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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荣

我有不少文章写的都是母亲的艺术、母语的文化。

那是2011年的冬天，我的母亲重病，我从南方宁波所供职的大学请假赶回庆阳。母亲因脑溢血，住院治疗，在狭促的病房里我伺候母亲十来天时间。

看来一时不能好转，就在一个雪花漫天飘落，天地全然洁白的日子，告别病中的母亲。那时还没有放学，我有五个班的写作课，觉得不能耽误太久，就返回甬城，硬着心把母亲交给了妻子、妹妹和女儿。

我离开病房里的母亲的时候，和满头白发的母亲告别，开始她眼睛还睁着看我，我说我回校处理事务之后，再返回来看她的时候，她转过了头，再也没有看我一眼。显然，他已经对我失望、绝望。

她是不愿意我再离开她的，我也绝对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还惦记着自己的学生。

我走出病房，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站了很久，迎着大雪，一个人走向车站。此时，朋友发到手机上的一张照片是一朵红花上顶着满头的白雪。没有想到，那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

因为我相信母亲一定还会醒过来，站起来的，我还叫家里把母亲转到另外一家医院，继续治疗。

就在两周后，母亲病危，而那一天，我还站在钱塘江边的大学的讲台上，课后从杭州湾赶到慈溪城内，再回到宁波市内，精神完全瘫痪，趴在床上整整一夜，四肢完全失去力量。

妻子、妹妹轮流抱着母亲回到我乡下的院子，母亲劳累了一辈子的地方。

她躺在自家的土炕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在镇上买好一口柏木棺材，雇车拉到家里。

我握着母亲冰凉的手，抱她入棺。

但是今天，在这本书的前面我要说的其实都不是我的这些不孝，我是想说一件往事。

我记得十二岁的一个情景，我跪在地坑院里土灶台前，我的“干大”（干爹）点燃黄表纸在我头上燎烧，灶膛里火光通红，我妈坐在木凳上，拉着风箱，面牛、面虎望着香火。父亲拿来剪刀，剪开我的脖子上戴的一个红锁锁，红布做的，里面装着棉花的圆形的棒棒，用红线交叉连接在一起。父亲剪开了红线，从我脖子上取下来——这叫卸锁锁，我长大了，成人了。

那是2011年夏天，那次母亲住院，在庆阳市中医医院，母亲叫二妹元玲回老家的柜子取一样东西，妹妹专程回去了一趟，回到病房，把一根红布做的布锁锁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交到我的手里，半躺在病床上慈爱地看着我。

“这是啥？”我问母亲。“你的锁锁。”

这是我的锁锁吗？我小时候戴过的？怎么还在？锁锁针线绵密、匀称。

“谁做的？”

“还能有谁？——你妈呀！”爸爸有点责怪地说。

我用手指捻了捻，好像不全是棉花，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啥？”

母亲说是我的脐带。

我愣在了母亲床边，惊呆、愕然，手里端着用红布和棉花裹着的我的脐带……那一年，我五十岁。

就是说，我带着我的脐带，这红布锁锁，这连接我和母亲身体的血脉，长到十二岁；母亲从1962年，把我的脐带以一种特殊的民俗方式保存到我五十岁，交到了我的手上。

脐带锁锁，是一件民间刺绣，可它的生命含义，还用我以文字再说什么吗？我只有愧疚。

比之于母亲对我生命的保护，我对母亲的艺术爱护的是多么的不够。

2015年12月29日晚上8时40分，我的岳母突发心肌梗塞，在庆阳家中去世。那时我在浙江慈溪杭州湾钱塘江边的学校，刚刚和学生一起庆祝即将到来的元旦。突听噩耗，我整个人木了，我一直说给岳母捎回去几包复印纸，让她画下她脑海里的刺绣图案，却没有做。三十年前，她为两个女儿做出嫁的“陪房”，去世前这几年，她坐在炕头、门前为四个外孙女、三个孙女每个人做了一套：两双布鞋、一对枕头，数双鞋垫……每个人的摆在桌子上，都能摆满一桌面。这还不算她为侄女、侄孙女们做的。

安葬老人后，头七之夜，岳父拿出岳母全部的作品，分给每个孩子，最小的孙女才五岁。岳母为方圆几十里的妇女画刺绣样子，从年轻的时候当村学的老师那时候就开始了，她告别这个世界之前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完成了这一针一线的劳作。

脐带和刺绣是母亲和岳母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后代的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