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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彦国

我时常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在村子里的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每当饭熟了，母亲总会站到家门口的土阶上，扯着嗓子往村子里喊：“军新……红新……回吃来……”我们一群在村里玩耍的孩子，听到了大人的呼唤声，会立刻停止玩闹，竖起耳朵仔细辨听，看究竟是谁的名字、谁的妈。听准了，立刻扯着嗓子往回喊：“听到了……回来了……”边喊边往家里跑。一进门，看到慈祥的母亲，还有可口的饭菜，心里头那个美啊！只觉得自己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

父亲是一名工人，在西峰城里上班。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还有奶奶在老家务农。小学三年级上完之后，父亲打算给我转学到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

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人也到了西峰，没几日就要开学。

一天下午，我们刚刚吃过午饭，听到院子里传来嘈杂的人声，说西环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在那个年代，车祸极其罕见。那个年代新奇事少，人们啥热闹都凑。看着院子里的人呼呼啦啦地往西环路走，父母也坐不住了，说：“走，咱也去看一下。”我便跟着去了。

到了之后，只见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父亲挤进去看了一眼，扭身回来说：“走，不敢看！”愣是拽着我们回家，母亲倔强地挤上前去，不出半分钟就眼圈红红地回来了。

回去的路上，默默无语。我问：“咋了吗？”父亲说：“一个娃娃殁了”。我从人流中嘈杂的议论声听到，那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在车祸中没能幸存下来，当场告别了人世。

母亲被这一幕刺痛了，当天晚上便提出要带我回家，不让我在城里上学。父亲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母亲很坚决，就是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他们便问我：“你自己是怎么打算的？到底是想在城里上还是想回去上？”我默不作声，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次日，天还没亮，母亲便带我去了长途汽车站，要搭乘早班车回家。父亲醒来后见我们母子不在了，火速赶到汽车站，很快找到了坐在候车室椅子上的我们。我原以为父亲会很生气，不曾想他的眼神威严中带着温柔。他在我旁边坐下，半晌不说话，我和母亲也不说话。

过了很久，父亲终于开口了：“娃娃还是要把书念下哩！”

这一句话之后又空了半晌。“你这一回去，可能就把娃前程给耽误了！”父亲接着说。

“耽误了就耽误了，只要我娃好好的，比啥都强！”母亲的话接得很快。

我看到她的眼泪正大颗大颗地往下流，父亲直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紧紧地盯着远方。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

等到候车室催促上车的广播第三次响起的时候，母亲拉着我的手径直走向了进站口。我回头看，父亲仍坐在那里，我看到了他宽厚的肩膀。

我们上车后，汽车开动了。我把头探出窗外，就在汽车开出车站大门的那一刻，父亲的身影出现了。他手里攥着两个烧饼，提着一小袋苹果，孤身站在那里向汽车招手。司机踩了一脚刹车，父亲从车窗外递进来烧饼和苹果，并嘱咐母亲说：“路上要小心，把娃领好，注意安全。”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宁县平子镇仙灵村，继续过上了简单朴实、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同村子里的好伙伴一起，又快乐地成长了两年。

直到一九八九年春，五年级下学期开学前，我才正式转入那所位于西峰区的西街小学，并从这里开始，逐步融入到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