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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红军干部学校。袁鹏飞 绘

刘志丹等创办的南梁红军干部学校，是陕甘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在这个胸怀远大革命理想、向往光明美好前景的英雄群体中，总是充满了快乐向上、朝气蓬勃的劲头和活力。

他们经常欢唱着一首名为《五孔窑》的“校歌”，歌唱快乐的学习生活，抒发革命的豪情壮志：

喝的山泉水，

吃的糜子饭，

睡的五孔窑，

穿的羊毛毡。

上山去种地，

下山把书念。

敌人来“围剿”，

立马和他干。

所谓的军政干部学校，就是这样传播着革命的真理和改天换地的本领，造就着革命的骨干分子。

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伴随着根据地创建的全过程。早在1931年冬天，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中共队委会就办了一个训练队，负责突击培训部队基层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当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训练队随之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军政训练队，队长是一名留苏学生。军政训练队设在正宁三嘉塬，但只办了一期，于1932年春季结束。

这个军政训练队，分两个班次，高级班训练连长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和优秀战士。课程有政治教育、游击战术等，也开展了部队改编思想动员教育。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为了使部队尽快承担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任务，1933年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又在照金创办了团随营学校，由吴岱峰任校长，随营学校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培养各种急需军事干部，另一部分是负责培养枪炮修械所工人，有学员200多人，主要是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刘志丹为红军制定的《政治工作条例》《军事训练方案》和《红军纪律》等。随营学校还建立了前线修械队，跟着部队一边打仗，一边抢修武器。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陕北、陇东等地的游击队常常来到照金，既申请部队番号，也领取所需的武器弹药①。随营学校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年秋天，红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随营学校也随之停办。

从开始创建陕甘红军以来，刘志丹、谢子长等对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一直是十分重视。但是，由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红军长期艰苦转战，尤其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当时的军政干部训练只是处于“随营”的初创阶段。

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伴随着陕甘红军迅速扩大和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的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新吸收了许多农民参加红军队伍，他们的军事知识十分缺乏，急待训练。根据刘志丹的建议，红四十二师党委又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抓紧培训干部，以提高整个红军队伍的质量。这个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校”的干部学校，教室设在一个破庙里，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荔园堡国民党军梁邦栋部曾经住过的营房里。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蔡子伟、龚逢春等则兼任教员。阎洼子会议期间，陕北游击队还受邀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干部学校。

10月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豹子川的张家岔再次开办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开学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这一年，马文瑞回陕北路过南梁，因军政干部学校缺乏负责军政教育的干部，刘志丹邀请马文瑞留了下来，在该校搞政治工作，负责讲授政治课②。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干部学校改名为“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对象除了来自红军部队的中、下级干部外，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选派来的地方干部。这时，校址已迁到了豹子川的张家岔。张家岔位于豹子川河源头的两条小溪交汇处，这里山高沟深，荆棘丛生，古木参天，荒无人烟。山根下有五孔破窑洞，相传是同治战乱之前留下的。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迁到这里后，就将这五孔破窑洞作为校址和栖身之所，大家亲切地称为“五孔窑”。为了适应学员不断增多的情况，校部又组织学员新挖了一些窑洞，因陋就简，学员用木柴和木棍制成门窗，窑内盘上了土炕，作为宿舍兼学习的场所，开始了艰苦紧张的学习培训生活。

这所新型的学校是革命者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开设的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六大决议（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军事课有：制式训练（基本动作）、尖兵运动、班排连进攻、游击战术等。此外，还开设了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群众工作和文化课程。同时，学员还要参加劳动生产。通过综合训练，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游击战争常识。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员，他还向学员们讲授社会发展史方面的知识，并亲自编写了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历史授课提纲，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占有制、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共和”等内容③。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黄子文等分别担任政治、文化、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等其他课程的教学。因为学员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文化课以扫盲为主。学员除来自部队外，还培训了十多名苏维埃政府的县长，为红军主力训练了十多个司号员。

为了造就一批新型的革命栋梁之才，刘志丹等在教学中处处以身作则，时时循循善诱，引导学员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和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他还向路过学员训练操场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政干部学校政委习仲勋报告，请其给学员讲话。这种带头尊重政委和政府领导的模范行为影响着大家，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军政干部学校名为“学校”，却没有正规的教室，也没有任何像样的教学设备。“五孔窑”就是学员们的教室，窑洞前宽大的院落，就是学员们的操场；大家面前架一块黑板，教员边讲边写，学员边听边记。至于学员的学习用品，每人则只发给一根铅笔和几张粗糙的麻纸。学员们生活非常艰苦，一日三餐都是糜子米饭，大家称之为“黄米杠子”；蔬菜很少能吃到，偶尔只能吃到一顿羊肉。虽然生活清贫到了极点，大家还都乐观地称为“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愉快欢乐④。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没有人感觉到艰苦，也没有人感觉到悲观，人人积极努力，个个好学上进。每日清晨，起床的军号声唤醒寂静的山谷，学员们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训练、劳动；而在夜晚，一排排窑洞里灯火闪亮，学员们有的看书写字，有的讨论交流学习心得，有的放声歌唱……

从1934年春到1935年春的一年时间里，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共培训学员200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很快成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骨干力量，肩负起了开创巩固根据地和红军的光荣使命，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牺牲和贡献。

1935年4月，陕甘边区军委又在下寺湾的王家坪建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刘景范兼任校长，为红军培训军事干部60多人。7月，军政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原中央红军干部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6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兼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后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在党和陕甘红军历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红军干部学校不仅为党、政府和红军培养了急需的领导骨干和各类人才，为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完

①桂生芳：《红军游击队的军械修理所》，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页。

②马文瑞：《一段难忘的经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3页。

③《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④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7—938页。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编委会编著的《南梁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