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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五旅屯垦大凤川

1940年冬天，留驻陇东的三八五旅执行朱德总司令“屯田”命令，旅长王维舟和副旅长兼参谋长耿飚从驻地来到华池勘察地形，在大凤川设立拓荒生产处，誓要把野山僻壤的大凤川建成陇东的“南泥湾”。

“当时担任此次生产任务的是三八五旅七七○团。”贺伟民说，1943年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一千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的带领下进驻大、小凤川，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七七○团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以挖野菜打野猪度粮荒，搭茅棚挖窑洞建营房，并利用废弃金属制作生产工具，克服了一切困难，在这里开展劳动竞赛，个个争当劳动能手。

据1943年《解放日报》记载，大凤川驻军展开挖地竞赛，最高纪录是每人每天两亩三。通过全体战士的不懈努力，到1943年底，共开荒34000亩，修建营房400多间，并办起了山货加工作坊12个，各种副业十多种。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一切物资运输全靠人力。后来，为方便运输，七七○团将士们在大凤川内修筑行车大道和一座木桥，当地群众将这座桥亲切地称为“七七桥”。

为了表彰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边区举办各类展览会，召开劳模大会，对在生产运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能手、模范进行奖励。“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便是其一。

大生产期间，张振财人挖畜耕，曾在10天内开荒25亩，加上历年所开荒地，全家种地98亩。同时他还与村民办起合作社，经常给村上困难户借粮、借工具、借牲口，帮助邻里种地干活，被群众赞称“气死牛”。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他亲笔题写的奖状，现珍藏于庆城县博物馆。

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看到军民齐心开展大生产运动后，特意写诗一首，热情赞扬七七○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垦大凤川的革命精神：“数代荒山变良田，屯军积粮依此山。为国为民皆模范，白河将士古今传。”

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昔日人烟稀少、野兽横行的大凤川变成了牛羊满圈、粮食满仓的“万宝川”。

“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还把生产的粮食、布匹、军鞋等军需物资送往延安，为党中央提供物资保障。”贺伟民说。

1943年，著名音乐家张寒晖从延安来到华池采风，听到华池妇女哼唱本土民歌《推炒面》，深受感染，并将这首民间小调改编成《边区十唱》，后正式定名为《军民大生产》。从此，这首华池民歌，带着大生产运动的澎湃热情，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唱响全中国。

大生产精神代代相传

当年，三八五旅来到华池县大凤川开荒屯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这里变得山清水秀、村美民富。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田伟

“大生产运动是我们党在被围困、被封锁的情况下的首创，它的模式为建设新陇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贺伟民说，陇东分区军民响应党的号召，联合起来开垦荒地，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使庆阳成为闻名边区的“陇东粮仓”，为巩固陕甘宁边区提供了经济保障。

三八五旅驻防庆阳期间，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给自足，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险图谋，守住了延安西大门，为军队培养和积蓄了一大批干部，让庆阳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大后方”。同时，大生产运动也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为之后庆阳地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试验田。闫亮说，当时在庆城周边、大凤川等地区开垦的土地，不论是抗战期间，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改革开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至1946年春，三八五旅陆续离开陇东。

“部队离开时，庆城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沿街摆放茶水、果品，满含热泪，依依不舍，夹道相送，走了一天没走出去，第二天才走的。”闫亮说，三八五旅驻防庆阳8年时间里，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战士们还经常给群众挑水、扫院、打围墙、修房子，军民双方建立了深厚感情，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岁月如流，匆匆而过。曾经的艰苦岁月已然远去，但三八五旅驻防庆阳期间，在大生产运动中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已成为庆阳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庆阳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不懈奋斗。

初夏时节，陇东大地姹紫嫣红。曾经开展过大生产运动的地方，有些开发为新区，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核心；有些实施退耕还林，成为生态建设的重要标志。位于华池县大凤川的军民大生产基地旧址，建起了南梁干部学院，全省各地一批批党员干部在此接受党史教育，接受精神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