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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读后，有几个很深的印象：一个是作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二是作者有厚实的生活积淀。三是作者有很深的底层情怀。四是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性。前三点是对作者的印象，后一种是对作品的印象。

下面我就包维范小说的现实感与现实性说一些感想。

小说的现实感与现实性，是个很复杂的文学话题。作家余华曾这样说过：“什么是文学中的现实？我要说的不是一列火车从窗前经过，不是某一个人在河边散步，不是秋天来了树叶就掉了，当然这样的情景时常出现在文学的叙述里……”

但它们仍然只是现实中的现实，仍然不是文学中的现实。

余华提出两种现实，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一个是文学中的现实。

余华说他在小报上读到过两个真实的事件，一个是两辆卡车在国家公路上迎面相撞，另一个是一个人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上跳下来，这样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记者笔下的陈词滥调，可是它们引起了他的关注，这是因为两辆卡车相撞时，发出巨大的响声将公路两旁树木上的麻雀纷纷震落在地；而那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身亡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使他的牛仔裤都崩裂了。“麻雀被震落下来和牛仔裤的崩裂，使这两个事件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变得令人难忘。”

余华认为这就是文学中的现实。“如果没有那些昏迷或者死亡的麻雀铺满了公路的描写，没有牛仔裤崩裂的描写，那么两辆卡车相撞和一个人从高楼跳下来的情景”只是现实的现实而已。

显然余华认为作家真正在追求的是文学中的那个现实。即小说之成为小说的现实感。

美国作家帕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将小说的现实感与称之为“现实的表象”。帕西瓦尔说：“小说并不写实。写实是小说变的一种戏法——在二维平面上呈现三维效果。同样的，要是你把现实中你和好友之间最意味深长的交谈录下来，而后转写到小说里，这会成为史上最糟糕的对话，因为你掉进了复制幻象的陷阱里。所以，写实不是最重要的，小说写作的关键是制造现实的表象。”

帕西瓦尔何以要如此强调小说的不写实呢？因为写实在他眼中就意味着对幻象的复制。这是优秀的小说家绝对不能接受的。

帕西瓦尔可谓美国当代文学界的异类。他多产，六十多岁已经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绝大多数是长篇小说，摘得包括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文学奖章在内的各种殊荣。你说他能接受复制么？接受不了的。

那么小说的现实性如何来实现呢？

当然靠一种比现实的现实还要现实的现实，即文学的现实来实现。这个说法朋友们未必很理解，但确实是许多作家在做的事。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贾平凹的《带灯》，从内容说涉及上访、维稳、灾害瞒报、超生罚款、牺牲环境等等。

这些本身还不是小说所要的现实感。经过作家按照文学精神一番编织，这些现实的现实与生活事件不再是现实的现实与生活事件，而变成了小说事件与小说的现实。

余华的《第七天》从内容说有上访、地陷、灾害瞒报、黑市卖肾、煤窑塌方、天价墓位、有毒食品……近几年的新闻热点都被纳入其间，经过作家按照文学精神一番编织，这些新闻事件、生活事件也变成了小说中的现实。

评论家徐刚对此有专门研究文章的，朋友们可以找着看。

下面为以《狗日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为例，做一些探讨。

《研究》最早的故事胚胎，未必具有小说的那种现实与现实感。但经过作家按照文学精神的一番编织，小说的现实感出现了。

“一向充满污言秽语的刘拐子家里，今晚上却意外地传出了欢快的嬉笑声。”

小说的第一个现实感出现了。即地点的现实感。

“西沉的太阳刚从一大片黄莾莾的云层里钻出来，又跌进了黑沉沉的云口里。”

小说的第二个现实感出现了，即时间的现实感。

“刘拐子婆娘迈开一双“解放脚”回到家里，向男人报告了她从县里带回来的好消息：她到县里找到信访室的罗主任，罗主任领她见了县委的马副书记，马副书记叫办公室高主任把她领到统战部的金部长办公室，金部长又领她见了王副县长，王副县长又把民政局的汪局长叫来，她便跟着汪局长到了民政局办公室，详细地讲了她的申诉。这些领导一个比一个和气，都答应研究咱家的事哩。

刘拐子虽然不明白“研究”是咋回事，但从婆娘那得意的脸上似乎掂量出了它的份量，于是他那老是忧郁而又铁青的脸上马上露出了希望的神色。他抛下手里正绑扎的蓆芨掃帚，拿过烟锅，装了满满一锅旱烟，点着火，美美吸了一口，然后仰面大笑：“哈哈哈，还是阎王爷好见！”

是忧郁而又铁青的脸上，希望的神色，抛下手里正绑扎的蓆芨掃帚，拿过烟锅，装了满满一锅旱烟，点着火，美美吸了一口，然后仰面大笑。

这些应该算是任务的现实感与人物关系的现实感了。没有这些小说的现实感出不来。

“啥事把你高兴成喎了？”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惊奇地问。

“爷！我妈说县上领导研究你和我爹的事哩，听——着——了——没？”小孙女等弟兴冲冲地爬在爷爷的耳门上大声喊了一遍。

夜幕沉沉地压住了这个边远而又孤荒的山庄。刘拐子家炕头边半块砖头上搁的那盏小煤油灯的微光，伴着一柱黑烟，把刘拐子干瘪的瘦脸照得黑里透红。他一边轻轻地抽着旱烟，一边细细地思量着县上领导的“研究”——这回我的事算是有门道了。弄了几十年没人管，原来是咱没有寻到地方上!想着想着，他那布满皱折的脸面似乎舒展了许多，露出了自负的笑容，那神气好像在向世人表白：我这腿是咋拐的，我爹的腰是咋折的！

小说就这样极具现实感的往前走了。

西沉的太阳刚从一大片黄莾莾的云层里钻出来，又跌进了黑沉沉的云口里。

夜幕沉沉地压住了这个边远而又孤荒的山庄。刘拐子家炕头边半块砖头上搁的那盏小煤油灯的微光，伴着一柱黑烟，把刘拐子干瘪的瘦脸照得黑里透红。

这都是小说要的现实感，没有这些表征，刘拐子这一家人及这个偏僻的小村子的现实感就出不来。

下面就是刘拐子整个人物的命运遭际与漫长的、焦渴的等待了。

七月的毛乌素沙漠的西南端，天像个娃娃脸，说变就变，刚黑时还星星满天，这会儿西北边的黑云被大风呼呼地推到了天当中。随着一道闪光，一声炸雷，一股贼风倏地穿过刘拐子家窑间子上的谷草缝儿，吹灭了那盏微弱的煤油灯，猛地打断了刘拐子的思绪。

“嗯！天光吹风不下雨”，刘拐子溜下炕，出门看了看，边关门边骂。

“你没上崖背上看看水路都好着了么？防顾下大雨开了哪！”女人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

“能下个球，你不知道咱这儿的天和喎些当官的一样，只干打雷不下雨吗？”刘拐子又有些愤愤然了：“我老刘真的是个怂孬鬼吗？小小叫敌人拉去，刚到战场上跑了一回，豁出命打敌人……”

“呜——呜——”，他忍不住哭出了声。

“你又咋了？天一变就腿疼，展过来我给你揉揉。”女人关切地问。

“你有这话拿到乡上说去，光在我们婆娘娃娃跟前发曾！”女人知道他这牢骚发过不止一次了。

焦渴与现实感就这样等待着继续着。

一个月过去了，他安慰着自己：“快了，快了。”

三个月过去了，他嘀咕着：“咋球弄着呢，还不见音讯？”

半年过去了，他叹息着：“研究好是好，就是太慢了！”

一年过去了，他又有些失望了：“咱这事怕又不行了，说不定人家已经忘了……”

就在这个时候，县里给乡上打电话，叫刘拐子到汽车能到的地方等着，县上要来人了解他的情况。

这时候又发生了材料丢失的事。

春节过后，研究才算有了起色。

这时候刘拐子已经病得不轻了。

县上决定由王副县长带队去刘蛮娃家里宣布省上决定，颁发证件和残废金。当他们在乡村干部陪同下到刘蛮娃家时。主人公刘拐子已经病危了。他女人和两个孩子以及几个亲戚，都哭着守在身旁。

小说的现实感应该说到这里全然出来了。

小说结束了，但小说留下的现实问题值得思考。即官僚主义的顽疾问题。可以说已经成为基层机关单位处理问题的正常现象了。九十年代有一则新闻说一个企业要盖个章，最后盖了200多个章，事情还没有办成。这不正是小说《研究》的最大现实性所在么？

《研究》具有这种现实性。小说集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一个年代久远而近乎寓言的故事，或人物。但都不缺乏某种现实性，如此，整部书的价值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