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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飞 摄   

/有人说，董志塬大得没边边/

“我突然明白，董志塬大得没边，她推开我，又收留我。我得重新活下去。”

从庆阳走出去的诗人凝视着面前的酒杯，用这样一句话结了尾。而后，举杯昂头，把酒直直倒进喉咙，仿佛吞进一道生命的河流。

那是多年以后，诗人借了酒力，向我们叙述他庆阳师范临近毕业，相恋三年多的女孩突然提出分手后发生的事。他说：“你不知道，年轻时的心性多么激烈，没有爱，就可以舍弃命。”

不吃不喝蜷在宿舍里睡了两个日夜，他突然起身，出了师范校门向东而去。暮色渐深，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学校，学校里有她。离开这个城，城里有她。离开这个人间，人间有她。他知道董志塬像他此刻的心一样破碎，沟壑无处不在，那，就让撕开的裂缝吞了他吧。

1990年代，离开一座城似乎很容易，展展腿伸伸脚，东南西北随意走一走，那个叫西峰的城就被抛在身后。他闯进大块的麦田，新割的麦茬和干硬的土地在夜色中制造颠荡。他故意地跌，狠命地撞，硬生生向田埂的暗影扑倒，滚翻过去，爬起来，冲向矮下一截的坎塄，坎塄多高？不知道，直直向比夜色更黑的虚空扑下去，窝成一团……他冲撞了一夜，抱着被吞噬的决心。可是，董志塬上纵横交错的龟裂哪里去了？是夜色将裂纹抚平？

或许被稀薄晨色中的一声鸟鸣惊醒，他在田野的一处凹陷中睁开眼睛……

良久。他笑了，笑出了眼泪。

他以为一夜奔走早已将学校、西峰城和人间抛远，可是，那些三五层高的楼顶即便躺在大地的凹陷中也能看见。他以为董志塬已经被他走到了边，实际上，他只是在黑夜与大塬密谋好的迷魂阵里周旋。身下，还是那片几年来与女孩走过千遍万遍的田野，如果爬出凹陷，向南几步，就是他寻找了一夜的沟壑。不，不是沟壑，是裂缝啊，是撕开的、剖开的、割开的、犁开的、迸开的裂缝。

“我突然明白，董志塬大得没边，她推开我，又收留我。我得重新活下去。”他说。

西峰城的大小，董志塬的大小，不是纯粹的概念，它在每个人心境的秋千上晃荡。诗人叙述的大，已经冲破了生死的界限，成为超越地理意义的大。我呢？曾是过客，曾是暂住民，而今，在这面塬上的城里扎下根。与根脉最为相像的事物莫过于河流，主根对应着干流，侧根就像那些支流，毛索索的须根是一级支流、二级支流、N级支流以及支流的支流的无限分叉。河流是大地的叙述方式。根系是草木与土地的耳语。我呢？用被思想驾驭的文字向无边大塬索取，也向无际大地支付。

/山外的山，城外的城 /

我从小就拥有自己的山川。

子午岭横在身后，也挡在眼前。两山夹持着埋在水草间的葫芦河，河水两岸的向日葵地、玉米地、南瓜地随着山势时而收紧时而甩开，像是河流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我也是河流的表现方式吗？我立于河边，立成一池小水洼。某一天，水洼可以借着风的力量雨的力量，或者一只手的力量，溢出围困，与河流交汇，从此奔向比眼睛能看到的远方更远的地方吗？

合水县太白镇的烟景川是我的出生地。以儿时的眼光看，那个与曾经的庆阳县长庆油田二机厂有着密切关系的石油农场是个相当辽阔的地方。这种辽阔不是视野上的远阔，而是目力在山旁的山、山后的山、近成墨绿的山、远成霭蓝的山的层层叠挡中造成的心理上的辽阔。视线是没法拐弯的，挡就挡住了，但想象可以在目力被截堵处拐弯，像与葫芦河并行的一条河流，或者，比它流得更远，比它的水域更广，比它的分支更细密。

大约与我家所在的石窑恰好在场部二级台地上有关。每天，我以更高的视角眺望这道山川，视线因此得以跳跃和延伸。鸡窝与玉米笼之间夹着漆黑且泛着亮光的原油坑。马坊和猪场前面放着锈褐色空油罐。水坝边腾起土尘的大路上拐出一辆军绿解放卡车。卡车减了速，耐下性子慢腾腾跟在一辆马车后面，等待碰到一处可供马车停靠避让的空地。逢年过节时，全场的大人孩子带着筐子盆子铁桶聚集在水坝周围，等待雷管巨大的爆破声后水面上密密铺一层翻着肚白的大鱼。在坝里快活了一天的鸭群摆着臀排着队走在回家的路上，群鸭心满意足的高歌压不住领头鸭威严的召唤。旁边的小孩子把固体原油捏成团插在树枝上点燃，好像擎着一支冒着浓烟的火炬。阴面山的密林中钻出几只马鹿走到河边喝水，小鹿学着母鹿将嘴探入河水，雄鹿警惕地站在身后张望，我站在高台上，掏出一枚空的黄铜子弹壳放在撮圆的唇下，吹出一声又一声尖利高亢的哨声。

马车与卡车，水坝里的鱼与雷管，鸭群与原油火炬，马鹿呦呦与子弹壳的哨声。这些相互割裂的元素渗透了我童年的背景。像挂在厨房里的旧年历画，炫彩与油烟交织，美人腮边浸出油渍，挂着黑灰的蛛丝扯过白皙的脖颈……古怪中透出和谐，混乱中有着秩序。

那时候，最亲切的城叫庆阳县，也就是而今的庆城。我、哥哥和邻家小伙伴常被场部里不带拖厢的大拖拉机头载往那个城。我们的兄姐在庆阳县长庆油田水电厂上班，他们的水电站建在西河河岸上。那条被年轻的长庆石油工人称为西河的环江河，远比烟景川的葫芦河开阔。它有露出红砂岩的宽广河岸，有被积年流水冲刷出的光洁平整、高低错落的岩层。在庆阳县，我们见识了最宽阔的河流，最好玩的少年宫，最高的古城墙，最大的新华书店，最好的医院，最多的人。可是，父亲说，像庆阳县这样卡在山窝里的城哪里有成为大城的本钱？更大的西峰城建在董志塬上。

西峰有多大？西峰有多平？西峰有多高？

耳边的风告诉我，我们已经冲出子午岭来到董志塬上。

那些时刻，我总是跟父母坐在一辆解放卡车的敞篷车厢里。风突然大了，短发猛然翻披到额前，在绷直的发丝缝隙里，我看见两旁的树木哗哗撤退。我鼓着腮帮子，使劲吹着泡泡糖，巨大的泡泡突然挣脱了，被风托着离我远去。那可是与父母较劲许久才争取到的泡泡糖啊，那可是预备在旅程中大放异彩的泡泡糖啊，那可是无比奢侈的三个泡泡糖的合体啊……我扶着车厢，眺望两边无遮无挡的平展展的董志塬，巨大的失落感袭上心头，就好像泡泡糖脱唇而去的那个瞬间，珍贵的东西被带走，再也无法返回。

卡车把我们放在西峰城北一个路口。父亲说，我们必须穿城而过，走到南头才能坐上发往老家的班车。父亲补充说，快到最后一班发车的时间了，必须甩起来走。

是的，我与西峰城第一次相见，就用一双抡欢的小腿脚丈量了它的广度。

失去泡泡糖的空虚感转化为对这座叫西峰的大城的敌意，我几乎是恼怒地走着，时时博来父母的夸奖。我无视大什字小什字的喧嚷和繁华，无视“新华书店”几个大字素有的吸引力，无视百货大楼高大独特的造型，无视城里人的时髦和前卫……只管噔噔噔跺着小脚，带着以怒意蓄积的力量拼命前行。

有一段路突然安静下来，好像更宽阔些。没有自行车和三轮车，没有班车，没有悠闲的人和忙碌的人。父母没来由地停下，母亲指着街道对面的一座大门，说，那是大学，那个学校里毕业的人都是老师，教中学的老师。母亲的语气黯然，似有期冀。她大约想起了1962年吧，她正就读的宁县师范因为席卷而来的大饥荒停办，她不得不离校，从此，她的人生像马莲河一样拐了弯，一个未踏上讲台的教师，变成了石油农场里的医生。

我没有注意到大门，我被学校里靠路边的一栋楼吸引住了，那栋楼有很多窗户，只有顶楼的一扇窗开着，在窗口上骑坐着一个小小的人。

我指着那个高处的人望向母亲。

母亲说，那一定是放假没回家的学生，等你将来上初中了，他说不上会给你当老师。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梗着脖子回望着，力量突然被什么抽去，腿脚沉重不堪。我想停下来，停下来，一步都不再向前。

谁知道呢？十几年后，我就成了庆阳师专中文系的学生。

被我一再回望的楼是哪一座？开着的窗户是哪一扇？或者，根本就是与师专无关的一栋楼？我再也无法确定。只是，中文系所在的楼虽然最靠近大门与街道，但我的教室并不靠近路边。即使我推开一扇窗，骑坐在教室窗台上，也无法被街道上路过的小孩和大人看见。没人会指着坐在窗口的我说，那个人，将来有可能是你的老师。

可那样一个情景，对儿时第一次经过西峰这座城的我多么重要啊。

高处的一扇窗口，一个人坐在窗台上。他在眺望什么？他在想什么？校园外的街道因为高处的视角改变了吗？好像我站在烟景川二级台地我家石窑门前的柴棚下，在高处，逼仄的川地变成了一道无尽的山川。

因为一所学校，一栋楼，一扇开着的窗，一个骑坐在窗口的人，西峰城成了一座巨大的城，穷尽我数年回想的填充，都无法将它勾勒。

俄少飞 摄    

/“林二代”与一座逼仄之城 /

在《庆阳市林业志》（第二卷）“林业教育”的章节里，我找到这样一段记录：

“1985年，地区林业处一次性投资35万元，委托庆阳一中从当年起，每年招收林区职工子弟50名，累计10年，培养500名林区职工子弟高中毕业生。”

这六十二枚字符充满了力量感，把淹没在子午岭群山中的一些孩子一把拎起，投进了西峰城。有多少山里孩子是怀了乐滋滋的心情降落在庆阳一中的？不得而知。毕竟，不是所有林场学生都拥有被投放的资格，连家砭、大山门、东华池、大凤川、豹子川、罗山府、桂花塬、平定川、九岘……遍布子午岭林区山坳里的适龄学子都在接受遴选。

可我们从未想过，在小范围大概率的遴选后，我们不过是一群小鹿撞进了马群，野性未驯却四蹄不疾。我们以林业班的标签出现在西峰城里最顶尖的中学后，年级倒数第一的位置就此锁定。即使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林二代，往年级里一摆，也是遥遥殿后。成绩是最伤人的东西，几个数字随便一组合，就让少年跌进比一座子午岭横亘眼前还要冷硬的现实。子午岭不过是挡住了眼睛，数字却遮住了前程。那种无力感，挫伤了我对这座大城的好奇心，我像一只蜗牛，想缩进教室与宿舍的壳，可那壳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地，要想拥有这座城，得使出愚公移山的气力。

照着凭实力考进庆阳一中的学生的样子，我们也去商场批发白蜡烛。每个晚自习停电后，继续在烛光映照中埋头鏖战。从教室回到宿舍，又让烛泪堆积在大通铺的每个床头。可是啊，蜡烛光晕里的我，是一个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光辉幻象。大家都挤在独木舟上于激流中奋力划桨，我必须挤在队伍里，装作迎难而上。其实大多数时间，我用来写日记。日记，好像是少年时光最顶尖的大事。一天不写，心灵就会爆破。就这样被烛光烘暖的那个晕圈罩住，我混迹于挥桨的队伍神游天外。

走出校门去西峰城东挖湖，是那段时光最盛大的集体劳动。我们以班级为单位排着队伍直直向东经过小什字，继续向东到达那个杂乱的大工地。出发时年级主任在动员大会上讲，东湖公园建成后，会给每个同学发一张游园卡，有了这张卡，你们这些挖出东湖的功臣们就能终身免费逛公园啦。

呀，我们要在大塬上挖出一个湖，湖里能荡舟，能跑游艇，能生莲花……

呀，若干年后我们来到西峰，一定先去东湖公园，亮出那张卡，进去在自己挖出的湖里荡舟、坐游艇、看莲花……

几个路人指点着我们，看，一中的娃娃就是不一样。我们自然明白，他们的潜台词是城里流传的那句“一中是考场，二中是情场，三中是战场……”可是，在这座考场里我们居于何位？以我们真正的实力，能进二中？还是三中？或者，哪个都进不去？

另一个说，考进一中，半个脚就伸进了大学的大门，这些娃娃，有前程哩。我们的前程辽阔么？像董志塬一样？可大塬上的大城，是个多么缺乏想象力的地方啊。一个走路的人，一辆停住不动的三轮车，一面不足两米的广告牌，一条窄巷，一排平房，一栋两层小楼，一扇大门，两根水泥柱，一处垃圾仓……视野中，处处是拦挡。当一架山挡住你时，你会在幻想中冒险，能在梦想中穿越；被大城里并不高大的人造之物拦住，一切用事实说话，挡住了就是挡住了，过不去就是过不去。

原来，离开子午岭，我就丢失了高处的视角，丢失了由视角生发的未知之境。未知意味着什么？可能性。可能性塑造梦想，梦想让一个少年感觉到自己活在人间。

在城东工地的大坑里，我们的班长招呼大家，咱林业班也不能啥都不行，总得有一样拿人的本事，大家把力气都使出来。班长身上有一股父兄般的宽厚气质，他不发号令，只敦敦厚厚招呼一声，而后亲力亲为，以身为范，就像个当家的。林二代们很容易被激发。毕竟，这些少年在学校里淹溺得太久，年级倒数第一已成天命，很多学生已接受领个高中毕业证回林场待业的结局。可谁想要这样的终场？谁想日日站在陡峭的山崖根，被倾轧感从高空盖没？他们挖土装车，拉土推车，掀车倒土，行云流水一般，架子车一辆接一辆飞奔在斜坡上。他们不偷工减料，不偷空休息，活干的又漂亮又利索。年级主任看着这些堪称矫健的少年，终于不再吝惜夸赞的语言。

不是么？再差的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果然，老师们也看到了林业班学生身上的斑斑亮点。在学校规划中，未来几年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将拔地而起，一排排平房要改造为操场……问题来了，每排教室的院子里都高耸着几棵一人未必能搂过来的白杨树，怎么把树伐倒，怎么把树根刨出，都是问题。自然，有林业班在，至少林业班所在年级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那些天的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就是这些少年的劳动课。轮到挖哪个班门前的树，就由哪个班的走读生提供挖掘工具。用铁锨锄头围绕树根刨出大坑，用斧头把周围的副根砍断。开始砍主根时，少年们有节奏地朝一个空地方向推树干，砍一砍，推一推，推一推，砍一砍，直到咔吧一声，高耸的树身歪下去……等欢呼声落定，少年们开始将坑刨得更深更大，边刨边砍，边砍边刨，直到树根被拖出地面，最后将大坑填平。

砍了那么多不该自己班砍的树，刨了那么多不该自己班刨的根，填了那么多不该自己班填的坑，少年们没有怨言。他们接受自己不是考大学的料，也接受其他班学生就是考大学的料。料与料是不同的。自己这块料就该伐树、刨根、填坑，他们那块料就该学习、学习、学习。

这样早的“知天命”，多么令人忧伤。

/电影院与阅览室：城的突围 /

若有什么事物能与黑夜的宏大相媲美，那一定是电影院。小什字有电影院。在那空旷昏暗的空间里，能容下只有黑夜才能展示的静谧、喧哗、恐惧、安全、暧昧、温暖、悲伤、狂欢、自由、禁锢、反抗、驯服……我们把牙缝里省下的钱都交进售票窗里，看爱情片，恐怖片、战争片、悲情片、喜剧片、故事片……每一部电影散场后，随着影影绰绰的人流涌出大门，瞬间跌进小什字的喧躁与繁华中，总是恍惚不已。仿佛刚刚得来的自由被再次剥夺，精神正汪洋恣肆时突然遭到堵截。假期里，我和玲子骑着自行车去肖金，赶集的小摊和人流将街道塞满，我俩把车子寄到存车点，直接奔向街上的电影院。一看广告牌，电影马上开演，买了票，一把撩起黑色棉门帘，浸泡在正午阳光里的眼睛，适应不了被厚门帘截断的黑暗，放眼一望，座位隐隐约约，影院空无一人。玲子率先又笑又叫：“哇，我们俩的专场，哈哈哈——”我的笑声紧跟其后，在空旷中制造出的嘹亮四下回荡。突然，电影开演了，幕布向四周辐射长长短短的金光，在光里，我们看见座位上露出的脑袋纷纷拧向我俩的方向。啊，在众人的目光里，两个女孩多么孤独。

周末晚上，我和玲子常在黑暗里摸到校园后的围墙下，爬上久堆在那里的砖垛（也许是瓦砾堆），蹲在上面，悄悄探出头去。围墙后面是一中巷，窄巷一边是庆阳一中后围墙，另一边是城里人一家挨一家的独门独院。我俩对面的那户人家，满足了我们对“幸福美满”的所有想象。闺女一家来了，带着娇憨的小女孩，自行车前头的兜篮里塞满水果。儿子一家回来了，袋子里一定是鱼，时时挣扎翻腾一下。我俩眼皮底下的大门吱呀呀开合，房间里的灯光透过门帘在院子里打出一方晕黄的光。院子一角的厨房里滋滋啦啦，门帘呼一下揭起，烫发的女人或衬衣西裤的男人端出一盘菜，香气丝丝缕缕，飘到墙头这边。小孩娇声嫩气地喊着，男人女人快言快语地说着，老人和缓快活地应着……一家人的幸福，满得房子装不下，院子装不下，一中巷长长的巷道装不下，翻过墙，一股脑倾倒在我们心里。

我摸起一块石头，啪，打在他家房顶上。就像我在葫芦河边，将一颗鹅卵石投进河心，看着水花和涟漪很快被水流卷没。玲子摸起一块瓦片，啪，扔在那方暖和的光晕里。就像她站在水坝边，石片斜斜擦过水面，跳一下，又跳一下，沉下去。

小院里的门帘呼啦一下揭起，光亮泻了一院，喜乐的一家人检视门前的碎瓦片，抬起头，精准地盯住我俩藏身的墙头。“一中的学生也成土匪了吗？”“明天就找校长去，把病好好给治一治。”是女人和男人泛着怒气的声音。“算了算了，哪个学校里没有坏学生。”老妇人说着进了屋。

我俩屏息蹲了很久，终于溜下砖垛。玲子哧哧笑着附耳说，咱俩就是坏了一中这锅汤的老鼠。是呀，我也哧哧笑着。可是，多么忧伤，讪讪的忧伤，“安天命”的忧伤。

离开校园，我们向东，再向北。新华书店有一股肃穆的气象，书架隔在柜台里面，崭新的书阵像紧闭的无数门扇。一本书是一扇陌生的门，我与门遥遥相望。我从不敢像有些人那样，瘪着口袋，指着某一扇门，告诉售书员，“把那本书拿一下。对，第三排左边第五本。”而后，拿着书久久地翻看，看一个小时，或三个小时，或半小时，不买，还回去。

我一扇扇门盯过去，抚摸着兜里节省下的零钱。终于指向插在书架里的一扇门，《致大海——俄国五大诗人诗选》。不是我多么热爱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丘特切夫、费特，也不是一个山里长大的孩子自小就埋着对大海的向往。我只是喜欢那本书白间蓝的底色，像我在子午岭终日仰望的云天。我还被封面上的木版画打动，一个男人侧头背对人间，叉开腿稳稳站在海水前，好像要扎根在海岸，又像随时准备拔脚而去。我想，他是谁？他是五位诗人中的哪一个？不，不是普希金，他一定是莱蒙托夫，他写道，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它把什么抛在故乡……

那是一个森冷的严冬，学校里分给各宿舍的煤怎么俭省，眼看着都不够用。抱着暖水袋坐在通铺上的被窝里，大家一致通过了历时几天的争论、踩点达成的谋划。深夜，校园安静极了，好像被冰封裹。我们悄悄起床，轻手轻脚走向学校食堂前拉来没几天的大煤堆，借着冰雪的光，尽力挑选自己的力气能承受的最大的那块。抱起来，端着，不能蹭到衣服，佝偻着腰向宿舍区小跑。啪。是煤掉了？谁摔倒了？还是我们被发现了？我慌了神，却不敢张望，更不敢出声，原本端着的煤块一把搂进怀里，“腾腾腾”没命地跑起来。

第二天，去教室上课，我没穿棉衣，引来身后学美术专业的男孩关切的问询，我没忍住，将昨晚的盗煤历险行动描述给他。男孩是西峰城里的走读生，没经过住校生冬天那种难捱的冷。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当天晚上下了自习，我们回到宿舍围着火炉叽叽喳喳温习前一晚的大盗传奇时，有人敲门，是那个男孩，手里提了一大筐煤。他说，画室里煤多，够用。隔天早上，男孩告诉我，因为筐装的太满，他从顶楼画室出来，下一层楼梯歇一次，留一个黑筐印……歇了三次，留了三个黑筐印。老师看见了没说什么，只是让他去扫干净。他说，老师是善良的人。当然，在我心里，男孩更善良。他的善良，让我们宿舍温暖了一个冬天。

学校阅览室面向学生开放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像沉在水下的人抓住了一根从水面插下的苇管。我想，我可以每天都在那里泡一会儿吗？我和玲子捏着阅览证排队，各挑一份杂志，按照管理员的吩咐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翻看。时间过得那么快，铃声响了，还有大半没读完，我俩抓着杂志奔往教室。还得一周才能再轮到我们班啊，可杂志很快就看完了。一到时间，我们兴冲冲奔向操场一角的图书楼，先冲到管理员那里，杂志还没搁到玻璃台上，就听冷冰冰一声断喝：“原来是你俩偷了书。不知道阅览室的书不能往出带吗？”管理员老师面皮净净白白，金丝框眼镜横在鼻梁上，斥责我们却不看我们。“都像你们俩这样把书往出偷，其他学生看什么？昂——”他突然提高音量，收尾又是一声断喝。

我结结巴巴翻来覆去一句话：“老师我们第一次进阅览室真的不知道不能把书拿出去……”玲子的着力点在那个“偷”上，“我们没有偷书，要是偷书就不会还回来。”也许是玲子话锋里的倔强激怒了管理员，他冷冷地让我们读阅览室规定，其中一条，私自将书带走按原书价格的几倍赔偿云云。玲子又嘀咕一句：“可是我们还回来了呀。”

结局已然明朗。我俩狼狈地站在那里，翻了左边兜再翻右面兜，翻了上衣兜再翻裤子兜，元元角角分分，终于凑齐了两本杂志十元八角钱的罚款。那时，一周的生活费大约五元钱。我和玲子都不敢张口再跟父母要钱，只好每顿饭打一个馍一份菜，头对头在一个饭盆上亲密相处了两周。

唉，莱蒙托夫的诗句在耳边响起：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一个少年能否穿城而过 /

高考预选结束，我在文科班虽然成绩靠后，但总算有在独木舟上挤一挤的资格。林业班的学生大多数无缘高考，看着他们卷着铺盖一个个离开校园，我真正地跌进了孤独。

出了校门，向西，那么快就走出了城，走进了村落。这是个藏在地下的村落吗？平地上切下一座接一座的坑院，一圈矮矮的拦马墙算是此地有户人家的标识。站在墙根处的烟囱，很像莱蒙托夫的《帆》，一根杆子挑着刚好能盖住烟囱的薄板，杆子一头拴着绳子，控制的机关在地坑下面一孔窑洞的窗前。“桅杆弓着腰在嘎吱作响……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莱蒙托夫《帆》）

正是午后做饭的时刻，烟囱口里的浓烟被夏季风摁压，咕嘟嘟歪向这边，又歪向那边。那股被压制的烟，仿佛我无可宣泄的孤单。我站在冒着浓烟的烟囱旁边，眺望着被拦马墙划定和分割的村庄，心里涌上空荡荡的忧伤。走到麦场边，我抱起一块方方正正的土墼子，返回烟囱旁，对着浓烟盖上去……

坑院底下厨窑的咳嗽声，抖动烟囱盖牵绳的哐啷声，地坑甬道里传来的脚步和叱骂声……

我一跃而起，开始狂奔。风真大，风跟烟囱里的烟较完劲，又跟在村庄里奔跑的我较劲。我跳进一个干涸的涝坝，坐在根底呼哧呼哧喘气，没有人追上来。我仰望着没有一丝云的天空，眼泪涌上来。董志塬上的这个城那么小，我无处可去。

作者简介

郑晓红，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陇原读书会发起人，当选中国教育报2017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已出版散文集《旷野上的牧歌》《天籁》《塬上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