会师西北的序幕。

在南方各苏区相继丧失的形势下，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创造性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特别注意研究西北地区的特点，从当地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

从1932年3月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至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陕甘革命根据地历时5年6个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是这块“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处于流动中的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的可能。

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历史的指针指向1935年9月18日：在甘肃哈达铺镇邮政代办所里，几份过期的《大公报》《晋阳日报》《西京日报》，让长征到此的红军眼前一亮。当报纸送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激动地说：“给我把贾拓夫同志叫过来一下。”“陕北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毛主席一见贾拓夫，便忍不住询问道。贾拓夫整理了一下思路，不慌不忙地向毛主席报告了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之前，陕甘游击队、红26军活动以及陕甘革命历程，毛主席听了他的介绍，很是高兴。1933年11月，贾拓夫以陕西省委委员兼省委秘书长的身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寻找党中央，一直到1933年底，贾拓夫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1934年初，贾拓夫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并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就这样，贾拓夫再没有离开中央苏区，而是留在苏区，配合陈云一起做白区工作。

9月22日，党中央、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大家席地而坐，会上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了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定。毛泽东同志宣布了部队改编，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会议最后他提高嗓音，挥手向前，用洪亮的声音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全军将士欢欣鼓舞，纷纷振臂高呼：“到陕北去！到陕北去！”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即兴创作了《到陕北去》的歌曲，以此鼓舞全军将士的斗志，宣传党中央的主张。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张闻天在当天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所披露的陕甘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扼要摘引并作了分析，提出前进的方向和任务，文章署名洛甫，发表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这一期《前进报》上同时还登载了博古的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同样提出了建立苏区根据地的任务。

陕甘的根据地还在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长征之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不仅关系着长征的成败，更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事实上，自踏上征途起，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就成为党中央和红军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从湘西到川黔边、到川西、到川陕甘、到苏联边界，党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

直到榜罗镇会议，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扎根在陕甘苏区。

时间定格在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铁边城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此时，陕甘红军和群众也正热切盼望着他们的到来。

在聂荣臻（我们初进吴起镇，看到在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我们到了陕北根据地了！从此，我们一方面军正式结束了长征）、杨成武（吴起镇是为了纪念战国名将吴起的功绩而命名的小镇。可是走进镇子一看，除了一条小河，一排古老的窑洞之外，却看不出有什么纪念吴起的古迹，倒是一个窑洞口旁边挂着的一块牌子吸引了我们。啊，原来这里挂的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萧劲光（我们在镇上看到了久日不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不禁心头一热，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成仿吾（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红区的地方了。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的长征回忆录中，他们共同回忆了这样的场景。他们所说的区苏维埃政府牌子，准确的说是陕甘边区赤安县六区一乡苏维埃政府。而当时的吴起镇为赤安县六区一乡管辖，赤安县政府所在地在今华池县紫坊畔乡堡子山村桃树咀。毛泽东在吴起镇，分别会见了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和赤安县游击队一支队队长张明科，了解了陕甘苏区的基本情况。

对共同信仰的执着坚守，天南地北的共产党人紧紧凝聚在了一起。

1935年7月，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等地国民党军共13个师又5个旅近10余万人，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法，组织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8月中旬，刘志丹率领红26军一部和红27军共5个团及游击队，在吴堡慕家塬和绥德定仙墕，歼晋绥军1个团又4个连，俘其1800余人，迫使晋绥军主力撤回黄河以东。从而巩固了苏区的后方，为尔后集中兵力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创造了条件。 9月中旬，在中央红军尚在激战腊子口时，红25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同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共7000余人。反“围剿”的力量得到增强，接连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并继续南下，牵制国民党军队，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作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红军之向导”。11月初，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与红15军团在甘泉附近会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1、第15军团。下旬，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陕甘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战役胜利的经验和意义作了详细的总结，红军将士受到极大鼓舞。1936年，红军先后举行东征、西征战役，陕甘苏区进一步扩大。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会师后，北移至海原、靖远打拉池地区。这时，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坚持反共的内战政策，并坐镇西安，调集国民党军5个军，于下旬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向红军进攻。为粉碎敌人的进攻，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联名签发了《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定在山城堡一带击溃国民党军。当晚，周恩来、张浩来到环县河连湾，与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萧劲光等共同研究作战方案。11月21日，打响了山城堡战役，山城堡战役共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两个团。23日午后，在山城堡旧庙里由杨尚昆主持举行了“庆祝山城堡战役伟大胜利大会”。朱德、彭德怀、贺龙分别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长征结束了，新的任务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去完成。

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的长征，有出发点、转折点和落脚点。如果说，遵义会议是转折点， 那么，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最终让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落下了地。一般说来， 落脚点在哪里， 再前进的出发点和大本营也在哪里。出发-转折-落脚-大本营-再出发，就是毛泽东说的“起承转合”，连在一起，就是中国革命道路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落脚陕甘，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也意味着中国革命大本营正式奠基西北。从而，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第二军、第六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经庆阳、合水、宁县、正宁进入陕西蓝田、商县以南地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红军主力会师陇东、关中一带驻扎。1937年2月初，红一军团返回陇东正宁、宁县一带驻防，军团部驻正宁宫河镇（时属宁县），第一师驻正宁罗川春场村，所辖一团驻山河镇、三团驻罗川高家台村，十三团驻代家店村；第二师驻宁县早胜镇，所辖四团驻早胜，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十五军团进驻庆阳和西峰之间的驿马关一带，军团部驻驿马关城内，直属骑兵团驻庆阳桐川一带，七十三师驻西峰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镇，七十八师驻西峰义门村。红二方面军一部在合水、宁县等地驻防，军团长贺龙住宁县盘克城内。2月27日，中国人民红军援西军奉命组建，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下辖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骑兵第一团。援西军组建后，星夜兼程、火速西进，3月中旬，援西军进抵陇东镇原地区，这时得知西路军已彻底失败。援西军即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停止西进，在镇原就地驻防，援西军司令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红四军驻屯子镇，红二十八军驻开边，红三十一军驻平泉、中原、新城一带，红三十二军和骑兵团分散驻三岔、太平、孟坝、马渠一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全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富平、泾阳地区，整装待命，并进行改编。8月上旬，驻守在庆阳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离开正宁、宁县，开赴陕西三原、泾阳、富平参加改编。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陕甘红军主力部队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二营和六八八团二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和第一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陕甘宁独立师改编为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警备七团。部队改编后，陆续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陇东、关中作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军事战略基地，完成了八路军出征前的思想动员、军事训练、兵员补充、粮草及武器弹药准备等重要工作，保障了红军抗日的顺利出征。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八路军发出了血战到底的铮铮誓言。

这是灯塔的感召，更是信仰的力量。

陕甘，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投身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前进阵地。

从此，中国革命，向着新的征程勇毅前行，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甘肃南梁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