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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三哥(李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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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立英 摄 

昏迷二十多天后,三哥走了。在这二十多天里,他没有正经咽过一口饭,迷糊之中仅吃了几滴面糊。我知道三哥一定也很饿,可没想到这一次,三哥真的是被饿死了。

这并不是三哥第一次被“饿死”,上一次,是60年前,三哥才9岁。当大妈从生产队出工回来,找遍了地坑院,才发现昏睡在猪圈旁边的三哥。他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一点气息。反应过来的大妈,哭着喊着“海慰饿死了!海慰饿死了!!”

匆忙中,大妈到邻居俊青爷家,借来了一小碗黑麦面,匆忙生火烧水,做了一碗面汤,掰开三哥的嘴,强忍着悲伤,缓缓灌了进去。一会儿,一丝微弱的气息才从三哥口中探出来。“海慰活了,海慰活了……”大妈又哭又笑,疯了一般。

在我年幼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遍地饥饿的年代,三哥和很多孩子一样,肚皮晒在太阳坡里,薄薄的草绿色下,隐约能看到蠕动的肠子。

野菜充饥,皮包骨头,我的童年记忆里,始终只有一个字——饿。连着祖祖辈辈依偎的董志塬,也困在一场饥饿之中。

三哥身体瘦弱,骨骼软,上学晚,但学习成绩出奇地好。在小学升初中的时候,遇到“资本主义教育回潮”,入学必须考试,三哥以全公社第三的成绩,考上了什社中学。初中两年后,上高中和大学要靠公社推荐,那些成分不好的孩子就此无缘。三哥虽然又穷又饿,但顶着“地主”帽子,这挡住了他上学的路。

三哥哭着回来,进了庄稼地。和铁锨、䦆头、扁担、架子车打起了交道。

年年种粮,年年吃不饱,年年穿不暖。但这并不能挫伤年轻气盛的三哥,因为三哥发现了比种地更好的事——做生意。

1976年腊月,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宁县早胜塬上的葱蒜价格便宜,叫我和他一起贩葱赚钱。那时三哥20岁,我14岁,没出过远门,就兴奋地同意了。

隆冬,天还没亮,吃过大妈做的早饭,我和三哥骑着自行车就匆忙出发了。赶到早胜,已是下午。记得当时窄窄的街道两边摆满了箩筐,葱蒜最多,被摆在正中间。街边上,摆着鸡和猪娃,黑猪娃被绑着四个小蹄子,卧倒一片,哼哼唧唧,等待命运的安排。公鸡母鸡,显然是过年的主角,穷苦家庭喂了一年的宝贝,要在过年前卖给有钱的主家。

三哥精挑细选,讨价还价好半天,最终选了230多斤大葱。我年龄小,只驼了100斤左右,三哥把剩下的全部压在了自己自行车上。

我们骑上沉重的自行车,从早胜塬出发,腊月的大路,一半是黄土滩,一半是石头蛋,当自行车跑在上边,我们像是觅着了食的松鼠,兴奋着、得意着。腊月的夕阳,透露出年关的喜悦,一大坨温暖的红霞,眷恋着两个载着大葱而飞奔下山的少年。

从早胜到宁县城,已经走了十七八公里的路,再从宁县城回到什社的家中,还有五六十公里路,况且还有山路。三哥决定在县城吃饭,仿佛吃一顿好饭,我们才有连夜翻山回家

晚饭是我们最爱吃的炒面,三毛钱、二两粮票一碗,我们哥儿俩一人一碗。那是公家办的食堂,白灰土墙,四角一点青砖柱,等一碗面,坐在里头,就有趾高气扬的感觉。

说是一碗炒面,可碗并不大,印象中只有三百毫升容量的感觉,不到一分钟,我们便吞完了面。谈不上饱,甚至还不及半饱。知道食堂的面汤不收费,我们每人再喝了三四碗面汤,才灌了个肚子圆。

继续赶路。出了县城,就是一座山——昔家川,都是上山的路,坡很陡、路也很窄。推着自行车,还没有正式上山,在高石崖上,我肚子里的那三四碗面汤,已经涨成一大泡尿。送走那一大泡尿,肚子空瘪,还没来得及上山路,我就一丝力气都没有了!

坡度大,自行车前轻后重,我们不得不推着走。可我的个头小、身体轻,手腕力道小,等推到陡峭处,根本压不住自行车头。特别是当前轮胎碾到大一点的石头上,车头便翘起来,立马人仰葱翻,我气得快要哭鼻子了。

三哥只能加快脚步,把他的自行车先推靠到山坡侧边,然后跑下来扶起我的自行车,从后边推着,我才感觉到分外的轻松。直到撵上他的自行车,他便不再推我,让我原地慢慢儿挪。然后,他再把他的自行车加劲儿推出七八米远,再靠边,再回来帮我……

就这样,三哥在宁县的坡道上,来回往返地推,翻山的路,我走了五六里,在三哥身上却是加倍的。

我已经记不得那晚的月亮和山路了,只记得三哥的肩膀,带给我了无穷的力量,在往后的山路上,默默温暖着我。

李泉灵 摄 

爬完宁县坡,我们终于上了塬了,平坦的黄土路,一直通到家门口。路还有二十多里,夜已经过半,三九寒天,葱又太沉,从山路上来,三哥车子的挡泥瓦扭了,擦着轮胎,车轮不转,我们又修起来车子。还是三哥办法多,最终拆掉了挡泥瓦,我们又成了飞奔的少年,披着腊月的夜色。

路过乡里的任岭村,发现一个蓄水土坑,冻起来的大冰块在月亮下面特别明亮,冰面下看见稠泥糊涂,我俩又累又饿,撇下自行车,蹲在地上又吃起了冰块,喝起了泥水。甜凉的冰块成了享受,黄泥给了我们极大的饱腹感,猛然间我们都有了精神。

很快,到家了。大妈招呼我们吃饭,吃饭其实都是样子,挺大的圆瓷碗里,永远只有几粒粮食。在那个永远吃不饱的年代,没有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吃饱饭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好感觉。

吃完饭在家里歇息,三哥说:“走早胜,把人走倒折了 (困难重重的意思)。”他笑了,我也笑了。

后半夜了,我们还要去生产队,看大场的任务还等着我们(看大场:在集体劳动打碾的场地上轮流值夜班,看护农用工具和集体资产)。

第二天,街道有集,我和三哥拉着架子车,开始赶集卖葱了。市管会的人,东挪西移地赶着我们的摊位。好不容易固定一处摊位,他们随即撵过来,高傲地开着票据,然后随手扔在葱上,神气洋洋地伸出一只肥手,没有耐心地吐出几个字:“一块钱管理费,快交!”我们知道,不愿意缴费的,就要被收走秤杆秤砣。看着管理员提着没收来的秤,我们忍痛割肉,极不情愿地递出去一块钱,才得以落脚。

从腊月底到整个正月,我们每集都跟,净赚36元。这36元,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然而,我们并没有高兴多久。

随后的几天,一个北风强劲的晚上,我和六弟在生产队看场,六弟贪玩,找生产队饲养员去玩了,留我一人,在我用麦草烧炕的时候,北风猛然刮进来,炕洞门里火光散漫地喷出来,情急之下,吓得我用一捆麦草堵住,便也撒腿跑向饲养处玩耍。十几分钟后,当我再想起生产队大场的炕,回头再看的时候,已经火光滔天,生产队大场房失火了!

听到我们的呼喊,社员和饲养员们都跑来救火,而我还一心惦记着炕上我的棉被子。当我冲进火房子抱出被子压在雪地里的时候,被子上的火苗灭了,我却哭了。我没有被子盖了。

天寒地冻,我没有被子盖了。还是三哥,用他两个月的赚来的辛苦钱,给了我30块钱,让我买被子。我至今记得,我买回来的被子是紫色的,上面印有熊猫,抱着竹子在啃食,画面温暖可爱。这被子一直盖到我结婚,是我这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后来,经济回暖,1977年开始生产大队组织副业队外出干活挣钱。三哥那时21岁,身体正壮实,随副业队辗转马岭、庆阳川盖高楼、建庭院,除过生产队提留的钱,自己每天还能收入2到3角钱。等到腊月停工,副业队集体回家,人人都是新衣裳在身,风光尽现,让我们这些小弟兄们眼馋羡慕。再后来,饿怕了的人、穷怕了的地、阴怕了的天,终于在1980年大翻转,庄稼丰收了,我们吃饱了。

在顺风顺水的年代,三哥腾云驾雾般地闯荡着西峰城。开办过皮毛厂,专门制售裘皮服装,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和深圳……三哥是当时我见过的第一批穿西装打领带的人。

到90年代初,三哥和农用物资打上交道。在什社乡街道开办了农业科技服务部,帮助农民科学种田,增产增收增效益。家里盖起了新房子,买上了摩托车……生意实诚、脑筋活,后来,他把农用物资门市一直开到了市里。

三年前的盛夏,三哥得了一场病做了手术,三年来经常复发,要再动手术。他辗转北京、西安,尝试中医和西医,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不得已接受了化疗。

大半生闯荡,三哥说,除了新疆,全国各地他几乎都跑遍了。今年春季,三哥还专门买了一辆汽车,豁达的他,说要闯一回新疆.

未曾想,夏至后,三哥开始卧床,不进米面。他最后一次醒来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孩子们凑近才知道他要喝面糊糊。这一次的面糊糊,最后也没能留住三哥。

三哥走后,初伏下了几场大雨。在大雨中,董志塬逐渐冷静下来。我想起这些往事,想起三哥,想起我们的青春。岁月荏苒,而我们,却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简介

李正军,甘肃西峰区人,文学爱好者。


编辑:袁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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