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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波1939年6月参加革命，历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吴波任中央政府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由于李先念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吴波肩上。

　　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当时，为解决干部食堂的吃菜问题，财政部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真武庙的一块空地种了几年菜，后来又栽上了葡萄。为给这块地建围栏，行政司做了一个投资200多元的插竹篱笆的预算，送到吴波部长那里。吴波看后批示说:“要重新计算一下，是插竹篱笆省钱还是拉铁丝网省钱?”经过重新测量计算，拉铁丝网比插竹篱笆节省20多元，吴波才批准这个预算。

　　有人认为，吴部长太小气了，相差20多元钱，还让行政司重新做个预算，岂不是小题大做吗?但吴波认为，中央财政工作事关大局，虽然财政部每年分配着大量资金，但那都是税务员们从纳税人那里几元几角甚至几分钱收上来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建国初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规定，吴波一家被安置在西四地区一座四合院内居住。十年动乱期间，吴波被打成了“走资派”。由于年久失修，他住的北房客厅和卧室墙体裂开了几道大缝，成了危房。吴波和老伴把床支高一米，在床底下搭起一个地铺，就睡在床底下。

　　文革结束后，吴波恢复了职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准备对他这处危房进行维修，把沙子、水泥、石灰等建筑材料都运来了。吴波却说:“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恢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很多，目前财政还很困难，我这房子还能住，只把裂缝补一补就行了。”管理局的负责人说:“这房子现在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就更危险了。”吴波还是坚决不同意。后来管理局把墙体的裂缝用水泥简单补了补，就算修缮过了。

　　吴波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他鼓励孩子到艰苦地方工作，四个儿子中有三人都在外地安家落户。直到吴波去世，他的儿孙们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大儿子吴本宁当年支边去了甘肃，条件十分艰苦，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北京。吴波的一位老战友曾想把本宁调到兰州市，吴波知道后马上拦住了，并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孩子谋好处。

　　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四儿子吴本立，被学校安排去香港进修，吴波听说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的“特殊关照”，就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把进修名额让给了其他教师。

　　三儿子吴威立曾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司长，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准备安排他担任副局长。吴波得知后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在财政部工作，儿子就不能再到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单位工作，最后硬是“否决”了组织的决定。

　　2005年2月，吴波走完99年人生历程。去世前，吴波留下两份遗嘱，一份是2000年10月立下的:我参加革命成为一个无产者，从没有想过购置私产留给后代……在我和我的老伴邸力过世后，这两个单元住房立即归还财政部。我的子女他们均已由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购得住房，不得以任何借口继续占用或承租这两个单元住房，更不能以我的名义向财政部谋取任何利益……

　　按理说，已经立了遗嘱，房子交公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吴波心里还是不踏实。2003年春节的前几天，吴波又写了第二份“遗嘱”，这回是直接写给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怀诚同志:我的后事请按我的遗嘱办理，一切从简。我在遗嘱中要求我的子女不要向财政部伸手，也请部里不要因为我再给他们任何照顾……他们有什么困难，由他们找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解决。”

　　为了实现老人的心愿，子女们委托吴波的秘书将一份《交房申请》送到财政部。在《交房申请》后面，吴波的子女们还特地写了一段话:“父亲交房是个人的意愿……代父亲上交这两套住房，是出于子女们对父亲的尊重，完成他的遗愿。”

　　吴波去世3个月后，子女们整理搬走了两套房内的物品，把这两套位于万寿路黄金地段、价格正直线上涨的住房的钥匙交到财政部，并让经办部门出具了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