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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塬上举红旗。袁鹏飞 绘

“中华民国二十年，红军树旗三嘉塬，谢子长，刘志丹，锦章、细咀子扎营盘，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穷人把身翻……”这是正宁县三嘉塬索洛村贫苦农民李彦宏当年编唱的一首赞颂谢子长、刘志丹所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歌。尽管岁月流逝，历经沧桑，但是这首出自人民心中的歌还是牢记在人民的心头，至今仍在陇东群众中广泛传唱着。

20世纪30年代初，地处正宁县大山深处三嘉塬的穷苦农民由于天灾瘟疫的折磨，瘦骨嶙峋的身子还没有挺起，军阀豪绅的勒索和土匪残害的屠刀又劈头砍来，本来人口稀少的偏僻山区，一场场浩劫之后，窑塌人亡，炊烟散尽，满目荒凉。

也是在这个时候，谢子长、刘志丹骑着威武的高头大马，跟随扛着梭镖标、大刀、长矛、钢枪的三路队伍，穿过茂密的子午岭梢林，开往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回旋余地较大的陕甘交界处——细咀子、锦章、狼牙洼、秦曲、南庄子一带。虽然高高飘扬的旗子写着“西北反帝同盟军”字样，但是，由于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队伍装备简陋、服装很不整齐，常遭土匪掳掠的三嘉塬人民见之如见匪贼，扶老携幼，挑担赶牛，逃得无影无踪了。副总指挥刘志丹一看村中无人，鸦雀无声，甚至有些人家跑得仓皇，连门都没有上锁。他深知老百姓的苦衷，更加提高了做好革命宣传工作的警觉性。刘志丹一面通知部队在群众没有回家前不准动一草一木，还让战士们把村庄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面派侦查员去寻找老百姓。

其实，细咀子村还有一个人没有跑，他叫张万有，当时只有18岁，因为家中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不能远走，只好把母亲背到门前的沟里暂时躲着。他不时地窃听动静，越看越迷惘：这支队伍怎么和从前闯来的兵匪不一样？于是试探着回到村子里，刘志丹一见，特别高兴，急忙招呼张万有到队部，又是让座，又是递水，询问村里情况，说明队伍的来意，并动员张万有叫回外出的乡亲们。得知张万有是个老实可靠的穷汉子，家里还留着邻居家娶媳妇借来的桌凳,刘志丹拍拍张万有的肩和蔼地说：“小伙子，暂时不要还了，我们借用几天，队伍走后再还给你，好吧！”从此，刘志丹和一个姓马的军需就住在张万有家里，总指挥部和总指挥谢子长住在锦章村张积发家里，其他官兵也都就地扎营，从1931年腊月初五一直到1932年的正月初八。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转移到湫头、三嘉塬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进行整训。队委会遵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组织指战员着重学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展加强革命纪律性教育，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组织整顿。谢子长一贯非常重视革命队伍的军纪教育，不断以严重破坏革命军纪的具体典型事例，对指战员们进行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老百姓、坚定革命信念的教育。谢子长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穷人的队伍，我们闹革命，就要讲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根针、一根线。”刘志丹也严肃指出：“我们来自老百姓，再去伤害老百姓，那这个队伍就会不战自垮!”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反帝同盟军纯洁了队伍,严肃了军纪，坚定了信心，增强了斗志，提高了作战能力，密切了军民关系，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奠定了良好基础。

整训期间，平凉军阀陇东第十三师警备司令陈珪璋，为了对抗兰州军阀孙蔚如，指派属下刘宝堂团的史方成团副，前往正宁三嘉塬游说，妄图收编吞并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陈珪璋还委托史方成代表他，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雷恩钩、白锡林等同盟军总指挥部五名成员，各赠送了一枚在平凉已经刻好名字、上面还装有小指南针的骨质私人印章。陈珪璋的伎俩，不但没有实现他的图谋，反而使谢子长等同盟军领导成员更加清楚地看到，陇东军阀与兰州军阀间的混战对抗，正是发展革命武装的有利时机，更加坚定了拒绝收编彻底摆脱军阀纠缠、立即组建正规红军的决心。

1932年春节前夕，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斗争需要，再次指示同盟军党委应尽快打出红旗，迅速建立红军游击队。意见分歧的党委会和指挥部领导成员，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执行省委指示，立即打出红旗，于农历正月初六举行改编誓师大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2月11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咀子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锦章村的一个打麦场上隆重举行。在一棵大柳树下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上端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的红布会标，两旁，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迎着高原的寒风飘扬。吃过早饭，附近的群众像赶集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新整编的4个大队400多名游击队员，脖子上都系着红色“牺牲带”，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代表省委宣布了决定，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和骑兵队、警卫队，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分别任队长。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队成立了党支部，还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形成了党的核心力量和比较严密的组织。接着，旬邑县委负责人第五伯昌代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这面大旗的中间是一颗黄色五角星，五角星正中是镰刀斧头，旗子的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与旗杆平行的一行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谢子长举起红旗的时候，全场群情振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正宁、旬邑的老百姓成群结队，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自此，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人们向往已久的西北红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诞生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新时期。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成立，就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谢子长等还专门给指战员讲解“十六字方针”，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短期训练后，部队军政素质显著提高，指战员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陕甘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使正宁县三嘉塬和紧挨着的陕西旬邑县职田镇上的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喜笑颜开，十分高兴。当天大会后，职田镇附近墙下村的几十个农民就找谢子长，控诉他们村一个姓董的土豪的罪行，请求红军替他们申冤报仇。谢子长根据群众要求，召集队委会研究，决定当晚攻占职田镇。

职田镇距离三嘉塬40多华里，是方圆内比较大的一个集镇，驻有敌人的区公所和数十人的民团。1932年2月13日，攻占职田镇的决定作出后，谢子长当即命令骑兵大队出发包围职田镇，封锁各路口。当晚，大部队进占职田镇，至拂晓，敌职田镇区长、团总全部就擒，还逮捕了唐碧武等8个恶霸地主。第二天职田镇逢集，游击队当场烧毁了区公所的文书、账本及逮捕的豪绅的账债契约，并开仓分粮。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红军占领职田镇的消息，使西北军阀极为震惊，他们立即调动驻旬邑县境内的警卫团和附近民团共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一举歼灭陕甘游击队。1932年2月15日，敌人刚到阳坡头，就遭到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的伏击。此次战役一举歼灭“围剿”之敌300多人，缴获枪支300多支,还有弹药及许多物资。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后，经过短期整训，接连取得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战斗胜利，歼敌300余人后，即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下陕西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转战月余，歼灭旬邑、彬县、长武、宜君、耀县等地民团武装共1000余人，力量不断发展，影响迅速扩大。

1932年3月18日，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返回正宁县北柴桥子。3月19日夜，游击队第一次围攻正宁山河城，由于向导迷路，夹击未成，遂告失败。围攻山河城失利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圪垯村，队委会召开会议重新讨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决定：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南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把群众自行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配合红军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以寺村塬为中心，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会后，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寺村塬。

寺村塬是正宁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塬，由湫头塬、五顷塬等小塬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大梢山。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分驻寺村塬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塬后，立即将群众自行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于1932年3月24日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谢子长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土豪、恶霸，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几天后，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全面展开。

他们以游击大队为单位分区域活动，包干负责，分兵发动群众。游击队深入到各村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群众，号召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斗争，打土豪、斗地主、分土地。很快，这里的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首宿岭、车家沟等村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

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塬，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的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那天，谢子长亲自主持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是在新庄子村的岳王庙场里召开的，周围村子的五六百群众参加了大会。主要议程是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的地点在寺村塬，群众习惯上称其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车家沟村贫农）、唐贵荣（西城村中农）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驻在新庄子村西洼。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地主富农的粮食，一部分分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1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队长各1人，参谋1人。并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

长工出身的车家沟贫苦农民张进元，家里很穷，弟兄五个。张进元排行老大，这年27岁。他胆子大，大小场合都不怯场。虽然不识字，但是记性好，口才也好，声音洪亮，能说会道。游击队来后，他就参加了赤卫队，积极参加活动，大家就选他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进元当选后，上台讲了话。这位新当选的副主席，用土话讲了他对革命的认识，他说：“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财的命，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红军共产党爱的是咱穷苦老百姓，是穷人百姓的救命恩人！有了红军共产党，我这个穷光蛋今天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席。我们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他的讲话，虽然简短，可是热情洋溢、振奋人心，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开辟了西北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建立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分配土地。谢子长住在新庄子村，他亲自领导群众没收了西城村大地主刘西昆和于家庄的大豪绅赵元亨的土地、粮食、牛羊等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

1932年4月13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珪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山河城没有攻克。战后，游击队和赤卫军撤回寺村塬休整。4月20日，游击队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说，敌旬邑县城防守不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转而奔袭旬邑县城，大获全胜，一共歼灭守敌300余人。攻占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建队以来打开的第一座县城,影响很大。这时红军声威大振，很快发展到近千人。

（摘自《陇东：说不完的革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