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仓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更是时代的良心。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说,文学上的创作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然而我们于创作时,如果把我们内心的活动,十分存在意识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使我们的内心活动取一定方向的。
包维范的小说集《三毛书记》,与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不谋而合。
文学的意义不光是引导读者关注某一现象或某一历史阶段的事件,更是为了进一步剖析人性,用人性的特点去反映世界、民族、时代的面貌,让读者思考现实的存在和未来的走向。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因为时间的消逝而消逝,随着时间流逝反倒成为历史的重要印记。
包维范笔下的人物,是活生生的历史,是走到读者面前的历史,是在不断提醒读者照照镜子的历史。照镜可以正衣冠,读史方能知兴替。历史不能曲解,小说可以拓展,历史说不出的话语,小说可以表达。
包维范驾驭小说的笔触,大胆泼墨,尽情写意,书写了一幅小说的荷塘月色图——“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下有并根藕,上有并头莲”。
夏志清说沈从文,“最能表现他长处的,倒是他那种凭着特好的记忆,随意写出来的景物和事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地几笔就能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的微妙感情脉络勾画出来。”
包维范的小说,在写人叙事方面,深得沈从文之妙,凭借他的经历和记忆,构建人性世界的复杂与幽深。在批判人性生命力萎缩、道德沦丧和欲望物化的同时,张扬生命形式的自然合一、人间真情的至善至美和强大的社会自愈能力。
他以理性的眼光发现,新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是基于人的觉醒,基于启蒙精神。这是包维范的深邃之处,也是《三毛书记》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