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网首页

一部被毁灭的木刻版

张子平

（一）

在我的故乡宁县良平乡店头堡万善坛东廊房二楼上，曾经保存过一批珍贵的木刻印版。这批木刻印版是一部书的全部初刻版。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上楼要借助木梯，所以平时也没有人轻易上去翻动，加之楼上比较干燥，这批印版保存得十分完好。

到了1967年初，“文革”的烈火燃遍了全国城乡各个角落。当时，故乡也与各地一样，大搞所谓“红海洋”，村村都在建请示台，画领袖像，写主席语录，戴主席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晨起来要在领袖像前请示，晚上睡前要向领袖像汇报。一场“忠于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革命领袖要“无限热爱，无限拥护，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浪潮，即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洪流席卷大地，人们唯恐自己落在了这股大潮的后面。就是在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背景下，有人突发奇想，打起了万善坛这批木刻印版的主意，要把这批木刻印版分给村里的贫下中农去做所谓的“忠字牌”，即把印版上原来镌刻的文字和图画刨去，用红色油漆涂饰后写上一个大大的“忠”字，遇有集体活动时举在手中，以表达对领袖的一片忠心。厄运就这样突然而至，这批珍贵的木刻印版被哄抢瓜分一空。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谁也不敢对这种以“革命”的名义所采取的“革命”行动提出任何异议。那年我在遥远的河西走廊上学，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运动从北京传播到各地，学生纷纷外出“大串连”，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春节前我回到离别一年半的家里探望卧病在床的奶奶时得知此事，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询问家里是否也分到一块印版，想看一看上面刻的是什么文字。家里人说此事好多人并不知情，知道时这批印版早已被哄抢一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批被瓜分的印版，后来并没有一块变成所谓的“忠字牌”，多数人拿回家后并没有派上用场，有的甚至把它当柴烧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我的故乡，上演了一出现代农村版的“焚书”事件。我后来曾经设想，如果当年毛主席得知在遥远的甘肃陇东农村，有人毁掉一批珍贵的木刻印版为他做“忠字牌”，老人家肯定会气得昏过去。现如今，“文革”虽然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但那批珍贵的木刻印版被毁，成了故乡人抹不去的心头之痛。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故乡的历史，谈起万善坛曾经的辉煌，自然而然地会回忆起那批木刻印版的不幸遭遇。当时也有少量印版被保存了下来，但前些年又被人收购变卖不知其踪。

说到这里，人们不仅要问这批木刻印版究竟是怎么来的？都刻了些啥内容？它的数量有多少？它的价值有多大？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搞清楚这些问题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当代的故乡人再不做些实实在在的挽救工作，让这件事就此消失在人们日益退化的记忆中，那么我们将愧对故乡、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子孙后代。

（二）

时光进入了新世纪，故乡那处已有290年历史的古庙宇从它扮演的小学校址的角色中退了下来，真正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大约在2010年底，我和同乡张银科商量，把故乡已经消失的一些文物古迹用文字记录下来，对故乡对后代也对自己有个交代。在筹划过程中，自然也谈到了这批被毁灭的木刻印版。张银科说当年他也得到了一块印版，只是一面的画面已经刨平，另一面的字迹尚依稀可辨，这无疑引起了我搞清楚此事的极大兴趣。2012年春季，村里一些有心人自发组成的万善坛管理委员会，倡导乡亲们自愿捐款维修东西两座廊房。在此期间，村里人又交回了三块印板。然而，善良的人们总是疏于防范，认为属于庙里的东西就放在庙里为好，甚至也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上面刻的什么内容，谁知过了两天打开庙门一看，那几块难得的印版又不翼而飞被人偷走，这件事令大家更加气愤。如果说当年毁灭这批印版是由于愚昧无知而铸成大错的话，那么今天这几块印版得而复失纯属个别小人贪婪疯狂之举。人们都明白当年的“四旧”垃圾，如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物，它的价值肯定不菲。但是，即是用它换得千金，这种见利忘义的行径在众人心目中一文不值而受到谴责。令人庆幸的是同乡张应文又收集到了有心人保存的一块完整的印版，从而为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两块印版保存基本完好，但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个别字明显缺失。虽然如此，还是从这两块木刻印版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信息，证明这批木刻印版确实是一部书籍的原始初刻版。在此，我们向印版的提供者致以深深的敬意。现将研究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1、书名。印版中逢上部竖刻书名，两行八字为《救生铁槎百子图书》。此前，在调查中，也有人提到这部书是“百子图”之类的话，但“救生铁槎”四个字从来没有人提及，而这四个字恰恰是揭开这部书迷踪的关键。

2、主编者。主编者应为刘烈善先生。刘烈善系山西晋中南人士，籍贯不详。清光绪末年先生慕名来到我的家乡，依托村里的关帝庙创建了具有道家色彩的民间团体万善坛，宣扬道家崇德向善思想。其子侄官保、玉保、佛保先后来到我村陪同先生长住。烈善是先生在万善坛的道号，故乡人称之为善名，其真实名讳现已无人知晓。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先生突患疾病，就医救治不及，逝世于吾村，享年70多岁。邑人感念先生之德，以隆重礼仪葬先生于本村新集路庙田坟茔。六十年代中期，其亲属迁先生骨殖回归山西故里，先生坎坷一生，叶落终于归根。

3、版本情况。本书刻版宽32厘米，印张对折宽16厘米，长22厘米，中缝宽2厘米，上部竖刻书名，两行楷书八字并列，中部有书籍卷码，下部有本卷页码。这两块刻版完整的一块为卷四·五十四、五十五页，仅存一面文字的半块为卷十五·十三页。本书的卷别分类类似于今天的章节。

印版为硬木双面阳刻，刻版厚度2厘米，边框1厘米，边框中刻三条装饰线，中间为粗实线，两侧为细实线，每页四角及边线中间刻有花纹图案。

4、字体。繁书宋体竖排，单字0.6—0.8厘米。整页10行，单行22字。字体方正，刻写隽美，个别字有明显挖补。顶格之上阴刻批、词、诗、赞等提示单字。

5、图画。书名表示为“图”书，故图画占全书重要部分。现有的卷四·五十四、五十五页均有整幅图画，两幅图画面有人物、房屋、山峦、树木等。图形逼真，比例协调，线条流畅，精美异常，为难得的木刻艺术珍品。估计全部图画约一百多幅。

6、成书年份。约为1920—1921年。判断依据有四点。一是从现有印版分析，这部书是专为万善坛而编撰刻印刊行的。而万善坛之名目前所知始见于东、西两座廊房文字所记，时间为民国元年，即1912年。1920年为万善坛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建设，属万善坛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条件最强，编撰刻印刊行本书，具备客观物质条件。二是刻版标点清楚，虽然只是运用了句号，但也为判明成书年代提供了有力佐证。中国古代文书一般不加标点。但不加标点并不等于没有标点。20世纪以来的文物考古表明，中国从先秦时代就有标点符号，不过无统一标准。《宋史·何基传》称何基：“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清章学诚《丙辰礼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只是古代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但运用十分稀少。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位著名学者，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颁布施行。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我国第一部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法从此诞生。本书虽然只采用了句号，估计是出于刻写方便之考虑，但也从一个侧面为考证成书年代提供了依据。三是卷四·五十五页文字中间明确提到“廿坛之庙”，表明万善坛之名号已经有20年的历史。如果以1920年万善坛新的一次修建为时限的话，向前20年则为1901年，这同此前我们判断刘烈善到达故乡创立万善坛的时间大体是吻合的。四是图中人物有的着短衫长裤；有的着长袍外罩短褂；头戴瓜皮小帽，具有明显的民国中期服饰特征。

（三）

目前，仅靠现存的一块半印版尚不足以解读本书的全部内容，因此，正确地解析书名，对于我们了解全书的思想内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书名关键在于一个“槎”字。“槎”在古代的本意是指木筏、竹筏或船。“槎”亦作乘槎、浮槎讲，即传说中往来于海上和天河间的木筏。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记载说，天河与海相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日月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月，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有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何由至此？”此人为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云：“君还至蜀都，访严君平，则知之。”竞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天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也。这则记事显然说的是关于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南朝梁宗檩《荆楚岁时记》，也有类似传说，汉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等河源。乘槎经月，至一城市，见一女在室内织布，又见一男牵牛饮河。后带回一块织女给他的支机石。历代文人也有许多关于乘槎的诗文传世。北周庚信《哀江南赋序》“况复舟辑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道之期”。唐李山甫《赠徐三十》“从今不羡乘槎客，曾到三星列宿榜”；刘禹锡《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著名才女上官婉儿《游长乐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倩语张骞莫辛苦，人今从此识天河”。宋苏轼《此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岂知乘槎天女侧，独倚云机看织纱”。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古代常以“乘槎”比喻登天，也用于比喻奉使，还比喻为入朝作官。唐杜甫《秋兴八首》：“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虑随八月槎”。温庭筠《李羽处士故里》“柳不成丝草带烟，海槎东去鹤归天”。韦应物《龙潭》诗：“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晓月浸东山”。清汪懋麟《得舟次二只琉球使还消息》：“闻道乘槎客，安流实快哉。”清黄遵宪诗《远归》：“且图傍岸舟牵住，竞说乘槎祀斗还”。近代革命老人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回忆序诗》：“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海起雄心”。古代一些著名的戏剧中也有有关的唱词，如元王实甫《西厢记》有：“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倾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清孔尚任《桃花扇》也有：“阻隔着黄河雪浪，那怕他天汉浮槎”。

这些神话故事、诗词歌赋和戏剧唱词表明，“槎”或“乘槎”、“浮槎”并非生僻的词语，而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因此，把“槎”用在书名中也很正常。既然槎是指木筏、竹筏，又为什么用“铁槎”一词呢？这很可能与道教全真道有关。据史书记载金大定年间，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来到山东荣城南部的黄海之滨的铁槎山，铁槎山面积约20平方公里，因它峰连九顶，其色如黛，故称九顶铁槎山。滨海之地，水气蒸腾，山间云雾缭绕，峰顶露出云端，犹如浮船漂浮在云海之中。古代相传东海有三神山。《史记·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又传上有不死之药，以黄金、白银为宫阙。传说战国齐威王、宣王、燕昭王及秦始皇皆曾派人入海寻访此三山。因此，道家把铁槎山称为成仙得道的福地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王重阳在此授徒讲道，先后度化了马钰、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七位弟子。“全真”之名是王重阳和他的大弟子马钰修炼时所建房舍之名。全真道创立后，四方受戒者接踵而至，不数年徒众遍及山东各地，由于其弟子的大力传播，元代已成为与正一道并立的全国两大道教派别之一。王重阳的弟子王处一，在铁槎山云光洞继续研究全真道法，又创立了全真教昆仑派，并完成了著名的《云光集》。《云光集》收诗词歌赋600余首，多为赠答之作，还有述怀、记事、答弟子问等，大旨为宣扬全真道教义，劝人看破世间一切，归向清净无为。其赠答对象遍及文武官员及社会各个阶层人物。凡劝人皆诫之以归玄修道，教法则以内丹为主。谓神炁混合，三田反复，三华聚顶，则“虚无元炁结神丹可臻形神俱妙，性命双全。又多言悟性了心，又主张断绝酒色财气，妄情恩爱，并阐述柔弱谦下之旨”。

以上就是对“铁槎”二字的解读，正确与否，不敢断言。由于资料实在太少，故此乃个人一家之言，如果能够成立，那么“救生铁槎”之意应该是指普渡众生到达道家所言的理想境界。至于“百子图书”，则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百子迎福图。“百子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百”字含有大或无穷的意思，因此把祝福、恭贺的愿望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在礼仪之邦的中国，上至古代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文人平民百姓，都愿意在喜庆甚至平常生活中都用上它。因为人们相信，好的愿望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明许仲琳《封神演义》生动地描述了周文王有九十九个儿子，后在路旁又捡了一个雷震子，正好一百个。文王生百子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中国古人的观念认为孩子生的越多越好，子孙满堂被认为是大福大贵的祥瑞之兆，所以古代有许多百子图流传至今，就连我们常用的被面上百子图案也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画题。百子图的典故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相传周文王妃大姒多子而再孕，群臣欢喜，作诗歌颂。译成白话，意思就是：大姒妃延续了周室美好的血脉，愿她生下一大堆胖娃娃。百子图画面常用谐音谐意，寓意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子孙昌盛，万代延续。元杨维桢《六宫戏婴图》诗：“百子图开翠屏底，戏弄哑哑未生齿”。宋辛弃疾《稼轩词·鹧鸪天祝良显家牡丹一本百图》：“恰如翠幕高堂上，来看红衫百子图”。许多艺术作品亦依此为题材创作，明著名画家唐寅，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亦有名作百子图传世。意大利著名画家郎世宁（1688—1766），清康熙54年（1715年）来华，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郎世宁创作于雍正时期的《百子图》，为罕见的艺术佳作。一些地方还有与百子图相关的古代建筑，如四川泸州百子图寺，原名真如寺，初建于唐，清康熙七年（1668年）重修，乾隆53年（1788年）培修，因寺壁塑有“文王百子图”，寺门砌有“百子图”坊，故渐易其名。本书亦以百子图为题，假托百子之名作画一百多幅，借以宣扬道家的思想。其卷四·五十四、五十五两页图画中的主人公祥元子应为“百子”之一。依此类推，应该还有其他九十九位，可惜的是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所托之名，所行之事。期望当年获得印版的人，如果还保存珍藏在手，可展示出来以供研究。

（四）

本书的总体内容目前还知之甚少，但通过分析解读现有的两块木刻印版，还是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现将这两块木刻印版的三段文字内容按原木刻版排列次序照录如下并略加解释。括号中文字为印版顶格阴刻批注提示之字。缺失之字以□代之。

（赞）祥元子生平持行缘法图说。

（诗）身持缘法身承全。全其大缘般般□。济贫拯苦尽我道。创庙刊书应吾专。施舍遂其生平愿。劝化犹然今古传。善德果功统做尽。趋趋步步近西天。

（词）执修缘法之事。一诚无二维先。周急恤贫为本。更应施舍周旋。创庙刊书缘大。圣喻宣讲独专。与人方便为上。逢苦阴骘积绵。劝化募化均尽。大缘大果结全。应此缘法功大。天赐缘结西天。

（批）缘行济世拯苦。惟尽好生之心。法行方便阴骘。惟尽周旋之恩。人抑生以缘法。天隆生以缘结西天。

           （《救生铁槎百子图书》卷四·五十四页）

本页配图一幅，分上下两部分。图的主人公名祥元子。图下部内容为：“缘因途遇救病回生”。主人公祥元子似乎为一郎中，或懂医道急救常识。他在行旅途中，遇一人突发疾病，为其把脉诊治，另有一人扶卧地之人，病者作呕吐状，祥元子身旁放一褡裢。图上部内容为：“法由救命天官加福”。画中天官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手持“天加高寿”法旨，驾祥云而至，祥元子作揖跪拜。上下两部分图形浑然一体，苍松翠柏挺立，山峦起伏，人物传神，美不胜收。

结合图文分析，通过祥元子治病救人，挽救病人于危难之中，感动上天为其添福加寿的事实，宣扬人生都由缘法注定，人与人因为有缘而意外相逢相遇。故人要多行“济贫拯苦”之道，“惟尽好生之心”，“与人方便为上”，讲诚信，行善举，“周济恤贫为本”。如能做到这一点，便是积德行善，会感动上天为你添福加寿。从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得知，这部书是专门为万善坛“创庙刊书缘大”而编撰刻印刊行的。“创庙刊书应吾专”是编撰者的职责。编撰刻印刊行这部书，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崇德向善的思想，另外，也借此书宣扬“劝化募化均尽”，动员有缘人捐献钱财，周济拯救贫困的人。另外，本段中有一字繁中带简，估计是出于刻印方便而为，从词意看应为“骘”字，“阴骘”也称为阴德，《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思是天默默地安定下民。

（赞）祥元子生平持行皈依图说

（诗）志尽皈依志尽虔。功完阴德般般全。缘修圣贤了缘事。善做莲台告善圆。四境者工竭力助。廿坛之庙尽心捐。应斯果满功盈日，天赐孝儿一品仙。

（词）志尽皈依二字。尽其始终自然。诸坛万善功立。大缘千里统全。遍地善功告了。诸佛缘果结先。频频无己尽至。苦心不辞周旋。代天好生德有。拯世良言可传。应此皈依苦大。天选孝子一仙。

（批）皈行坛境功善。惟尽佐辅之苦。依行圣贤仙佛。惟尽施舍之应。人颂生以皈依。天隆生以孝子一仙。

           （《救生铁槎百子图说》卷四·五十五页）

本页配图一幅，也分上下两部分，仍依祥元子为主人公。图的下部为：“皈因修桥皇选由此。”画中祥元子双手背后，指挥三人修桥补路。三人中一人担土，一人持铣，一人使锄，辛苦劳作。图上部为：“依由功圆梦朝上皇”。画中人祥元子头戴道冠，静坐室内蒲团之上，梦里上到天宫，跪拜玉皇大帝。玉皇脚踏祥云，身旁两员武将，一执矛一持鞭随行护卫。上下两部分构图完整，地上天上，呼应一体。图中房屋比例协调，花纹精细，线条清晰，图案精美。结合图文分析，主要宣扬人生要积德行善，“皈行坛境功善，惟尽辅佐之苦”。要学习仿效圣贤仙佛，尽行舍施之举，扶弱济困，要多为他人着想，“无己”而“尽志”。代天多做“有德”之事，就会“遍地善功告了”，“皈依”圣贤仙佛之列。

小人之用财也。然君子之用者。虽损而盈。小人之用者虽满而覆。吾不识何者为君子。凡能吃亏者，即是君子之人也。吾不知何者是小人，凡爱便宜者即是小人之人也。吾不识何等为圣贤。则所能周济者即是圣贤也。吾不知何者是仙佛。则所能慈悲者即是仙佛也。嗟嗟。□□分开君子小人之为。路由圣贤仙佛之道。出则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能持人溺人颠则真是君子之心也。还则大道独阐。遨游宇宙。后学勤戒於入木。生乃真圣贤之人也。生其尽心而如是。他日丹诏降来。自知功圆果满。自知果满功圆。天鹤跨於蓬莱。仍意逍遥乐。

（诗）雪月风花花已红。红光彻耀满堂中。善为天实凭心智。德是良珍由念攻。喜酒三盃通帝座。良心一片达仙宫。□赠生的俗情景。好步鹤楼讲道风。

（话）人道以五伦为首。五伦者。朋友居其一。忆处友者贵於择友。然不择友。终是滥招损矣。葛洪曰君子之交。道兴意也。而志气相亲己。姑淡淡中而长焉。小人之交势兴利也。而狎慢相密己。故甘甘然而败焉。生常尽其师道慎其择友。终必得友。辅尔以仙。终必受仙。会尔以佛。嗟嗟。生处五伦之中。举师之道。其可不尽心者乎。古今束页……

           （《救生铁槎百子图书》卷十五·十三页）

本页全部为文字，文中有三字缺失。本段从论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入手，认为君子重义，“吃亏”而利人，小人重利，“爱占便宜”而利己。人生应扶弱济困，这是君子之道，也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生之道有圣贤仙佛多种选择。虽然我们不知道何者为仙佛，但能做到慈悲为怀就是仙佛。虽然我们不知何者为圣贤，但能周济帮助别人就是圣贤。虽然我们不知道何者为小人，但爱占便宜的人就是小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何者为君子，凡能吃亏者就是君子。进而，又把这种处世之道上升到封建宗法的高度，认为人生处于“五伦”之中。“五伦”也称“五常”，是封建社会处理人与人关系之间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封建宗法社会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五伦”也称“人伦”。《孟子·膝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又人伦有理，朝廷有法”。告诫世人应以“五伦”为处世交往之道。本段在“五伦”之中，重点论述了“择友”即选择朋友应该持慎重态度。要选择“志气相亲”之人，虽然相处于平淡之中，但会长久友好相处。而小人交友，往往趋“势”而择，这是一着滥招，必将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朋友之间要讲究德性良心，要与人为善。贤明的人一辈子都讲求道德良心。如果能坚持做到，他日必将功德圆满，前途远大。

文中提及葛洪之名，有必要加以说明。葛洪（公元284—364），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所著《抱朴子》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其思想基本上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世应世为外，一面把道家术语附会到金丹、神仙的教理之中；一面坚持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并对魏晋以来玄学清谈风气表示不满。论文主张立言必须有助教化，同时又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反对贵古贱今。他对化学、医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抱朴子·内篇》具体记载了炼丹的方法，为现存的历史时期较早的炼丹术著作。其《金匮药方》内容包括各科医学，其中有对天花、恙虫病等为世界最早的记载。

以上就是对目前所掌握的原书中三段文字的基本解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所推崇的思想用一句话说就是积德行善。显现了儒释道兼收并蓄，相互融合的特点，符合当时民间的思想实际。读者朋友可根据原文得出自己的认识和结论。当然书中关于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应从积极方面理解。

为了掌握更多关于此书信息，大约在2013年10月，我曾通过网络搜索到一点信息，有人在网上介绍本书为善本白纸超大本，名曰《初刻初印花边救生铁槎百子图书》，为一厚册线装本，收精美版画95幅，作者、出版者、内容不详、年代为民国，但无具体年份、售价万元。这同我们目前看到的印版基本一致，可以断定万善坛编撰刻印的这本书目前尚有极少数传世。遗憾的是他们虽然有书可售，却说内容不详，可见他们也没有认真看一看书的内容。后来再次搜索，该信息已无踪无迹了。

（五）

目前，虽然看不到本书的全貌，不知道它的全部内容，但从已经掌握的实物资料，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如下评价意见。

《救生铁槎百子图书》是专门为故乡万善坛量身定做的宣扬道家以善为本思想，劝喻世人广播善缘，多行善举的一部图文并茂的专著。本书语言精炼，合辙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具有鲜明的宣喻劝化特色。不失为传承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好书。其卷四·五十四页关于“创庙刊书缘大”，“创庙刊书应吾专”的论述，清楚地表明本书是由故乡的万善坛编撰、书写、刻板、刊印和发行。编印此书涉及撰文、绘画、书写、刻版等多道工序。印版数量估计约两百余块。在当时的条件下，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据故乡人回忆当年从外地聘请了二十多位工匠，历时一年之久，才完成了这项神圣的工程。万善坛编撰刻印刊行此书的目的，一个是宣扬传播道家以善为本的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此书为信物，向社会募集万善坛发展基金。“创庙刊书应吾专。”“施舍遂其生平愿。”的论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年此项活动由刘烈善先生亲自操办。印行的数量不会太多，而且主要用于了募捐，因而在故乡没有一部成书留存，但全部印版留在了她的发源诞生地。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加之刘烈善先生不幸病逝，就再也没有重新印行。

目前所知这本书的印行，尚不见于我国浩繁的图书目录之中，也不见于庆阳地方文化研究之中，也就是说世人对这本书的存在并不了解。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书问世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甘肃宁县良平乡店头堡的一个普通农村的庙宇中，竟能有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图书问世，实属庆阳出版印刷史上一件值得铭记的事件。这本书对于研究庆阳地方文化史具有重要的版本、木刻、美术、宗教等学术价值，是难得的地方文化珍贵遗产。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是故乡万善坛的镇坛之宝。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部书在当代人手中被毁，这真是故乡的悲哀，其损失无法估量。如果说故乡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庙宇被毁还可以重建，那么这部价值独一无二的木刻版典籍被毁却再也不可能复现，我们再也无法获知他的全部内容。也许有人把这部书的毁灭要归咎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诚然这部书的被毁，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借口，丝毫减轻不了我们对此应承担的责任。因为，这部书的存在，这批珍贵的木刻印版收藏在故乡万善坛东廊房二楼上的事实，外人并不了解。就是本村知道详细情况的人也不多。我小时候曾在此读过五年小学，并不知在自己教室的木制楼板上面，还存放着这样一批极具文物价值的印版。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并无人提及此事。就是“文革”之初，并没有任何一个外人，任何一级组织要求把这批珍贵的木刻版改做他用，是个别人的独出心裁铸成了无法弥补的大错。

就在本文初稿印发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居住在河北任丘的华北油田退休高级工程师张应民先生2016年3月查到前述网络信息系山西介休一家书店所发，而且还发现了八张与本书有关的图片。其中可能是书籍扉页的一张标明本书为“天运辛酉年刊”。辛酉年即1921年，这一发现证实了本书的成书年份，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刘烈善先生籍贯提供了新的方向。

几十年来，村里人一直对于这部珍贵木刻印版的被毁耿耿于怀，痛悔不已。今天，我们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世，目的是多少弥补人们心中的缺憾，并以此唤起人们对故乡历史文化的热爱与重视，深刻铭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同心同德创造故乡新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