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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庆阳 | 知闲诗歌的基本底色与现代因子(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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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世玲 摄

知闲是一位漂泊了多年的年轻诗人,其作品的基本底色与现代因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很真切的生活困境与很真切的精神希冀,构成了知闲诗歌的基本底色。

此刻,我是一个病人

躺在床上,忘记了白天或者黑夜

就这样静静地躺着,像一个病人

父亲坐在沙发上,一本一本地寻找

我生病的原因或者日期

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因为那里从来都没有记录过我的病情

那些赤裸裸的文字,只是我解救自己的配方

——《此刻,我是一个病人》

“我”真真切切是一个病人,不但自己无法解救自己,父亲与医生更是无法救“我”。让人想起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乡村医生》写的是一个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乡村医生驾马车去十英里外的村子里看一个病人,最后发现那孩子并没有病,有病的是乡村医生本人。作为病人的诗人,只能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了。这与雪夜驾着马车的乡村医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猫的挣扎》也是这方面的佳作。

潮湿的南方又下雨了

头顶,铁皮被敲打的声响

和着机器的轰鸣

像四月复杂的心事,在塘厦

在布满黑色塑料的石潭布

一只无知的猫。掉进水坑

……

你说是人在挣扎,还是猫在挣扎?还是人像猫一样无意义挣扎。

自己掉进机器无休止的轰鸣中,就如同一只无知的猫掉进水坑。猫难以自拔,“我”也难以自拔。这既是“我”的困境,也是生命的困境。不是“我”陷入这困境,就是猫陷入这困境,不是“我”也不是猫陷入这困境,那么就会是另一个“我”另一只猫陷入困境。

《塑胶厂》也一样。青春在一堆一堆的机箱外壳或鼠标底座一点点灼热,或在冷漠中划过,而异乡人除了同机器一样冷漠,让人想起郑小琼的《机器》:

那台饥饿的机器,在每天吃下铁,图纸

星辰,露珠,咸味的汗水,它反复地剔牙

吐出利润,钞票,酒吧⋯⋯它看见断残的手指

欠薪,阴影的职业病,记忆如此苦涩

黑夜如此辽阔,有多少在铁片生存的人

欠着贫穷的债务,站在这潮湿而清凉的铁上

没有对现代工厂包括小作坊的真切体验,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知闲的《塑胶厂》更简洁一些。小琼的诗更隐幽、更温情一些。知闲更绝望,因为自己的青春就这样在自己的手中划过,而自己无法和命运抗争,就如同没法抗争车间的灼热与冷漠一样。

作为打工人的知闲确实深深地悲怆过绝望过。

《在鸬鹚窝的空旷里》写道:

生命在一步一步地被寂寞吞噬着,

自己也变成了易燃体,

也许一声巨响,

天地间就是一堆灰烬了。

想想看,还有其他可能性么?差不多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因为气温不断升高,一切都变成了易燃体,只剩下一声巨响了。应该是诗人真实感受的自然流露。有强烈的绝望感与毁灭感。

但诗人心中一直有一个真切的希冀在的。

《在黑夜的路上》写道:

在生锈的床架上

深刻地刻下自己的名字

期待一个仰望者陷入思考

披上神秘而敬仰的风衣

在冬天的废墟上

仓促地写下雪白的文字

等待那遥远的遥远的岁月

撒一把青绿

绿成一片汪洋。

绿成一片汪洋就是知闲的精神希冀。

知闲目前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晚期”写作。知闲的早期写作也就是知闲的全部写作了。所以我把它们都归之为知闲诗歌的基本底色。

知闲诗歌中还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现代因子,更值得高兴。这里说的现代因子,不全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因子,而是指知闲的诗歌很少有农耕的关于乡村的书写。

我姑且以知闲的《在卡夫卡的树上》这首诗为例,作一些简单分析吧。

在卡夫卡的树上

我成了一只可怜的大甲虫

乡村教师一直在我的耳边唠叨

这个世界真糟糕,而人们无动于衷

这句话,常常使我内心难堪

没有任何反抗的气力

曾经诅咒过许多次,都被约瑟夫•K阻止了

在卡夫卡的树上

常常提着雨伞,穿着雨靴的家伙

总说我爬行的样子有伤大雅

在他的面前我几乎不敢说

业余时间我还写诗

我和可怜的丈量员K相依为命

这种生活的愉快度,趋向零

……

我之所以以此诗为例,不是因为其标题中使用了卡夫卡。而是觉得他传达了和卡夫卡一样的东西。卡夫卡的《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一直在原地打转转,就是进不了近在咫尺的城堡。人在毫无出路的时候,可转而否定自己。《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利就是如此。如果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嘲弄并嘲笑自己。《在流放地》,包括《乡村医生》,包括《煤桶骑士》莫不是如此。

卡夫卡确实极端地毫无出路,而作为打工仔的诗人知闲也常常陷入精神的绝境。一切的根源当然不是诗人写诗了,而是“这个世界真糟糕,而人们无动于衷”,“我”又“没有任何反抗的气力。”你说“我”还怎么有出路呢?

并非诗人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卡夫卡做错了什么,而是对这世界缺乏一次判决。判决的结果是,最终“我”变成了被审判者,变成小丑。

“小丑”这个意象是卡夫卡不少作品主人公的一个基本境遇。比如《在流放地》中的军官,《城堡》中的格里高利。

当然知闲与卡夫卡不同,他肯定比卡夫卡更无力。所以我们的诗人知闲糊里糊涂地找到了一棵树,也不是找到一棵树,而是找到这棵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这棵树上了。

诗人知闲一直视自己的诗歌为“一个人的诗歌史”。

他说:“对这本集子我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与其说是不惑之年前的总结与记录,不如说是我一个人的诗歌史与成长史……有创业初期现实生活场景的描写,也有青年时期的呐喊和幻想,也有爱的渴望和生活迷茫时的思考与彷徨……”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这样想,也正常,毕竟与自己的心路历程息息相关。

不管诗人自己怎么看自己的诗作,其诗作应该超出了“一个人的诗歌史”的范畴,这是值得庆幸的。

比如真切感受问题。写作者必须写出自己对这世界的真切感受。既是真切感受,当然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受。好的诗歌包括散文,必须有真切的东西作支撑。一般人可以对这个世界无感,作家必须对这个世界有感。同质的东西之所以越来越司空见惯,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里,同质的思想、情感,包括感受太多了。太多了那就很难不同质了。知闲的早期诗作之所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想还是因为背后有真切的生活感受与精神感受作支撑。

其次一个就是现代因子问题。西北作家,特别是西北的基层作家,一般都不欠缺生活,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欠缺一些东西。我觉得有一个要害东西,不应该欠缺却欠缺了,就是现代感或者现代眼光。作家一旦具备了现代眼光,眼前的一切会完全不一样的。

知闲基本没有触碰本土作家最偏爱的农耕题材与乡土题材。所以他的诗作无论当时在南方,还是后来在北方,都能为读者朋友所接受,有一个主因应该就是其作品中的现代因子吧!

作者简介

杨永康,男,汉族,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22届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甘肃文学院荣誉作家,甘肃宣教口四个一批人才。曾在《十月》《人民文学》《作品》《天涯》《朔方》《西部》《黄河》《山西文学》《散文》《美文》《百花洲》《福建文学》《特区文学》《山花》《青年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摘》《作家文摘》《诗刊》《星星》等刊发表作品,曾获首届三毛散文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一、二、三、六届黄河文学奖,第四、五届敦煌文艺奖,《飞天》十年散文奖等。代表作有《惊喜记》《多么好的一个下午》《走着走着花就开了》《雪白雪白》《碧罗秋千架》《像黄鹂》《湛蓝之城》等。

编辑:吴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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