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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宏

我是一名城市管理工作者，但在业余时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酷爱的写作。

我深爱自己的家乡，深爱脚下这片黄土地。小时候，每每听到村子里的老人讲述关于这里的故事，我就出神地望着落日，一想就是半晌。我知道，这里不仅有树，还有诗和远方，于是暗暗下定决心，有机会把这些都写出来。学生时代，我酷爱写作，老师布置的写作习题，我经常一写就写到深夜。常常因想得出神，让煤油灯燎去自己的头发和眉毛，惹得同学们捧腹大笑。一学期下来，别的同学的作文本和周记本大都用不完，而我的却总是不够用，要换两三次。长大后，我通过系统地对庆阳地方史志书籍学习，逐步了解到，这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轩辕黄帝部落都邑所在地，也是岐黄文化的发源地，还是周先祖的龙兴之地。这里的黄土地饱受忧患，泛着隐隐血色，每当北方游牧部落强大的时候，就要入侵斯地，对当地百姓进行屠杀和驱赶，于是，范仲淹知庆州，就谱写了一首劝农戍边的长歌。

时间到了清朝末年，这一带的灾难似乎更为深重一些，就最早点燃了西北革命的烽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历史上的苦难深重，就形成了该地域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文化，并一代代传承下来，筑成一座民族的丰碑，激励着我们去探索新的征程。毫无疑问，这些社会历史文化对创作而言，无异于找见了文学的富矿。我就谋划着去挖掘素材，创作一部全景式透视这里的风土人情，揭示中国西北发生革命的背景、经过、结果及回音的作品，于是长篇小说《大原》就应运而生了。

在《大原》写作过程中，我随时随地向别人请教问题。妻子、女儿、同事、朋友等，都成了我的好老师。每每遇到瓶颈，我就一边高声朗诵《红楼梦》等经典名著，对准名著找差距、找短板、找语感，一边有的放矢作修改，经过反反复复修改，手稿足足有一人多高。还背着样稿，带着妻子做的油饼，去北京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的老师请教，得到多位名师专家的指点，并针对指出的问题，做了相应的修改。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名言“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经过13稿的增删，共计删去50多万字，最终定稿100万字。

出版事宜敲定后，面对高额出版费用，我不得不面向社会去寻求帮助。这时候，我恍然明白基层作家原来不好当，是个苦行僧式的差事。既要当好写书匠，又要当好投资商，还要当好推销员和搬运工，但是相对于前辈作家，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不辍书写，那份艰辛，真让人落泪，而我生活在当下的好时代，就幸运多了。

书之所以取名《大原》，主要有三层考量：一是从地理意义上来看，大原就是虚化后的董志塬，主要考虑了历史文化传承的因素。早在《诗经》中，董志塬就取名大原，一直沿用到清末。二是从精神意义上来看，大原就是指陕甘交界处的黄土高原，它是一座矗立着的精神高地，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三是大原的“大”字，既是本书的文眼，又是主人公的精气神的外在体现，它与南梁精神有许多契合点。

紧紧围绕搜集到的素材，我谋篇布局，开发情节，展开创作，通过盐、油、辣子、醋、酱这些五味杂陈的常见东西，絮叨些平中见奇的事情。我应邀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22届学术年会暨“百年党史背景下当代文学的演进与经验”学术研讨会上，与全国评论界的专家作了充分交流与探讨，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唐、王、金三家义结金兰，并互相结亲，这是匪乱后董志塬的现状所决定的。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与矛盾纠葛是本书的实线。而这三姓家族子孙，经历磕磕绊绊，前后去南梁参加革命，并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变化特点，这是本书的虚线。实线紧紧围绕虚线去铺陈展开，开发故事情节，即人物是时代的人物、时代是人物的时代。人物活动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或超越所处的时代，内容的设定与开发都是为了反映这个时代的呼声。于是历史线索是真实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虚线要去实写，实线要去虚写。

希望《大原》能成为我献给母亲的书，让她在天堂里高兴高兴。母亲执教30多年，用微薄的薪水，给我坚持订阅《少年文史报》《语文报》长达9年。那时候，每年给我订报的费用，约花去她3个月的薪水。后来，我参加工作，领上全额工资，却常常为支付一碗饭钱而抠掐，就恍然明白母亲的慈祥与母爱的伟大。看着她日渐虚弱的身子，我就争分夺秒地赶进度。可书正式出版了，母亲却走了已经两年了。

文学是人的感情学，作品是作家的眼泪。如果我有眼泪，就要继续流给脚下这片深深挚爱着的故土，力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回报大家对我一路的鼓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