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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世锋

横跨正宁县、宁县、合水县、华池县的子午岭天然林区，峰峦起伏，逶迤连绵。虽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沧桑，但依然一派轩昂气势、鲜俊本色。在陇东黄土高原，保留下来这样一大片天然森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子午岭是桥山山脉的一条支脉，它西挽宁庆，东接延安，南连耀州，北抵盐边，绵延400公里。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曾经为民族昌盛、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南梁地区，就位于子午岭林区深处葫芦河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马店川、玉皇庙川、林锦庙川、豹子川、大凤川、二将川、白马庙川等方圆几百里的林区。因为位于桥山山脉的大梁山南麓，而得名南梁。这里是华池、合水、志丹、甘泉四县的交界地段。在这里的中心山梁上，有一座堡子，叫荔园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弱小，在当时被称作“三不管”的地方。这里回旋余地大，进可直取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除南梁当地十二三户趁火打劫的土豪恶霸随意霸占大片山林、良田和剥削佃户、雇工外，远在200多里外的庆阳“八大家”的韩子高、李子良两家大地主，也把魔爪伸进了南梁，霸占了南梁几道川的绝大部分良田和几百里山林，用“驴打滚”的地租和高利贷，残酷盘剥穷苦农民。同时，官府、军阀、土匪蜂起，兵灾不断。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官、兵、匪祸的纷至沓来，进一步加深了南梁人民的苦难，使南梁一带贫苦农民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愿望。长期以来，这里武装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早在1931年夏天，刘志丹就对南梁地理环境、风土民情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准备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薛家寨失守以后，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在面临无立足之地的时候，习仲勋和许多同志也思考过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战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的问题。当大家苦无良策的时候，转战途中的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在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他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

1933年11月，合水县包家寨子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进入南梁，就兵分两路，师部带领红三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发展。四十二师先后在荔园堡、阎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了一些据点，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刘志丹和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第二路游击工作。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置伤员到平定川、豹子川治疗休养，并设立了修械所、医疗所。

12月底，在照金突围时负伤的习仲勋，伤愈后从小石崖来到了南梁，他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等人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这样，不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还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农民组织。同时，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培盛组织义勇军。张策在他的《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一文中，谈到和习仲勋一起工作的情形时很有兴味地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勋来后，我们一同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南梁后方，支援红军游击战争，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文化、肃反等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安全保卫工作。南梁堡东崾岘一座只有4孔窑洞的旧庄基，便成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地。

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在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成立农民联合会、亦卫军大队。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坚固堡垒。

经历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了由衷感叹：真是来之不易啊！这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陕甘边区特委坚持正确军事路线的结果。习仲勋以这样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关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1934年1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的严重后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曾五次成立起的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代表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等工作机构。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主席。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做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也称“七月决议”。“七月决议”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地向前推进”“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第二部分检查总结了陕甘边党政军的工作，集中批评了陕甘边党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不深入等问题。第三部分全面部署了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决议一共提出了九个方面的任务，即党的建设、政权问题、扩大巩固部队、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七月决议”对巩固、发展西北红军和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所提出的战略性措施，是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是陕甘边乃至西北根据地全面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7月下旬，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陕甘边区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欢，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的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北军政主要负责人在南梁阎洼子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杨森、龚逢春、郭洪涛、贺晋年、高岗、张邦英、张策、王世泰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

会议在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勋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做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

两封指示信和个别人发言，虽然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但是习仲勋和许多同志认为，阎洼子会议对于统一两支兄弟部队的步调，团结协作，共同对敌，特别是决定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100余支步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支援。

在“七月决议”精神的指导下，陕甘边区党、政、军、民立即投入到创造新红军与新苏区的战斗。南梁根据地的东北边沿，有个坐落在洛河岸边的石头山，山上有个非常险要的山寨，据说，建筑寨子的时候，光民工们吃盐就吃了一石八斗，故名旦八寨子。旦八寨子东临洛河西靠山，两头尖尖像只船，一人守住寨，万夫莫想开。自从刘志丹在陕甘高原上闹起了革命，恶霸地主曹俊章成立了民团，纠集了一些地主老财，占据了山寨，修筑工事，囤积粮食，成为一个难以攻破的反动堡垒。南梁根据地建立后，曹俊章这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又依仗这个山寨，网罗逃亡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处处与红军作对，经常骚扰破坏苏区，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使旦八寨成了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土围子。因此，1934年8月上旬，趁红三团北上陕北作战、驻保安之敌高玉亭部仓皇调防的机会，刘志丹命令刘约三带领合水游击队，深夜冒雨奔袭旦八寨民团。他们架起云梯，猛打猛攻，一举攻破了这个反革命据点，歼敌数十人，曹俊章率领残部狼狈逃窜。这伙恶霸地主搜刮人民群众的大量财物和100多匹骡马，遂被合水游击队缴获。

接着，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庆阳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出击，歼灭了恶霸地主韩俊卿一个营的地主武装，相继拔除了刘沟、李沟门、悦乐堡等民团据点，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柔远川、乔河川、杜家河、李良子、夏沟等地先后建立了五个农民联合总会和十多个分会，建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成立了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等三个党支部，开辟了与南梁相连的百余里的庆北新苏区。

同时，第二路游击队加强对洛河川之敌的攻势，拔掉了刘老庄虎头坡等民团据点，扫清了南梁根据地大门口的障碍，开辟了方圆60余里的甘洛新苏区。此后，各路游击队继续向洛河川、延河川、甘泉、富县、宜川、劳山等地区发展，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建立乡村革命政权，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力量。

在扩大新苏区的战斗中，第二路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除原来的保安、合水、庆阳、安塞四支游击队外，又组建起庆北、华池、元城、悦乐、靖边、甘泉、延安、瓦子川、富县等游击队以及陕甘游击队五、六、七、八等支队，第二路游击队扩大到1000多人。各村都建立了赤卫军，每户人家的大人娃娃都参加了革命组织。大人参加赤卫军，娃娃参加少年先锋队。整个根据地，人人参加革命，个个都是革命军，根据地就像天罗地网一般，任何敌人在根据地都无法存身。

这时，关中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第三路游击队在“七月决议”的鼓舞下，又建立了宁县三支队、平子四支队、正宁五支队、湫头八支队、龙咀子十六支队和中宜、旬邑、淳化、耀县、照金、渭北、建庄、邻县等14个游击队及总指挥部直属特分队，形成1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在红军游击队胜利发展的影响下，先后有耀县民团70多人、泾阳永乐镇民团60余人、国民党军的一个侦察排40多人，起义参加了红军游击队。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区域扩大到14个县，建立了以宜君小石崖为中心，包括正宁、宁县、旬邑、淳化、耀县等8个县各一部的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南梁根据地和关中苏区连成了一片。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达耀县的广大地区，解放了庆阳、合水、保安、靖边、安塞、甘泉、富县和正宁、宁县、旬邑、耀县、淳化、宜君等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扫荡了敌人的反动据点，摧毁了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和农民联合会、贫农会、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除华池苏区直接由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外，先后建立了赤安县革命委员会、甘洛县革命委员会、庆北县革命委员会、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安塞县革命委员会、靖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正宁、宁县、旬邑等县的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热潮，为陕甘边区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根据陕甘边区特委的“七月决议”精神，及时扩充了红军主力部队。9月19日，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特务队、平子游击队为基础，抽调正宁五支队、宁县三支队部分游击队员，在正宁湫头整编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共200余人。10月10日，又以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洼子整编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由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共180余人。同时，还建立了步兵营和保卫营。这样，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就发展壮大到拥有4个团和两个直属营的兵力的一支强大红军。这时，由于陕北游击队需要谢子长领导，他没有继续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陕甘边区特委军事委员遂任命张秀山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保安、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和中部14 个县的大部分地区，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同时，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东西400里、南北约700里的战略区域，在南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摘自《陇东：说不完的革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