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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欣 摄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澎湃激荡、奔流不息的长河，那么，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体，每一个作家、评论家、哲学家、艺术家，就好比这历史长河中那一朵朵美丽的浪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各自五彩斑斓的光芒。广东省文联原副主席、深圳市文联原主席，中国现当代“后现实主义”和传记文学代表性作家张俊彪先生，以其渊博贤达的崇高威望，坚毅果敢的奋斗精神，深邃厚重的丰硕业绩，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情志饱满、意蕴悠长的壮美人生画卷，为中国现当代文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中国文坛的“奇人、奇才、奇迹”，受到文艺理论界和出版界的格外关注与深度探究。

张俊彪先生近期出版的《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以下简称《高山大河》)，包含了张俊彪先生具有史诗意义、高水平的回忆文章33篇，这些文章文笔流畅，情深意笃，篇篇精到，字字如玉，无论是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来考量，还是从现实性角度来探究，都具有十分珍贵的史学意义、文学价值和深远的人生启迪。反复阅读并仔细品味这些文章，会不由自主地令人肃然起敬。这些看似平常而又零碎的一件件小事、一个个故事、一桩桩记忆，便成为呵护他、激励他、成就他的“高山大河”，也成为每个有心读者心中热切仰望的“高山大河”。

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指出：“理想是指路明星，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哪里若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里也就谈不上有伟大的存在。”我以为，张俊彪先生结集出版《高山大河》，是他对人生、对文学、对社会的再认识、再反思、再总结、再升华，更是他对文学精神和生命意义的理性梳理与高度概括，是一个优秀作家在历经人生坎坷与磨难、沉浮与荣光之后的觉醒、禅悟与释怀。

以下结合自己近年来对张俊彪先生文艺创作思想研究和对其文学精神、文学情怀与史诗品格的探究，略述一二，抛砖引玉，以飨长期关注并热爱张俊彪先生的各位文友。

(一)

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张俊彪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生信条与首要圭臬。

胸中有乾坤，笔下蕴真情。

张俊彪先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文武兼备的干部，无疑是成功人生的典范。但仔细探究张俊彪先生的人生历程，他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生磨难，所经受每一次人生考验，所遇到每一个人生转折与际遇，都与他内心深处的“对党和人民”的大爱，对工作对事业坚持不懈地追求与奋斗息息相关，也与他时刻铭记父母谆谆教诲所形成的“至真至诚、至善至美”的鲜明个性息息相关。他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奋进轨迹，无不镌刻着他对党和事业的“至真至诚”，对人民群众的“至美至善”，他感恩于党的培养和教育，他总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装在心里，融入血液，植入骨髓。

1970年，张俊彪先生高中毕业入伍从军，曾在西北工程兵某部先后从事测绘、统计、新闻报道及宣传工作，1975年退役后相继在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庆阳地委从事新闻出版与新闻报道等工作，1976年调入甘肃省委，先后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担任干事、秘书、副处长、代处长、处长等，1990年任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并兼任甘肃省青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甘肃省青联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席和全国青联委员。1992年调任深圳市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兼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会主席，深圳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2年担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巡视员、深圳市文联主席，2005年开始先后担任深圳市政协常委、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等，享受国家和政府特殊津贴。

张俊彪先生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坚持50多年之久，其中表现出的意志和毅力，常人难以企及；他对文学创作的情怀与精神，令人敬佩！几十年来，他相继出版的散文集、儿童小说集、诗歌集、中短篇小说集、电影文学剧本集以及长篇小说、长篇传记文学、长篇报告文学等总计30多部，集量达1000多万字。他的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人民文学出版社）、长篇传记文学“红色三部曲”（《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中华书局出版）、《没有陨落的太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曼陀罗》（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及传记性散文集《追忆过往岁月》（中国国际出版社）《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中国文化出版社），如此丰硕的文学创作业绩，在现当代作家中也是屈指可数，独领风骚。

特别是他与郭久麟先生倡导主编的《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三卷本，150万字）和《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简史》（70万字），将从更高的层次、更宽泛的维度，成就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史学地位，也成就了他对中国传记和报告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正如《华文月刊》总编王继庭先生所说：“张俊彪先生为人古道热肠，做事缜密严谨，对人对事，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为官从政，清正廉洁，无愧于心。”“张老从大西北走到东南沿海，他的著作，他的政绩，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新时代文学发展史。”

（二）

客观上来说，将传记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的深度融合，是张俊彪文学精神最靓丽的“底色”。

高山藏浩气，丹心映日月。

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是一个比较宏阔且极为敏锐的话题。以张俊彪、郭久麟、管卫中、张振金、何元智、全展、李华、袁勇麟等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通过策划编辑《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简史》共230万字，该书以宏阔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史论的高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理性归纳与全面总结，高度重视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文学现象、文学运动的系统梳理，充分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原貌、发展成就和发展的多样性，是一部彰显作者个性、充满时代动感的优秀而全面、系统性极强的文学发展史。同时该书将中国传记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精神”进行了客观、公允的归纳与梳理，形成了具有重要史典价值的宏阔巨著，这与他们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顽强的“精神动力”密不可分。

高尔基曾说：“走正直而诚实的生活道路，必将会获得一个问心无愧、春光明媚的未来。”张俊彪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如此丰硕的业绩，其动力则源于他有一颗强劲的事业心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视文学为事业，视事业为生命，他像一颗星光闪烁的行星一般，不断地燃烧自己，用思想的光芒照亮别人。张俊彪先生新近出版的传记性散文集《高山大河》，十分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仁者、智者、贵人和恩人们一些鲜活生动的工作生活片段，这些生活片段既是他探索真理，坚守正义，克服困难，开拓事业的“人生坐标”，也是他不断检视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心灵镜鉴”，更是在关键时刻护佑他、扶持他、激励他、令他难以忘怀的“高山大河”。

毫无疑问，倘若说张俊彪先生之前出版的《追忆过往岁月》，是他对家乡，对事业、对生活的守望与追忆，那么他新近出版的《高山大河》，则是他经过人生洗礼和灵魂拷问之后又一次对生命的反思、对伟人的敬仰、对恩人的爱戴、对人生智慧的尊崇与礼赞。正如该书主编张婉莹女士所说:“该书所选编的文章，从文章的规范风格与写作特点来看，是典型的传记体散文，它完全符合传记文学的要求、规则、圭臬和特征。传记文学应该而且必须从形式、内容、题材和特质等方面，都更具有广泛博大的时代社会性和史学文学兼具性，而不应拘泥仅限于长篇或中篇，不拘一格出新风，百花齐放皆佳作，锐意革新，推陈出新，激励和鼓舞传记散文、传记特写、传记报告、传记通讯、传记史话、传记游记以及一切符合写成传记范式的题材文章。”（见张俊彪著《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P015）

由是观之，张俊彪先生的“文学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丰厚而凝重的作品之中，而且体现在为完成这些作品而进行的异常艰苦的文学采风与资料整理之中。张俊彪在经历了一个军人5年部队严格历练之后，先后在甘肃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庆阳地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1976年因写作成绩突出，被调入省委宣传部，后又只身前往北京、西安、延安、陇东等地，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突出贡献的300多位老红军进行了深度采访，其中省部级以上的老领导和老将军近百人，由此他熟悉掌握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发展详细历程和一些长期隐没的重要历史资料，这次为期两个月的采访，让他内心十分震惊，同时又深感欣慰和责任重大。在仔细整理采访资料的基础上，他先后创作了具有史学价值和里程碑意义的《刘志丹的故事》《血与火》《红河丹心》《黑河碧血》等红色传记小说，这些小说的相继发表，为党中央解决“西北肃反”及“陕北红军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参考与依据，更重要的是他的采访与文学影响让一大批蒙冤受屈的老红军、老干部得以平反昭雪（见张俊彪著《追忆过往岁月》P032-035）。因此，从这一特定“文学事件”及其深远影响来看，张俊彪先生的传记文学及其视野宏阔的“文学精神”，是对他隐于心中那些高山大河的热切回报，也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作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担当。

徐杨 摄  

(三)

张俊彪先生另一个优秀品格，就是他热切而执着、丰饶而凝重的“文学情怀”。

岁月竟韶华，江河万古流。

多年来，张俊彪先生坚持用丰盈而厚重的作品，阐释着他理想中的真善美，鞭斥假恶丑，倡导文学的文化价值、社会担当和审美追求，用鲜活生动的故事，传递人间大爱，开启智慧窗扉，用意志和毅力创造文学的“神话”。

《孟子·告子下》中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按照孟子的观点，张俊彪先生正是“天降大任”之人。

他在该书后记中这样述说：“我为这本传记散文集命名《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是因为所记述的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耸立在云宇天穹的高山，奔流在广袤原野山川的大河，我终生都得仰着头颅翘看，屏着气息眺望。我一口气将他与它或是她写出来，身心是一种舒然，是一种超俗，是一种放下，也是一种甦醒与重生……”（见张俊彪著《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

张俊彪出生于陇东高原一个贫寒困苦的农民家庭，曲折多舛的命运，祖上和父辈的特殊经历，让他的家庭隐姓埋名两次迁徙，经受了人生难以承受的窘迫与苦难，也使他变得与同龄人相比，少言沉郁、谨小慎微是他青少年时期一个明显特征，但正是这些苦难，促使他更为懂事，更加早熟，同时也激励他形成坚韧不屈的性格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张俊彪在《我走过的路》《牛圈娃》《张家沟》《王家寺》《没有陨落的太阳》等作品中，对他青少年时代所遭受的贫穷、艰难、苦痛都有生动具体且催人泪下的叙述。

著名作家兼评论家郑秉多先生说：“早年艰难，命运坎坷，他从小接受祖训、父辈言传身教，特别是在母亲贤慈大爱的熏陶下，使他从小练就坚韧不拔、刚正不阿、崇尚正义、疾恨邪恶……这些性格在他成熟后，愈加鲜明。他不仅有故乡情结，而且对革命老前辈有着一片赤诚之心、正义之心和缅怀之心。”（张婉莹编《张俊彪作品评论集》P146）郑秉多先生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张俊彪“文学情怀”形成的内在成因与精神动力。

张俊彪在《我和我的传记文学》中这样说:“作家与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只能孕育出它本时代的作家与作品，绝对不会产生超越时代的作家与作品。精神文明的产物，与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必然制约着作家，规范着作品。”“我出生在烈士鲜血浇灌过的一块神圣土地上，也许我具备了写作传记文学的诸多条件，比别人得天独厚。但是，写传记文学，其中的甘苦，我咀嚼过，因而也就有深切体会。有许多的苦，是很难说得出口的，像哑巴吃黄连一样，只得吞到肚里去。”（见张俊彪著《追忆过往岁月》P259,261）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张俊彪先生的“文学情怀”，就是他对传记文学的情怀，是他埋藏于心中对家乡、对劳苦大众的情怀，更是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爱和无比眷恋。

正如歌德所说：“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才能最好于孤独与磨难中培养，品格最好在汹涌波涛中形成。”张俊彪先生的“文学情怀”，正是在他贫穷、苦痛和大悲大爱中生发，并在他的意志和毅力不断锤炼与磨砺中而逐渐形成，以臻于至善。

(四)

始终不忘镌刻于心灵深处的高山大河，是张俊彪先生坚持传记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与“史诗品格”。

文思固高洁，史诗存千秋。

著名文学评论家蒋述卓认为：“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是生命与生命的对接，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文学评论要在作家作品基础上进行，摸清作家表达生命的方式。”（高小莉著《风起岭南》P162）

通览张俊彪先生的《高山大河》和之前出版的《追忆过往岁月》这两本书，我有一个比较直观且十分鲜明的感觉，就是这两本书的“气脉”和“神韵”是完全相通的，要真正理解《高山大河》，就必须首先通读《迫忆过往岁月》，他们都是张俊彪先生文学的原乡，也是他人生成长与成熟的原乡。

认真而仔细品读张俊彪先生的《高山大河》，其中映射出一个优秀作家所独有的社会担当与文化使命，他把工作视为高尚的事业。把事业又视为珍贵的生命一般。他不仅是对工作服务对象且有恩于他的老领导、老首长，而且对他工作中的同级同事或是下级同志，都能谦逊随和，严守戒律，不骄不躁，不亢不卑，事事小心，处处留意，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准则，他的品德和作风深得领导和同志们信任与尊重。在《灰烟散去》《发票轶事》《灯光星光》《我的第一位领导》《共鸣》《责任》《赠言》《百善》等文章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他言行处世的思想作风与工作态度，更映照出他隐在心中的这些高山大河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他感叹道:“古今中外，大凡伟大的人物，必然都是从身边每一件小事开始一一做好，从脚下每一条小道起步一一走过。”“大家推举我坐到这个位子上，我就得成为大家头顶上的一把伞，风来了，雨来了，能替大家遮挡一下，让大家平安地度过一劫，少受磨难。我理解，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担当，我的天赋使命。”（见张俊彪著《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P62,91）

张俊彪先生传记文学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笔力雄健、简约通透、求真求善、见微知著的“史诗品格”。

无论是他的长篇传记文学《鏖兵西北》《血与火》《最后一枪》，还是他近年来创作并出版的传记性散文集《追忆过往岁月》和《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他都以真人真事、实情实景进行叙述，其中饱含了他创作前期大量的资料搜集、调研论证与思想准备，他时常与这些仁者、智者与政治高层打交道，其言行举止与行文处事，更多地受到这些高层领导和大人物的影响与熏陶。因而，他能够经常不断地反省自己，提升自己，激励自己！“望远山而力行，知不足而奋进！”“千帆过尽，归来恩，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在深切感悟张俊彪先生的人生轨迹，深入研读张俊彪先生的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张俊彪先生的人生历程、文学情怀、文学精神和“史诗品格”，就是一部真真切切、情志饱满、意韵悠长的壮美人生画卷，值得我们永恒观瞻，永远铭记，永久珍藏！

作者简介

李政，甘肃庆阳人。庆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近年来，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经济周刊》《华文月刊》《陇东报》等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曾获中国高教学会（国家级）、甘肃省教育厅科技厅及陇东学院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