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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禾

子禾，1984年出生，甘肃庆阳人，现居广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班。作品散见于《十月》《诗刊》《人民文学》《山西文学》《西湖》《作家》《长江文艺》《中国作家》《文学港》等文学刊物。著有长篇非虚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中短篇小说集《野蜂飞舞》、长篇小说《老猴》（即将出版）等。

我和我的故乡

故乡的水土塑造了我的根性

子禾

我1984年农历11月出生于甘肃东部的庆阳市，家乡是镇原县辖的一个小农村。那是一个典型的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的小村庄，人们种麦米豆菜、养牛羊鸡猪、住窑洞睡火炕、唱大戏吼秦腔，民风淳朴古直、作风正派但也暴力野蛮——当然了，所有这些现今都变了。我童年及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直到19岁考上大学才离开家乡，第一次去城市。许多人读完大学后选择回乡做公务员，我属于另一类，选择漂泊在大城市，所以迄今为止已有21年基本生活在城市，北京、杭州，现在广州。和生活繁忙的城市人一样，忙于工作，这些年里，我也就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回老家，次数很少。

似乎正因为这样，心中、意识中“故乡”的概念自然地具体实在起来——但对我而言，故乡并不是一种忧伤又美好的“乡愁”，它既实实在在，可感可触，仿佛你身体上的一个零件，同时也很复杂。说实实在在，主要因为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宣示它对我的重要性：“你是甘肃镇原人。”说它复杂，是因为我记忆中最美好、最难过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我血管里的血液、我心灵和头脑里的元气都来源于那里，那片贫瘠、荒寒、干旱、沟壑纵横但每年春天漫山遍野都会开满杏花的土地。

有一个大约的共识，对写作者来讲，故乡和童年是最基本和最丰富的写作资源。躬心自问，我确实如此，我的心灵方式、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呼吸方式、观看方式、说话方式、措辞方式，无一不源于黄土高原上那片土地的草木水土和人情世事。所以即便很可能终老于某个城市，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一个甘肃人，我来自于庆阳镇原，来自上肖乡的一个农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尤其理解这个事实：故乡的水土塑造了我的根性。

城市（无论哪个城市）于我，在精神上总是缺乏亲密性的，总是疏离的，仿佛一个后妈。并不是说城市不好，也并不是说无法在城市立足，而是于我而言，明显是无论在城市生活多少年，城市生活方式、感受方式、思维方式都建立在西北乡村诸多方式的基础上，无论如何为，它都不是原生的。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是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所以我最新小说集《野蜂飞舞》就提出了“城乡两栖人”这个说法，这说法不仅指当下许多人过着城乡两边跑的迁徙式生活，更指许多人在灵魂、感受、思维、精神、观念上的两栖状态。当然，城乡两栖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判断；城与乡是一种对位概念，也不存在必然的高下之分。

有朋友评价我的小说犹疑、幽暗、诚挚，还应该加上一个词：苦涩。这并非一种美学追求，而是因为契合我的生命特质，真实地呼应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生长其中的故乡的气息，贫寒、粗犷、暴戾、野蛮及死亡。当然了，小说不是评判和批斗，不是要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是在面对一个个读者时，它是一种看见、理解和接纳，是一种慈悲，它看见问题、苦难，看见这世上的可怜人，接纳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从而使读者变得开阔、宽容、悲悯。于我个人而言，小说首先是一种教育，让我变得悲悯广阔，此外还是一种吐纳，让我真正呼吸和捕捉这个时代的空气。

代表作

小说集《野蜂飞舞》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野蜂飞舞

子禾

姑父的军绿色皮卡歪斜着，停在那棵落光了叶子的大核桃树下，轮胎和车身上沾满泥浆，车斗里扔着一把带泥的旧铁锹和几截碗口粗细的发黑的木头，角落里堆积着一层枯叶柴草。我挨着它把车停好，又默然独坐了好一会儿，才开门下车，也是那时，才意识到黑子没叫。院门旁，蓝色铁皮搭成的狗窝是空的，贴着院墙扎在一边的钢钎上还拴着一截锈迹斑斑的灰色铁链。那是一只皮毛像绸缎一样漂亮的黑狗，也很聪明，以前即便两三年来一次，它也一见我就高兴地摇尾巴，喉咙中发出欢快的呜呜声，眼里闪着亮光。

蓝色斑驳的铁制院门半开着，会客室兼主卧室的房门也半开着。姑父仰躺在炕上，微微打着鼾，叹气一般，停停顿顿。我在那套已经很旧的朱红色木茶几前站了好一会儿，他才猛然惊醒，慌忙翻身，爬起来怔怔地看着我，好像梦中人倏然来到了面前。

“是松明啊，你怎么来了？”姑父有点讶异。一般都是正月拜年，春节前几天走亲戚确实不常见，除非有什么急事——可我昨天给姑姑打过电话的。我说春节要值班，后天上午得回北京，所以提前过来看看他和姑姑。

姑父这才想起什么似的，略显慌张地招呼我在木沙发上坐下，同时一边起身下炕，一边解释说昨晚给几个邻居喊去打麻将，本来说玩几圈就收，却一玩玩到天快亮。“那帮贼怂，一晚上弄走我三四百元，还害我这一脑瓜子瞌睡虫。”说着打了两个哈欠，扭头瞟一眼门外，“你看，一觉睡到这光景，天都黑了。”

“还不到四点。是天阴了，天气预报说要下雪。”我说。

“下雪好，一个冬天不下雪，再不下要干死了。”他趿拉着一双旧棉鞋，拉开电视柜下面的抽屉，找出一铁盒茶叶，沏了一杯茶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茶几上。他又跪上炕，从炕角找来半盒皱巴巴的蓝兰州，摇一摇，拍出一支递给我。我推辞了，说一直没抽。他迟疑一下，没说什么，顺手将那支烟叼在自己嘴上，点燃，在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来，兀自抽起来。整个过程都像在思索着要说些什么，然而终究没话，尴尬的沉默在屋子里弥散开来，令人不安。姑父大概在琢磨我这时候来，到底为了什么事。

那天说起姑姑和姑父闹离婚，父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思来想去，你到你姑家，还是要找机会劝劝的……”母亲马上打断他：“快悄悄，看把你能的！”父亲乜了一眼母亲，继续说：“找机会吧。你说话，你姑姑、你姑父兴许能听进去。”我模棱两可说看吧，父亲点上一支烟，看了看我便出门去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念中学时，每次见到我，姑姑都要塞给我十块八块的零花钱（那时候，这些钱够我两周零用），嘱咐我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吃，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每每推辞，她总说，“拿着，姑姑有钱，你姑父这几年挣得不少。”可谁都知道，她整个人都绑在表哥身上，哪有什么钱，家里连买一包盐的事都是姑父在操办。姑姑的恩情我自然永难忘怀。但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不知道到了姑姑家会发生什么。我担心提及这些事，会让所有人陷入难堪与尴尬。

我希望这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探望。他们都快六十岁的人了，离婚最多是一时的赌气话，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谁的婚姻不是一忍再忍这样忍下来的。坐在姑父旁边，我暗暗提醒自己说话小心些，尽可能不要去碰那些不愉快。只是心里绷着这根弦，便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连姑姑去哪儿了这样的问题，都要掂量好一会儿才说出口。

“去庙上了。还能去哪儿。”姑父语气淡漠，但还在客气的范围内。

我立刻后悔问了这个问题，甚至怀疑这次探望的时机对不对。昨天接通电话，姑姑先是略微愣一下，接着高兴地说：“我明天就在家等你，哪儿也不去。”现在却不见人。

“今年，”姑父或许觉察到了什么，象征性地给我续了些茶水，又开口说，“自今年春上开始，你姑去庙上越来越勤快，就，就，我说，就像回娘家一样。”语气中的淡漠变成了叹息，带着一丝幽怨。我知道姑父情绪不佳，但还是为他这个比喻小吃一惊，看了他一眼：他是在我这个娘家人面前暗示什么吗？我看他时，他也正抬起头，像一扫睡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打断的困倦，终于清醒过来，微微眯着一双小眼，看着我，极不自然地咧嘴苦笑一下。他在为自己那个不恰当的说法致歉。

“是去黄庙？”

“就是。去得太勤了。家都不顾了。我开玩笑说你干脆去黄庙当尼姑算了，一说，还给我甩脸子，不高兴。”他再次苦笑着，看着我，吸几口烟，停顿一下，像是还有一肚子话要说，动了动嘴唇，却终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没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又满屋子的沉默了。

如坐针毡地过了大约一分钟，我终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抬头时，发现姑父正在看我，眼里的血丝比刚下炕时少了些，但依然明显，血丝后面是掩饰不住的疲倦与凝重。出于礼貌，他顺势问我茶够不够热，我说够热，说着又喝了一口，像要证明给他看，浑身的不自在。姑父也不自在，所以说要给姑姑打电话。我心里期待姑姑早些回家，可当姑父说出这句话，我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奇怪地阻止了，说反正不着急，像要特意争取一段时间与他独处。

姑父不知所措般笑了笑，没再说什么。我想起没见到黑子，就问姑父，刚问完便意识到苗头不对，可话已出口。

“早了，”姑父应答得不假思索，语气也坦率，“去年夏天的事了。”我松了一口气——去年夏天表哥还在。“七月还是八月来着，我去家具店，后晌下大雨，晚上回来得晚些，第二天一早才发现黑子不见了。你姑说先一天下大雨，炸雷太响，吓跑了，铁缰绳都挣断了。”他抿了一口茶，继续说，“按说吧，狗通人性，一般情况下，就算跑了也还会回来的。我还一直留着那半截铁缰绳，狗棚也没拆，可那个狗日的畜生，自那以后，连个照面都没再打过。”

“可能真是炸雷给吓坏了。”

“现在不指望了，我估计早给谁打死吃狗肉了。还是我那一年从陇原捉回来的，刚捉回家那时候，也就一只拖鞋大小。我记得是冬天，雪厚得能到人膝盖。回来放在火炉子旁边烤着，专门买了几盒牛奶喂。想着家里冷清，养着多少有个响动。到去年为止，在这个家里有十二三年了，一直好吃好喝。唉，最后这样的下场，我就想，也是那畜生的命，怪不得打雷下雨。”姑父看着我，“你说，这么多年下来，打雷下雨的事还少？那一次就吓得不行？”

“也是。”

“我还开车四处找过，也没找到。”

为了不再陷入沉默，加上他自己刚才提起，我又顺口问他镇上的家具店现在怎么样。姑父叹口气，十分潦草地说：“现在啥都不景气，网上卖家具的太多。开不成了。早开不成了。”他不愿说这个，沉默了几秒钟，看看门外，又说，“还真下雪了。”

我看向门口，真的飘雪了，能看到雪花在院子里纷纷落下。

聊天似乎不会再有什么进展，我们两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姑父起身又在电视柜的抽屉里找出一袋五香花生，拆开来，招呼我吃，然后打开了电视。电影频道在播一个贺岁片，他问我看不看这个，我说都可以，挺好的。电视那么放着，他坐在沙发另一头看着，但显然有些心不在焉。我放下了点儿悬着的心，无论如何，总算没提起他们离婚的事，也没提起表哥。

电视里跳出广告时，姑父把那袋五香花生往我近前推了推，让我吃，又给我杯子里加了水。好像这样真的能减轻尴尬。以前遇到这情形，他会自己出门去转一转，但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又不能撇下我不理。“都这时候了，你看，还不回来。”姑父又说要给姑姑打电话，语调中是掩藏不住的不满。这次我没再阻拦，但打过去两次都没人接。

“实际上，”姑父看看手机，再看我一眼，然后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叹口气说，“这些年，”又叹一口气，“你姑呢，到黄庙上去做帮工，烧香拜佛，也挺好。人嘛，总还是要敬神念佛，总要有个事干。”

“是啊。”我说。

“你姑，唉，”他想说起什么，可话要出口时再次代之以叹息，“也是个命苦人，”抬头看我一眼，立刻斩断了这个话头，并让语气稍微畅快了些，“松明，你喝茶。就是现在去庙上时间太多了，不光是我说，邻里四方都开玩笑说，那谁谁快要去黄庙做尼姑了。”又一次停顿，“现在这个家，你姑像是不要了。”

“怎么会。”

“松明你说，”姑父忽然有点激动起来，语气却衰弱不已，近乎哽咽，“人日他妈这一辈子，累死累活图个什么？拼了命置办家业，到最后又都不要了？”

我给他杯子里添了些热水，提醒他喝口茶。姑父于是端起杯子喝了两口，又默然转头，看一眼窗外，“雪下大了，”又说，“不说了，不说了，看电视，看电视。”广告早结束了，贺岁片已经在继续。屋外天色昏暗，落雪密集起来，院子里已白茫茫一片。

“松明，你来了？”声音苍老，多少有点陌生，但依然听得出来，是姑姑。她正站在客室门口，单薄又瘦小，头上肩上都是白岑岑的雪，面容灰暗，模糊得几乎看不清。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叫了声姑姑，看着她竟一时语塞，愣了几秒钟，才问她雪是不是下大了。

“不大，不大，你不着急走啊，今晚上就留下，不要回去了。”姑姑一边拍打身上的雪，一边摁响门边墙壁上的开关，开了灯。屋里亮了，门外瞬间被黑暗充满，只看得到从门口溢出去的光束中，雪片在簌簌飘落，那飘落中，是姑姑拖得长长的涣散的影子。

“晌午庙里来电话，说要帮忙，本来想快去快回，一忙起来，竟把你要来的事忘得死死的。”姑姑解释着，讪讪地笑着，继续拍打身上的雪。灯光照着她，头发灰白，但面容并不像刚才在灰暗中看到的那样模糊，而是依然白皙，五官有致，能看出年轻时的魅力，似乎她这些年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也根本无需我悲叹。姑姑接着说：“刚刚雪下大了，才想起把你要来的事给忘了，赶紧往回跑。”

“没事，我也刚到。”

“知道回来就好，”姑父插话，语气中带着一点故意调笑的戏谑，但眼睛始终盯着电视，“松明在这里等了都有一天了。”

“现在脑子完全不行了，事情总要忘。”

“去庙上怎么忘不掉？”姑父还是那种调笑的语气。

我怕他们吵起来，赶紧说没关系，反正也没什么事。“松明你坐着，”姑姑对我说，“我给你拿个好东西去，一会儿给咱做饭。”她始终都没搭理姑父。

“去庙上忙一天，没吃斋饭？”姑父的话里开始多了些挑衅的意味，但说这句话的同时，还冲我眨眨眼，目光中泛着某种古怪的兴奋，像要特意告诉我他们是在闹着玩儿。

“想到松明来，就跑回来了，要不然真吃了回来。庙上不缺我一口吃的。”姑姑终于回应了姑父一句，说得十分冷淡，说完出门去了，看都没看他一眼。姑姑出去后，姑父指指写字台下面的一箱康师傅方便面，笑眯眯看着我说：“我备着方便面，你姑去庙里吃素，我就在家吃泡面。”神情比姑姑回家前轻松不少，可我还是隐约感觉到，一场风暴似乎正在形成，而已无法避开。

姑姑很快回到客室来了，一只白瓷蓝花的海碗中端着三颗透亮的柿子，火红的薄皮上散布着点点黑斑。她将碗伸在我面前，说：“松明，你尝尝，听你爸说你今年要回来，我特意留下的。还是前一阵子庙上发的，说是南方的品种，我们这里没有。你尝尝味道怎么样。”我拿起一颗先递给姑父，他说有肾结石，不能吃柿子，我便自己吃起来。姑姑站在那儿看着，等我刚吃完，便一边问味道怎么样，一边又递过来一颗。我说味道是不错，但不能再吃了，怕吃多了胃受不了。姑姑知道我自小胃不好，没再坚持。

去厨房做饭前，姑姑又端来两个小盘子，一个里面是瓜子和奶糖，一个里面是黄澄澄的麻花，说也是庙里给的，让我尝尝。我拿起一个麻花递给姑父，他看着姑姑笑一笑，接过去，说还是第一次吃到庙里来的东西。姑姑依然没搭话，用眼角余光不屑地乜了他一眼，再看看我，微微一笑，让我看电视，她去厨屋做饭。我和姑父各自吃着麻花，看着电视，没有一句话。

姑姑做好饭菜，端了过来。姑父拿出一瓶剑南春，说是藏了快十年的好酒，要和我喝掉。见姑父一脸高兴，我只好应着。其实我很久没喝白酒了，也没什么兴致。饭间，姑姑不断给我夹菜，姑父不断敬酒，我左右应对，只是始终不知道除此之外还可以说点什么。姑姑断断续续大概问了两遍我工作的事，问我媳妇怎么没回来，又问怎么年都不过就要去上班，我一一回答。三个人的谈话似乎只能说些这种本无必要的客套话，无法深入。

而等吃完饭，屋子里便只有电视的声音了，播放的是特别流行的电视剧《虎啸龙吟》。姑父目不转睛盯着电视机，偶尔含含糊糊评论几句，感叹司马懿真是一代枭雄，感慨曹皇帝太过多疑，语气热切，话语又含混不清。刚才那瓶剑南春，他喝了足有七八两。姑姑偶尔转头看我，遇到我的目光，便微微一笑。那笑容此时也显得稀薄，乃至有些空洞，但似乎并不像我先前想象的那样饱含悲哀与苦涩。

这样坐了四五分钟后，姑姑开始收拾茶几上的残羹剩炙。我要起身帮忙，被拒绝了。她一面嘱咐我安心看电视，一面麻利地收拾碗碟剩菜。跑了两趟，都收回厨房，又来客室，抹完茶几，抹布还提在手里，问我：“松明，你车锁好了没有，要不要开进院里来？安全些。”我笑笑说：“不用开进来。没事的。”姑姑太谨小慎微了。

姑姑犹豫了一下，转向姑父，若无其事一样说：“那去把门锁了吧，不早了。”这是她回家以来第一次正眼看姑父，也是第一次主动对他说话。可姑父依然沉浸在电视剧中，像没听到，没有任何反应。姑姑默然看了看他，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去把门锁了吧，不早了。”谁都没想到，姑父嚯一下转过身来，歪着头，斜瞪着姑姑，恼怒地说：“锁门，锁门，整天就知道锁门，到底要锁什么？！”

姑姑先是一愣，大约过了两三秒钟，便针锋相对，爆发了：“大半夜不锁门，等什么？！等等等，你等回来了吗？”她大概没想到姑父会这样当着我的面向她发火，一时委屈又恼怒，已顾不得我还站在旁边。她以前从不这样。

“那你，你成天锁锁锁，你锁住了吗？！”这话一出口，姑父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妥当，语气中的怒火随即骤然降下来，怒吼变成小声的嘟囔，“整天催催催，催命鬼，”话语戛然中止，起身出了门，一脸怒气与沮丧。

“锁锁锁，要不是你开着门，能跑了吗？！啊？！”对着姑父已经闪出门的背影，姑姑的吼声更大了，浑身都颤栗起来，两颗泪珠同时从脸颊滚落。我轻轻叫了声姑姑，又递去两张纸巾，姑姑迟疑一下，接过去，擦掉眼泪，也收了声。擦掉眼泪，站在那儿，待情绪平复了些，才抬头看我一眼，缩缩嘴角，努力想冲我笑一笑，但终究没笑出来，面色变得灰暗。我想象过的那种往事留给她的悲哀与苦涩，瞬间都浮上来了。

“一直就这样，一直就这样，你想待在这个家里都不行。”姑姑嘟囔着，“幸亏离黄庙近。”我没说什么，她也不再说下去。又默然站了一会儿，说要去铺床，便提着抹布走了，到门口又转回身，不好意思似的说：“和我睡在一个炕上，行不行？”我愣怔一下，明白了姑姑的意思，说行，她这才出门，留下我一人在客室里看电视。

小时候和表哥一起玩，经常留宿姑姑家，而自表哥病变后，就很少了。高中时大概还有过两次，都是睡在一个炕上。熄灯后，姑姑便开始说些往事，语调绵长而平静，我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听着听着，姑姑问我是不是累了，这样一问，本来已经很迷糊的我，又清醒起来。姑姑说过的那些话，讲过的那些事，如今想来，除了一件，别的几乎都如同夜晚弥散在我们周围的黑暗，已无从分辨。

姑姑语调和缓，仿佛只要用那样的语调，她所说的事就会更轻一些，就会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一天晚上她半夜惊醒，发现人不见了，心慌起来，赶紧下炕去找。找遍了各个房间，连阁楼上也找了，都没有，也没有跑出院子。院门还好好地从里面锁着。正心急火燎不知怎么办，听到猪的呼噜声，就去院角的猪圈里看，没想到还真的在那儿，光溜溜的，半爬在老母猪的肚子上。睡着了。喊也喊不醒，摇晃了半天才叫醒来，一拉胳膊，又乖乖跟你回屋了。像三更半夜跑到猪圈里，就是为了等你拉他回去。到屋里开灯一看，脸上、身上、脚上，都是猪屎猪尿，让人又气又笑。姑姑说，也幸亏那时候天气暖和，要是数九腊月，不得冻死。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说话，全把表哥忽略了，或者说忘了，好像他并不在场，或者好像他已经是个不存在的人。可实际上他和我们躺在同一个炕上，他睡在一头，我睡在另一头，姑姑睡在中间，把我和他隔开。那些时候，他始终不发出一点声息，连细微的呼吸声都听不到。他是睡是醒，是不是在听我和姑姑说话，以及是不是听得懂，这些问题在我年轻的头脑里连闪都没闪过一下。如今出现了。

十余年过去，姑姑所说的，那个久远的在月光如霜的夏夜满院寻找表哥的情形，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因为，我也曾像她那样，在一个夏日午夜慌张地找遍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那时猪圈早已拆除，表哥也已经快二十岁了。那是高一的暑假，姑父突发阑尾炎，疼得坐卧不宁，要去市里做手术，姑姑得陪着去，便打来电话，请父亲去她家帮忙照看几天。我自告奋勇，揽下了照看表哥的任务。我心想，反正就是看着，他自己待着，我看书，不会有什么影响。没想到没有一天是安宁的。

那天夜里惊醒时，我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炕上，表哥不见了，房门开着，门口陷进来一片霜白的月光。我慌忙跳下炕，出门去找。可院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空荡荡一院子的月光，白得让人毛骨悚然。我找遍其他屋子，没有人影，又找遍院子里各个角落，也没有。姑姑离开时，叮嘱说：“你从里面锁上大门，别让跑出去就行。”他们怕他跑出门会掉进路边的沟里，或跑到街上走丢。当想到表哥可能半夜三更打开大门跑掉时，我即刻感到一种失重般的心悸，赶紧走向大门去查看，可门好好得关着，铁锁也挂在那儿，锁着。

就是那时，感到有双眼睛正诡异地俯视着我。我脊椎发冷，屏住呼吸，尽量不让自己慌乱，小心翼翼，缓缓侧过头去看，仿佛即将看到一只恶鬼。但当然不是，是他，是表哥，他悄无声息坐在通往阁楼的室外台阶上，低低地歪着头，看着我，脸上泛着一种古怪又模糊的笑意。可我明明察看过台阶，甚至连台阶下的杂物间都看过，他刚才躲在哪儿，是去了阁楼上吗？阁楼的门窗早锁起来了，姑姑怕他不小心从阁楼上摔下去。

小时候每次来姑姑家，我和表哥都住在这阁楼上，每一次心中都充满了某种骄傲，好像那是一座只属于我和他的城堡。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这种骄傲值得终生铭记。随着年岁增长，这些骄傲自然不值一提了，可记忆也不会因此而消隐。阁楼圆形的蓝框玻璃窗，似乎总蕴含着一种奇妙的魔力，可以巧妙地拉近一切美好事物与我们的距离，使它们近在咫尺：枝叶繁茂且总散发着一种生涩芬芳的核桃树，辉煌如天上宫阙的黄庙楼宇，傍晚时分总要落在核桃树上咕咕叫的灰紫色的鸽子，清澈如水又隐约如山的月亮，以及春天沟崖边上大片大片粉花如云的杏树林。多少个夜晚，我们跪在阁楼的炕上，打开窗子，把手伸到圆圆的窗外，屏住呼吸，等着一些东西落在手上——晴朗之夜是绿光闪闪的萤火虫，阴雨之夜是温凉的雨滴。

可那天晚上，在那个青涩、功利、缺乏耐心又早已失去烂漫天真的年纪，我那么轻易被惹怒了，被表哥那可怜又模糊的笑意。我命令他从台阶上下来，而他只是看着我笑，一动不动。僵持了好一会儿，我有些恼羞成怒，终于喊了起来：“你个傻子，三更半夜，坐在这里要干什么？”他依然只是看着我笑，像在嘲笑我的气急败坏。我于是冲上台阶去拽他。我还记得，他两手僵硬，几乎冰冷，像某种雕塑。根本拽不动，我更使劲了些，一边拽着，一边大喊：“你个傻子，到底睡不睡？！”同时，另一只手伸出去抓他肩膀。他胳膊一抖，本能地缩手抱头。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已滚落到院子里，脊椎上像有刀尖在刮，背部生疼，胳膊和手麻木，脑袋也麻木，回响着一阵一阵的嗡鸣声。

姑姑回家后，抚摸着我脖颈上、胳膊上、手上的伤疤，颤抖着嘴唇，不知道说什么。十几秒钟后，她捡起一把笤帚，冲向还站在门槛上似笑非笑的表哥，劈头盖脸打起来。表哥跑到院子里，一开始笑，接着嚎起来。他在前面转着圈跑，姑姑在后面追。他依次跑进所有房间，都被姑姑追出来，又跑上阁楼，在阁楼门前狭窄的平台上，逃无可逃，只好蹲在半人高的红砖砌成的花墙角落，缩成一团。姑姑堵在那儿，抡起笤帚，边哭边打骂：“我让你再作孽，我让你再作孽，我让你推人！”他抱着头，颤抖着哀泣。

我跑上阁楼，紧紧拉住姑姑，说他不是故意的，他也不知道。姑姑才罢了手，蹲在那儿自己哭起来。表哥依然蹲在墙角，停止哭泣，偷偷用眼角瞥我，又瞥蹲在一旁的姑姑，眼神里透出一丝古怪的笑意。那笑，和那天晚上在阁楼台阶上时一样，呆滞，纯洁，又谜一般令人难解，令人难忘。后来不止一个夜晚，当我独自回想起那笑容时，感到如坐针毡。我明白，那笑，既不是得意，不是谢意，也不是歉意，而是无意义——那是他，从突然降临的疾病获得的唯一馈赠。

实际上，自表哥发病起，仅仅七八年时间，亲戚们似乎就把他忘了，平常根本无人提起。逢年过节，就算我们去了姑姑家，既看不到他，也无人提起。表哥一个人躲在自己那间肮脏的屋子里，偶尔将头探出门口，偷偷看一眼，若是正好看见谁，便散了的念头一样缩回去，只留下一瞥记忆的暗影。直到今年春天，他以死亡的方式又出现在人们的谈论中，他的名字也重新被说起，复活一般：天亮。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作为过往的一部分，人们不再刻意回避，因为它已成一个不会再变的事实，也因为不回避比回避更容易。

母亲在电话里告知表哥去世的消息时，我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的死，而是因为这消息提醒我还有这样一个人。“那天下雨，天亮要跑，你姑姑抓不住，给撂倒在院子里，等她爬起来，人已经跑脱了，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母亲说，“都二十多年了。这样早些伤了也好，他自己不用遭罪，你姑姑也不用跟着遭罪了。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哪里还拉扯得动。”人是第二天早上在黄庙背后的山崖下找到的，在一片杏树林下面。母亲说：“刚开春，杏树都开了花。人都说是嘴馋，去沟崖边摘青杏，不是的，我估计是去摘杏花。那会儿还没有青杏。”

过了好一会儿，姑父才神情黯然地回到客室来，出门时满脸的怒气与沮丧，都被掩藏起来了。他拍拍身上的雪，往火炉中加了几块炭，又给我新泡了一杯茶。“司马懿这老家伙，”电视里还在播放《虎啸龙吟》，姑父一边泡茶，一边扭头看着电视，故作轻松地说，“真是能忍啊。我们普通老百姓，你说，咋和他们那些个大人物比……”

这时姑姑进来，说已经铺好了炕，问我累不累，累了就过去休息。姑父的话被打断，便气呼呼在沙发的老位置上坐下，一声不响了。我再次为他们的明争暗斗感到难堪，出于对姑父的礼貌，只好说时间还早，再说说话。可有姑姑在一旁，姑父没再说一句话，而姑姑也不知说什么。后来姑姑去了隔壁房间，而我和姑父也没能再聊起来。电视剧结束后，姑父又随便调调台，草草地看了一圈，没什么可看的，又一次给我添热水，掩饰尴尬。八点一到，我说累了，让他也早点休息。姑父站起来，神情疲敝地说：“也好。早些休息。”

院子里落了厚厚的一层雪，两个房门口逸出来的光束中，能看见无数的雪花正在带着暗光落下。没有风，飘落的每片雪花看上去都那么悠然，不出一点儿声响。我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往院墙外看了看，成群的雪片旋在空中，将半空的黑夜搅成灰色。我进隔壁房间时，姑姑正在一口箱子里找什么东西，见我进来，转头朝我一笑，一边盖上箱子，一边招呼我上炕。炕两头分别铺着两床被子，一新一旧。炕壁正中还是那幅贴了不知多少年的福禄寿喜图。姑姑说你盖这个新被子，又说枕头也是新的。我上炕后，姑姑从一个红漆小木箱里端出一碗核桃，砸了几个，剥开递给我，又拿出两个苹果，说要去厨房洗了给我吃。我拒绝了，说晚上不敢多吃凉东西。

姑姑关了门，也上炕来。大概因为饭后的不快，尽管现在只有我和姑姑两人，依然有点尴尬，依然不知道说些什么。“松明，你想不想喝点红酒？我有瓶红酒。”姑姑想打破尴尬。但我不想喝，也不能再喝，还是拒绝了。“那你吃核桃，这是今年的新核桃，院门口那树上的。”我吃了几个核桃，姑姑还要帮我砸，我说实在吃不下了，她才讪讪一笑，看看我，然后将锤子和装核桃的碗，慢腾腾搁在炕边的桌子上。

“那狗是我放掉的，”姑姑突然若无其事地说，同时，眼睛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稀薄又苦涩的笑意。“我是实在忍无可忍了，那一阵子，整天不是躲在那个破家具店里，就是在外面打麻将，好不容易回趟家，眼里只有那个死狗，家里大事小事什么都不管。”一开始，我并没反应过来她是在说黑子。

“那天后晌下雷阵雨，死狗像疯了一样，在那儿叫叫叫，叫得人心烦。我出去看，我说你别叫了，别叫了，叫得人心烦气躁。死狗不听，我就想着放开缰绳，让它跑掉算了。铁缰绳怎么解都解不开，我找了个老䦆头，砸断了铁链子。”

“养了这么多年了。”我想起姑父提起黑子时的那种落寞神色。

“就是泼烦，就那一时，泼烦得不行。”姑姑略微停了一下，“砸断铁缰绳，还是一个劲儿疯叫，我捡了块砖头砸过去，可能砸在眼睛上了。死狗拼命叫几声，一掉头，夹着尾巴跑了。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姑父知道不？”

“我估计是知道。”姑姑淡淡一笑，“管他呢，他成天在外面整我，我还不能放一只死狗？”又说，“在外面胡吃海喝，还经常要命令我记得喂狗。我像个老妈子一样，伺候这家老小不算，还要伺候一只死狗。”

我又一次不安起来，不知道能说些什么，话题显然已经在往我不愿提及的那个方向行进了。每件事，哪怕最细微的小事，只要是在这个院子里，似乎都与那件事脱不了干系。它们早被什么东西揉碎，化成气息，混杂在空气中。只是在此之前我没想到。

“也不知那狗去了哪里。”姑姑说，而且果然，神情凝重起来，“也是我作孽。养了十几年，说没就没了。”

“黑子聪明着呢，不管在哪里，肯定没事。”

“你说，我怎么就一时做出那样的事？”

“又不是啥大事。”我尽量让自己语气持重又平淡些，“谁都有泼烦的时候。”

“这些年，我，唉……”姑姑的眼睛变得通红，话没继续说下去。

“姑姑，现在这样也挺好，”这么说毫无意义，但我似乎又只能这么说，“……日子就这样过……慢慢过着。也没啥。”

“是啊，”姑姑明白我在说什么，“还能怎样。现在这样是挺好。刚开始不习惯，总觉得不真实，院子一下子空了，哪里都空落落的。现在经常去庙上帮忙，有事做，没空去想这些，好多了。拜拜菩萨，念念佛。”停顿了一会儿，姑姑又说，“有时候我就是想，你说，松明你说，我怎么就，”在停顿的间隙，几颗泪珠终于滑出了她的眼眶，“你说我怎么就，我要是不放走黑子，可能就……”我知道姑姑始终在克制自己，不想说这些，可这些话还是说了出来。说了出来，又无法完全说出来。

“过去的事不说了。再说，也不是坏事。”

“但你还不能提，你一提，他就问你怎么没锁住，”姑姑忽然将话头扯到姑父身上。我多次想象过夹在姑姑、姑父各不相让的争吵中的尴尬境况。我害怕且尽力回避的正是这个。好在姑父不在这里。

“姑姑，”我说，“现在不去怪谁了。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情况，大家都难过，但也不是坏事。过去的让它过去。无论如何，纠缠那些没什么意义。”

“松明你说得对，”姑姑长叹一口气，“这么些年过来，要是再那样下去，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得住。我也五十多了，老了。”停顿一会儿，又说，“兴许庙里法青师父说得对。黑子是一只不多见的好狗，它那样是在报我的恩，毕竟我喂养了它那么多年。”

我没明白姑姑的意思，看着她，等她继续说下去。

姑姑看我一眼，接着说：“庙里有个法青师父，是管事的，我去得多，熟了，知道了天亮的事。一天在准备法事要用的油灯，一恍惚，看到天亮在一片灯光里看着我笑，我知道是假的，一时间难过得哭起来。法青师父看见了，就开导我说，你看到的是大好事，有啥好哭。又说黑子逃走是为了带走天亮，为了解放我，这样走了，我们前辈子的恩恩怨怨，就都化掉了。庙里其他人也说，他们都走了，说明我的债还清了。很多东西来世上这一遭，不是来讨债，就是来报恩，任务完成了，也就走了。”顿了一会儿又说，“那天后晌在下雨，我被撂倒在院里，心像给摔碎了，一下子心灰意冷，什么指望都没了，心里其实……等我再缓过神来，有了些念想，追出去看，就不见人影了。我那时候也确实不着急，心里啥想法都没有。现在想起来，我，我要是……”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姑姑，这些年你受苦了。”说得太过笨拙、苦涩，像忽而到了一片苦艾地里，无处落脚，“现在就是你们自己的日子了，慢慢过吧，和我姑父。”我明显感到自己有点心虚，这话听上去更像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没想到我话音未落，很快便又有几颗泪珠从姑姑眼眶中滑出，但被她擦掉了。擦完眼泪，她叹口气，说：“天不早了，早点睡吧。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

关了灯，我们默然在黑暗中躺下。

那时候，姑父的家具店还没开起来，他经常被邻里八乡请去打家具，有时远去其他县区，甚至去过临近的陕西一带，一去便是几个星期。姑父是附近几个乡镇唯一会打制风箱的木匠，他做的风箱，风又大，推拉起来又轻便。姑姑在街上租了一间门面房，开了个小理发店。表哥在乡上的中心小学读三年级，成绩优异，在乡剧院举行的六一儿童节表彰大会上，每年都会听到姜天亮的名字。

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会去姑姑家，和表哥玩。表哥写作业时，我在旁边乱翻书，姑姑春风满面地说：“好好学习，将来你们表兄弟俩都考大学。”我一脸茫然，全不知什么是大学。表哥则认真地做着作业，丝毫没有我那样的困惑。我相信他知道什么是大学，并且理解他母亲的意思。

那年寒假的一天下午，表哥写完作业，心血来潮，说要带我去姑姑的理发馆玩。姑姑家到街上不足三里路，我们很快看到了姑姑的理发店，有人披着一块天蓝色的围布坐在那儿，姑姑在专心理发。表哥提议干脆先去街上玩一圈再回来，那时候姑姑理完了发，我们正好一起回家。我们先去了冷冷清清的剧院，又去中学门口，还在那儿的地摊上买了零食。表哥想买桔子，问我想不想吃桔子。我想吃，但还没回答，旁边一个摊主问我们想不想尝尝“唐僧肉”。那是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男人，黝黑的皮肤紧紧地绷在脸上，使他的眼睛看上去格外白，瘦鬼一般，手里拿着几袋小零食冲我们晃。

买了两袋，六毛钱。夕阳已经很微弱，但旁边的老松树下还落着一块光亮。表哥带我到松树下，递给我一袋，说这儿还有太阳，暖和，吃吧。我们撕开袋子，十分珍惜地一颗一颗吃起来。一袋有六七颗，软枣那么大，黑黑的，黏黏的，核很小，也是黑的。味道甜腻，并没有它的名字所示的那样新奇，但我们吃得意犹未尽。

天快黑时，我们去了理发店，可店门已经关上。表哥说姑姑可能提前回去了，说着又凑近窗子去看。我也凑过去，什么都没来得及看清，表哥抓起我的手猛跑，一口气跑回了家，路上一句话没说。姑姑并没在家。表哥严厉警告我，要我别把傍晚去过理发店的事说出去。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你记住别说就是了。”表哥出事后，我一度猜测他那天下午看到了什么，以及那景象在他心里激起怎样的感受，至今没有答案。

那天下午的事我很快忘了，表哥似乎也忘了，只不过有段时间，我们不再去姑姑的理发店，也不再去街上。我们玩的地方变成了沟崖边、田野及黄庙周围，尽管由于是冬天，到处都荒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在一棵黑楞楞的张牙舞爪的大杏树下，表哥问我还记不记得这儿的杏花，我觉得那问题有些怪，不知怎么回答，最后说不记得了。他宽慰说没关系，等春天来了，杏树又会开花，又说到时候会给我摘。

然而第二年春天的杏花，我依然没看到。杏花开放的日子，我已经在上一年级了，没理由去姑姑家，而等暑假再去时，杏子都挂了色。但杏树林、杏花，我并不陌生，即便是黄土高原上最干旱最荒凉的山野中，每年春天，它们都会成片开放，浮动在山峁上，和黄庙后面沟崖边上的一样，如一团团茂盛又素淡的云。

忘了那天晚上我们为什么要睡在理发馆，我和表哥睡在小折叠床上，姑姑睡在沙发上。第二天一早，姑姑说去市场买菜，要给我们炖鸡肉。姑姑走后，表哥让我爬在床上，然后一翻身，爬到我背上。我们光溜溜的，大声地嬉闹着。就在那时，姑父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理发店中，站在床跟前，铁青着脸，瞪着我们。夏日的阳光带着浮尘，在他头上闪耀。我和表哥愣在床上，抬头看着愤怒的姑父，不知所措。

“在干什么？！”声音中早已满是愤怒，“不要脸的东西！”

表哥赶紧从我背上滑下来，缩在被窝里。姑父顺手拿起床边小桌上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恼怒地质问：“这是什么？”

“游……游戏机。”表哥吓坏了，声音像蚊子。

“哪儿来的？”姑父吼起来，但不等回答又拿起旁边那个威武的蓝白相间的警用摩托车模型，“这是什么？！”紧接着又问，“哪儿来的？！”表哥不说话，姑父又一次咆哮起来：“谁买的？！说！”理发店的空气被这怒吼声逼得颤抖起来，鼓动着耳膜，嗡嗡颤响，仿佛成群的野蜂在头顶盘旋。玩具摩托即刻被摔得粉碎。紧接着，姑父怒不可遏地冲过来，一把将表哥从床上提起。刹那间，表哥摔在地上了。

店里唯一的理发台被撞翻，台子上的东西撒了一地，钉在墙上的镜子也碎了。姑父脸色苍白，两眼通红，充血一般，愣在那儿，呆呆地颤抖着。表哥躺在镜子的碎片中，不吭一声，旁边散落着剪刀、推子、吹风机、梳子等。几秒钟后，姑父慌了，开始叫表哥的名字，但没有回应，他又跪在地上摇他，依然没回应，他抱起他，慌乱地喃喃自语：“天亮，天亮，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爸啊。”说着冲出了理发店。

姑姑没有回来，直接去了医院。中午时，母亲来接我回家，父亲留在医院帮忙。表哥救下了，费了很大周折，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他了，呆滞、傻笑、流口水、不分场合乱脱衣服、半夜哭泣、总想往不知哪里逃。那一年他十一岁，我七岁。后来听大人说，表哥在医院醒过来后，姑姑回到街上，砸了自己的理发店，毁了所有东西。那之后的大概一两年或两三年里，姑父和姑姑似乎还保有信心，相信表哥可以治好，带着他四处求医。照顾表哥之余，姑姑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头猪，希望能多些收入。此后几年，大人间似乎也谈论过姑姑和姑父想再生一个孩子的事。但都没结果。

后来不止一次听母亲说起，表哥总是动不动脱裤子，每一次，姑姑都会抽打，但他始终没有改变。“你姑也真是，”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那就是个傻子，成天跟一个傻子较啥劲？”当母亲告诉我表哥过世的消息时，我不禁想，那天下午，是不是表哥又脱掉了裤子，而姑姑又顺手捡起笤帚去追打，可忽略了大门半开着。表哥慌乱中冲向大门，姑姑追过去阻拦，被他撂倒在院子里。当姑姑忍受着疼痛爬起来时，人已经不见了。姑姑追到院外，可除了灰暗的细雨和阴云，四下里什么都看不到。姑姑再也无法控制他了，毕竟她已经五十七岁，而他已经快三十五岁了。

我没睡着，我知道姑姑也没睡着，但我们都屏息凝神，让对方以为自己已经入睡。我们像以往许多时候那样，需要借助睡眠来渡过那些悲恸的激流。但姑姑终于还是没能控制住，我听到了她极力压抑在喉咙间的悲泣，虽然只一两下便收住。屋子里没有一丝亮光，我知道外面也一片黑暗，大雪还在下，几乎能听到雪在屋顶上一层一层落下，仿佛要将地上的一切掩埋。

雪永远是假象，当积雪消融，一切又回归之前的样貌。但我们还是期待下雪，即便知道这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也还是期待着，因为那期待本身并不虚妄。

早上起床，才知后半夜雪停了，积雪约有两三寸厚。姑姑已经起床扫了院里的雪。天气晴朗，太阳跃在半空，但起风了，院门口的核桃树上时不时有积雪被吹落。核桃树仍有不少枝桠挨着紧锁多年的高耸在墙头的老阁楼，那孤零零的斑驳暗淡的老阁楼，挨着它圆圆的蓝色斑驳的木框小窗。当年这方圆几里的地方，只有姑姑家建了阁楼，从街上一拐入沟边村路，远远就能看到。现在早不流行了，许多人家盖起了两层三层的小洋楼。

姑父的房门还关着。姑姑见我出来，问我睡好没有，又说太冷了，让我回炕上暖着去。我在院子周围转一圈便进屋了，雪光闪耀，照得眼睛都睁不开，也确实太冷了。一会儿姑姑也进屋来，说要出去一趟，让我自己坐会儿，她很快回来做饭。我问她去哪里，我可以开车送她。“有雪，路不好走。”我以为她要去街上买菜。姑姑再三推辞，我还是坚持，她才终于说：“今儿天亮过岁，我去坟上一趟。”又说，“本来想后晌再去，眼看太阳一出来，雪消了，烂泥地就不好走了。”

我说陪她走着去，姑姑看看我，犹疑着缩缩嘴角，答应了。她早已备好了上坟的东西：一厚叠冥币、一捆香、一瓶红酒、一把麻花、一个油饼、两个柿子、两个苹果、几个核桃仁，还有几只蛋黄派，一只塑料打火机。姑姑把这些装进一个蓝绿色的编织篮里，然后看我一眼，又笑一笑。我们出了门。

雪不算太厚，但路并不好走，没走几步，我的皮鞋里进了雪。姑姑倒是穿着雨靴，她停下来抱歉地看着我，坚持要带我回家换双姑父的雨靴，我拒绝了。她又说那她走在前面开路，我在后面踩着她的脚印走。她挎着编织篮走在前面，每走一步都要动动脚，好让足印更大些。我踩着这些足印，跟在后面。路过黄庙时，遇到几个在门前扫雪的师父和前来帮忙的居士，姑姑合十双手，颔首向他们打招呼。他们看看我，将扫帚抱在怀里，微微颔首，合十回礼，显得相当不自然。

表哥的坟在黄庙后面不远处的沟崖边，一片麦地的尽头，孤零零被雪覆盖着。沟崖边有几棵高大的老杏树，沟崖下的荒坡上也是一片片的杏树林，树冠上落着厚厚一层雪，猛然看去，像极了我记忆中的杏花，如巨大的素淡云团，茂盛异常。我一下子被这景象惊住了，着魔般怔在那里，看了许久，心中激荡着某种我也说不清的东西。

“这儿离黄庙近，”姑姑在我背后说，“埋在这儿，我在庙里念经，天亮也听得清楚些。”声音里透着一种深谋远虑似的镇定，似乎也透着些别的什么意味。然后，又说：“三十六，也是个好年纪，往后就一直三十六。”

我没转身，感到一种难言的惊讶，说不清是惊讶于姑姑的话，还是惊讶于她说话的语调。姑姑替表哥做出这后事的安排，也是为她自己做的安排——但不止这些，姑姑的话里似乎还有些别的东西。我的心被它搅扰着。我想说点什么，可被那些纷乱不明又空洞虚渺的东西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出不来。

静默了一会儿，姑姑又开口了，这次是对表哥说的。她说：“是我造孽，对不住你，我现在好好在黄庙里给你念经，你多听听，来生投个好人家。”沉静的悲哀中包含了似乎应有的宽慰——以及某种近似于忏悔的东西，使得这话像是姑姑在对她自己说。这也理应是姑姑对她自己说的话——就仿佛理应是那个躺在地下的儿子，在对他含辛茹苦的母亲说。但这些话也显得生硬而潦草，似乎总缺了些深情，缺了些诚挚。然而我后来想，这么多年的相互磨难，不管母亲之于儿子，还是儿子之于母亲，又何来深情？

姑姑边说边将带来的麻花、油饼撕下一点碎屑，像抛撒种子那样，抡起胳膊，远远地抛撒在坟茔周围的雪地上。这样，周围的孤魂野鬼便不会觊觎她给儿子的东西了。我知道姑姑的话还没说完，我没开腔，在一旁静听着，然而，她没再继续说下去。

抛撒完食物后，姑姑跪在雪上，把苹果、柿子等放在坟头两棵黑火焰般的小柏树中间，又洒红酒，在雪上洒成一个不闭合的深红色圆圈，歪歪扭扭。再烧纸钱，但打火机怎么都打不着，风太大了。我走过去，拉开羽绒服的双襟，背对坟头，形成一个避风湾。火终于点着了，我蹲在那儿，往纸火堆里递冥钱。姑姑则跪着，默默烧纸。一叠叠的纸钱烧起来，火势很旺，许多还没烧透，就急不可耐般带着蓝色火焰飞到空中。我和姑姑相视一眼，我们明白，这意味着已在另一个世界的表哥正在拿走这些冥币，他急需它们——在另一个世界，他终于和他的同类一样，可正常享受人间饱含歉疚的追赠。

烧完纸起身时，我发现，坟头的一棵小柏树的枝杈间，竟结着孩童拳头大小的一个野蜂巢。倏然之间，那些嗡嗡蜂鸣又出现了，和多年前我在姑姑的理发馆里听到的一样，也和昨晚在那些往事的黑暗中听到的一样，蜂群盘旋在头顶，低低地盘旋着，带着无尽的不安。在寒冷的雪野中，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但却比真的更挥之不去。

大概表哥病变后的第五年，亲戚们去姑姑家，给她过四十岁生日。女人们聚在厨房里做饭、说闲话，男人们在客厅里看电视、打麻将，孩子们跑出跑进。中午时分下起了雨。吃完饭没多久，表哥不见了。大家慌起来，分头去外面找，姑父甚至发动了整个村里的男人。姑姑没出门，一直坐在厨房里等着，几个女人陪着。那一年我十二岁多，主动要求帮忙。母亲找了一条蛇皮袋子，翻卷成斗篷状，我披挂在头上，出了门。雨落在蛇皮袋子上，像落在鼓上，吧嗒吧嗒响。我在沟崖边上仔细搜寻，但除了湿漉漉的荒草和野树，什么都看不清，路两边废弃的柴窑、狗窝，废弃的院落，滴着水的麦草垛后面，也什么都没有。最后像许多人一样，无功而返。

下午五点多，村里一个穿蓝布衫的瘦男人跑回院子，激动地说找到了，就在沟里一个破窑洞门口，“你们不知道，窑门口挂着一个野蜂窝，有狗头那样大，天亮就躺在那儿，一群野蜂在他头上乱飞，可一下都没蛰他，你说怪不怪？”很快，姑父和几个人带着表哥回来了，姑父一边牵着他走进屋子，一边说笑着什么。而表哥，依然那样，一脸呆滞的笑意，从头到脚却看不出一点伤，只是头脸、衣服上沾满了泥巴。姑姑看到他，什么话都没说，突然放声大哭。大家赶紧劝慰：“没事了，没事了，这不是好好的吗，不缺胳膊也没少腿。”

看着面前那柏树枝杈间的蜂巢，我心里不断在想，明年夏天来临，那些野蜂还会陆续回到这巢上，还会继续在表哥头顶盘旋吗——以及，还是曾经那群令人惊讶的野蜂吗，带着祈佑，带着夏日雨水的气息？它们也会像在生者头上那样飞舞盘旋吗，像嗡鸣着的怪异的金色漩涡，不分昼夜？

回家的路上，经过黄庙门口时，姑姑停下，转向那明黄的大殿外墙，面带惆怅地凝视了好一会儿，转头冲我微微苦笑，欲言又止。前行几步后，又停下来，转头看着我，终于还是说话了，她努力表现得只是随口说起，表现得不在乎，但尽管如此，还是每个字都能让人感觉到隐含在话语中的那些尖刺和坚石，那些东西使她无法不说。姑姑说：“那阵子天亮还在。一天晚上，竟然给抓进了派出所，在街道东头的洗浴中心，”顿了一下，“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去赎人，我……我是造孽，对不起天亮，可松明你说，你说我这张脸往哪儿放？我还怎么过？”又顿了一会儿，“这些垂世背短的事，你说，能给谁说。”

姑姑停下来，看着我，她需要一些安慰，需要一些回应，至少需要一些理解。可我没能给出，我愣在那儿，过了好几秒钟，除叹一口气，犹豫几番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姑姑又看看我，终于接受了这沉默中讶异与喟叹的纷杂意味，不再说话，显得落寞无比，像一只忽然泄了气的气球。我们便又继续沉默着前行，往家走。姑姑在前，我在后，积雪在脚下吱吱的响着。我想着姑姑说的那些话，想着它们叉路迷津的含义，感到迷雾般的怀疑，感到一丝心慌。如果说之前那些频频出现的无话可说是出于理解，则这次不再是。

太阳很高了，阳光倾洒下来，在雪野上激起耀眼的光斑，烁烁闪动，让人睁不开眼。过黄庙不久，我们看到一个人影站在丁字路口，远远地望向这边，被强光反衬成黑黑的剪影，单薄虚渺，在雪地上蒸腾起的微微热气中幻动着，若有似无，像某种难以成形的念想。黑影后面，是姑姑家的老阁楼，陡峭的坡顶上闪耀着一片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