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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庆阳 | 笔力固高洁 存史情亦真——读张俊彪传记散文集《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杨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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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读到著名作家张俊彪先生的散文作品是在2013年我为《旬邑文库·散文卷》撰写序言时,在先生的文字里读出了一种在意象符号化的过程中寻求散文言说方式的创新,一种生命“转喻性”的哲学意蕴,一种现代主义的思维激荡。我当时认为,这是“传统的散文表达方式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多年以后,在这个“万瓦鳞鳞若火龙”的暑日,在他《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铺展的文字长廊间徜徉,我为他以传记散文书写人生波澜起伏的强烈文本意识所震撼,为他“诗吐心声莫近名”,秉持散文“真实性”的文化品格而感动。透过这些用沧桑岁月酿制的长歌短章,我们更加质感地领略共和国历史变迁的风云际会,感知文坛春秋的潮涨潮落,触摸一位老作家心灵世界的摇曳多姿,观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相刃相靡,从而彰显出文本的存史资政价值、文化记忆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正如苏格兰哲学家卡莱尔所说:“只有传记是真实的历史。”

“史”的凝重是《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的显著特点。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传记文学在古代散文格局中占据主体地位,以司马迁《史记》为滥觞,逐渐形成了史传文学与杂传文学两条基线,涌现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宋濂﹑顾炎武﹑黄宗羲以及近现代鲁迅、郭沫若等传记散文大家,形成了“亲历、亲见、亲闻”的艺术品格,从而奠定了传记散文“补史之遗,匡史之谈”的价值地位。张俊彪先生有着青春的军旅步履,漫长的政坛经历和主政深圳文坛的履职实践。这种“多重”的自致角色,为他创作传记散文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而给这些作品打上了“三亲”的深刻印记。从记载进入新时期,百废待兴,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冲破“左”的阻碍,大力提拔任用年轻干部的《灰烟散去》到追记经受战火洗礼,在和平年代仍然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革命前辈风范的《共鸣》;从记叙自己在仕途上以党的利益为重,于风浪中经受考验,在历史转折关头更新观念,毅然选择奔赴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风波之后》到表现从战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严于律己,保持廉洁本色、人格魅力的《发票轶事》;从反映党的高级干部平易近人,爱护青年干部的《赠言》、《灯光星光》到讴歌党的退休干部壮心不已,坚持原则,荐贤举才的《三荐》,处处感到历史的深沉和凝重。梳理这些文字,就会发现这样两个特点。

一是将客体对象还原到“人”的本体去表现。在作家心目中,无论是在高层行使人民赋予权力的高级领导,还是在地方为履行党赋予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人民公仆,权力的范围和责任有大小,然而,作为“在世之世”存在的人,他们有着常人一样的情感欢郁,一样的遭际感怀,一样的困顿和无奈,一样要履行孝老扶幼的人生责任。历史演绎了他们起伏跌宕的命运历程,也铸就了他们鲜明的性格特征。这样,掌握着全省干部调配的组织部长“隔三差五地来到我的房间说话,有时候也带我一起步行”,“他去老战友的子女家里吃饭,也叫上我一起去”的平易朴素,而身为省委书记宋平的夫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穿着我帮她买的那双尼龙袜子,走不了多远,就在路边树下提袜子”的尴尬;省委秘书长面临“房子小,两间大的,一间老婆住,衣服被褥都放在里面,挤得转不开身,一间给孩子住”的窘境,甚至当着一位青年人,感到赧颜而道歉。这些鲜活的生活浪花,这些亲见的人生态,撩开文件中、会议上“高干”的“神秘”和“威严”,让一个个从人民中走来,与人民一起经受生活磨砺,永远保持着人民本色的干部形象跃然纸上。

二是通过细节展示客体对象精神世界的亮点。如果说,在《共鸣》中,作家细腻而又平实地记叙了作为领导干部的宋平夫人那些早晚不坐车,上下班来回走几站路的自律自觉,那些对下属嘘寒问暖,“带着糕点”向身边工作人员“拜年”的殷殷关爱,呈现的是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权力观。那么,在《风波之后》中,读者通过作家在任职考察中遭逢的命运风浪,具体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时任省委书记李子奇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既坚持原则,一切从调查出发;又悉心爱护青年干部,放手让其工作,在改革风浪中经受考验,最终在实践中得出结论的求实精神,特别是在作者离开甘肃,赴任深圳后,仍然在省委常委会上庄重地做出决定,“宁卧庄宿舍那套房子,谁要都不给,让给他留着,他回来的时候有家在”的浓浓深情,读来让人心动。如果说,《发票轶事》通过时任省委书记宋平要求下乡调研干部用餐和自家购买家具要开具发票这两件平常事,阐释了一个关乎党风的大主题:那就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廉政自律要从身边小事抓起,那么,《赠言》中后来成为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几次打电话邀请远离工作单位,到京华学习的作者到家中友谈聚餐,满腔热情地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到贵州工作,临别时又殷殷赠言的举止行为,在读者面前展示出我们党内上级与下级、领导和群众之间新型的、平等的人际关系以及跨越个人情感的“三观”共识。联系到当前党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筑起拒腐防变的牢固思想防线的时代背景,作家笔下这些从生活溪流中捡拾的人格珍珠,摄取的思想光华,其当代性、当下性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传记散文的力量所在。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作家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时期人物思想、情感、行为、经历的悉心关注,对人物鲜为人知的人生“亮点”的敏锐捕捉,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发掘,对其行为价值的本质把握,从而以其真实性、生动性的魅力进一步补充了正史的内容,丰满了正史的信度,为深化党史研究和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最前沿、最生动、最直观的资料,为当代人提供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依据。“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卡莱尔语),“传记是一种更易于使人们将思想创立者的生活与人格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查理·芒格语)

《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是一部深刻隽永的文化记忆。

美国著名评论家杰姆逊说:“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杰姆逊这里所说的,就是以人物情感、性格为对象的传记文学。张俊彪是时代激流的弄潮者,从走进军营到履职政坛,从作为一名作家用文字记录时代到在主政改革前沿城市,为繁荣特区文学艺术事业而尽责,不仅是自致角色的变化,也不仅是生存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其间贯穿着对时代的认知自觉,对文学艺术的理论自觉,对个人境遇的价值自觉,贯注着“心中想什么,任上干什么,退位留什么”的岁月负重。几十年过去,当作家检索身后的足迹雨痕,就使得作品被赋予时代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特征。

这种记忆打着创新思维的浓重印记。歌德说:“如果承认已经被别人承认过的真理,就会使自己丧失独创性。”这就是说,任何创新首先所面对的,就是传统的冲击。当这种冲突置于“文革”结束,除旧布新的历史背景下时,人的勇气与胆识就成为“思想进程”的动力。这一论断在张俊彪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印证。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传记文学的大国,尽管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以自己作品布局出辉耀古今的灿烂星空,然而,当作者试图以这种文体实现对红色文化的审美表达时,依然遭到了传统力量的阻抗,爆发了从作品评价到理论层面的争论。《传记文学诞生记》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这一过程的思想交锋,更重要的是作家在现实碰撞中对自己的选择行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从初心激情到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和成熟。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馈赠给作家的,不单是《血与火》、《鏖兵西北》等作品的诞生,还在于乘着思想解放的机遇,以《我和我的传记文学》站在了理论制高点上。这无论对于当时推动传记文学的繁荣,还是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新时代文学“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都有着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

这种记忆彰显着负重致远的使命意识。“使命是我们存在的原因,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约翰·罗斯金语)而人的伟岸就在于,面对历史责任和历史机遇,能够理性地把握自己,这是《风波之后》带给读者人生观意义的启示。诚然,在特殊年代里,经受横波激流,遭遇“浪遏飞舟”时那种“心里一阵纷纷乱乱”的思绪乃是人性的本然体现,然而,当他心底坦荡,相信党,踏踏实实走好人生每一步时,就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清醒。尤其踏上南国热土时,展望“满城春色,繁华遍地,青山绿水,闹市繁盛”的特区风光,从而“萌动了南下的心念”的激情涌动。这里要在一个“萌”字,蕴含着突破和新生;重在一个“动”字,标示着告别“就我”而走向“新我”,作家赋予“心念”二字以丰富的因缘。一方面,远在大西北的领导和同事殷殷系念,期待他回归;另一方面,特区改革春风温暖心扉,召唤他留下,二者看似异曲,实则同工,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节点汇成时代交响,从而给予作家以坚实的灵魂支撑,使他从投身特区的那一刻起,就把庄严的文化使命扛上肩头。这样,我们在《换届前后》中看到作家为发展和繁荣特区文学艺术而“建章立制”,“完善机构”、“激励职工”,在短短两三年内“十多个文学艺术家协会成立齐全”的忙碌身影;特区文联用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一举摘掉“文化沙漠”帽子的骏业辉煌,用《特区文学》、《现代摄影》等十数家刊物结袂的文艺长廊以及为了保护思想前卫、文体先锋的青年作家、敢于坚持改革创新的文艺刊物而勇于迎难而上,融管理与引导为一体的作为,就成为一种历史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因果必然。这些有温度的文字,把读者带进一个百舸争流的峥嵘岁月。然而,我更着意于隐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着意于其所携带的那种“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的创业精神”、“自立、自强、自信的拼搏精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承载和诠释着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们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传记散文所蕴含的巨大精神能源。正如拉美著名作家马尔克斯所说:“生活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这种记忆镌刻下“以道为本”的人格修为纪程。我们现在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不仅经受时代风雨的洗礼,更面临“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 、“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 、“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等各种思潮的冲击和诱惑。自觉坚守艺术理想,“胸中有大局,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 ,永远站在时代前沿和人民的立场,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知》、《写作与获奖》、《缺席颁奖》等篇章,仿佛一面镜子,烛照在文学艺术漫道上跋涉求索的作家艺术家特别是年轻朋友的心灵世界,提示我们:一是如何处理作品和人品的关系,在任何时候,自觉地坚持“人品决定作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把修为作为艺术人生的必修课;二是处理好写作与获奖的关系,“写作的人,如果冲着拿什么奖……就很难写出可以延世的优秀作品来。”三是始终保持清醒与“自知”,远离喧嚣,淡泊名利,“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走笔至此,我油然想起德国著名文化记忆理论家扬·阿斯曼曾经说过:“文化记忆是带有认同迹象的知识,是关于自我的知识,即人们自己的历时性认同” ,“它被抽取出来、对象化,然后存储在一些象征形态当中,……它是稳定的、超然于具体情境的,它们也许会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情境中,从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传记文学的代际传承价值必将进一步显示出来。

借诗性以骋其情是《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文学性的艺术体现。

一是意象化的审美表达。在所有的文体中,散文是最能表达人的审美知觉和审美情感的文体,而且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散文意象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作家撷取琳琅满目的意象组群,赋予其以丰富的象征性、转喻性和暗示性,成为一种美学追求。作为前沿作家,张俊彪对于散文意象化有着敏锐的艺术自觉。它首先表现在书名上,所谓“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就带有一种艺术抽象的形质。从所指说,“心”中的高山大河是一种打上了思想印记的抽象的文学意象,而非自在的自然物象;就能指而言,他具有多矢性的象征特点,既象征着作家笔下人物的伟岸与雄健,又象征着人格与品德的美与崇高,从而传递一种“高山仰止”的审美观。所以,这里的“高山大河”已经脱离了具象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符号是艺术篇章最基本的元素,符号构成艺术的表达。”(尤·鲍列夫语) 其次,诸如《石榴花红》以火红的“石榴花”象征坚贞的爱情,以致人类为了在心中永存这一意象而自觉地在现实中为它让出空间;《虹渡》中以相伴航程的彩虹象征旅途邂逅的愉悦情畅;《灯光星光》中以灯光比喻思想的烛照,以满天繁星象征命运之旅的多彩等篇章,赋予作家作品以强烈的抒情性,催生作家腕上纤毫翰飞情涌:“风吹过云将四散而去,雷鸣后虹必气贯苍穹,命运之灯将重新亮起来,灵魂之星将依旧璀璨夜空云宇。”读来浮想翩翩,手不释卷。正所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二是本真化的情感书写。情感是散文的灵魂,他赋予散文以强烈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论家刘勰认为:“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此为情造文也。”个性而又丰富的人生阅历,造就了张俊彪特殊的情感经历,从而在创作实践中十分注重牢牢把握人性的本真,热情讴歌人性的善美和纯真。无论是读来令人泣血洒泪的《母亲》,还是展示医道医德的《仁善济世》;无论是礼赞高风亮节的《我的第一位领导》还是反映职场人际关系的《百善》, 字里行间流淌着血浓于水的母子亲情,扶困纾难的人间真情,相濡以沫的纯洁爱情。有些书写是灼心燃魂的,如“灶膛里的火,随着母亲的风箱,一闪一闪地又红又旺,照亮了母亲那张菩萨一样的满月脸,也照红了她那慈善仁厚的胸膛……”(《母亲》)有的书写是雷霆喷薄的,如“我明年还可以来,后年还可以来,证明给你们看,生命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坚韧,多么的不可战胜!医生可以诊治病人,但医生不可以定病人的生与死。”(《仁善济世》) 有些书写是温馨绵长的,如“他送我到院子里,站在一棵大树下的花圃边,深情地看着我离去……也许,他内心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隐隐痛感吧。”(《三荐》)艺术地揭示了人性与道德之间本然的必然的联系,带给读者人的“诗意栖居”的审美感受。


三是诗性化的语言修辞。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张俊彪对于语言诗性有着特有的敏感,他十分注重在平实的叙事过程中融入具有穿透力、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诗化语言,大大强化了作品的诗情画意:

今日是个好兆头,大吉大利的日子,渡海有彩虹相伴,登山有幸站在大佛头顶,归程还有什么稀奇事可成千古美谈?……此刻,无风无浪,无云无雾,天地澄明,万物静息,没有噪音,没有纤尘,我的身旁,有一阵暗香微韵在流动……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从甲板的几步开外,飘然过来,近在咫尺,伸手可触。……她的生命旅程里,究竟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砥砺与磨难,令我心头浮起一种少有的怜香惜玉感……

——《虹渡》

背景幽深宏阔,画面洁净无尘,仿佛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作品。人在画中,而心却在云物之外的精神天空中翱翔,一切都被幻化为一首流动的诗,引发读者思如云霓,情如流波,“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

一部《隐在我心中的高山大河》,这样的菁华随处可见,充分展示了先生驾驭作品和语言的深厚功力。

作者简介

杨焕亭,西安市鄠邑区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工职院客座教授,咸阳市楹联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海的梦幻》《月影人影》《烛影墨影》《山月照我》《光阴》等五部文化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无定河的女儿》,长篇小说《往事如歌》《濯心年代》;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全三册),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推荐参加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被中央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录制有声作品;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全三册);作品入选《海峡两岸学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论文集》《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诗歌作品入选《五月:中国的震颤之诗》《国殇·民魂》《不屈的国魂》,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电视诗歌散文专辑等。

编辑:吴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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