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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下旬，杨重远、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和杨琪、师祝杰的商贩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千里转战，终于来到华池南梁林锦庙（即今林镇乡），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战友相逢，分外喜悦，阎红彦把自己心爱的一把手枪送给刘志丹，以表情谊。陕、甘、晋的三支革命武装力量在南梁山区汇合，揭开了桥山中段革命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序幕。

晋西游击队，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之后，山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加剧的时机，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中共山西省委先后派出曹鸿弼、拓克芳、黄子文等共产党员，与中共陕北特委派来的杨重远、吴岱峰、胡庭俊、阎红彦、白锡龄等同志一起，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于1931年4月在山西的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辛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又称晋西游击队。拓克芳、阎红彦先后任大队长，杨重远、吴岱峰、胡庭俊、白锡龄先后任副大队长，黄子文、杨重远先后任政委，在吕梁山区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在此前后，晋陕之间的烟商武装（即商贩队）也竞相称雄。仅陕北清涧、安定等县往返陕北、晋西武装保护贩运鸦片的商贩队伍，就有师祝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七股，共1000余人。在这些烟商武装中，有些人与陕北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重远、强龙光、强世清、白锡龄、白雪山、李宗白、马云泽等有着亲戚或朋友关系，经常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刘志丹、谢子长还先后派遣雷恩钧、杨竹箴等共产党员到这些商贩队伍中进行了一系列争取改造工作，使他们同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的也打起红旗，先后进入吕梁山区，配合晋西游击队作战，给了山西反动统治者沉重的打击。

晋西游击队和商贩武装的崛起，使革命武装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山西的反动统治者极为惊恐，1931年秋，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了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共万余兵力，采取山山设卡、步步为营、四面包围、节节逼近的战术，向晋西游击队和商贩武装发动了大举“围剿”。晋西游击队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只留下骨干30多人。这时，中共山西省委又遭敌破坏，使游击队失去了依靠，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于是1931年9月13日，晋西游击队在辛关附近的五龙店西渡黄河，转战陕北。

在晋西游击队渡河入陕前后，曾经进入吕梁山区活动的师祝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烟商武装在反动派的重兵“围剿”逼迫下，由在这些队伍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引导，也先后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在安定县北部的岭峪岔，肖永胜、师祝杰部与晋西游击队会合，随后通过共产党员、谢子长的大哥谢德惠和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特委立即派遣强龙光、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充实加强了晋西游击队的领导和战斗力，并把晋西游击队和师祝杰、肖永胜的烟商武装整编为一个游击支队，由师祝杰任支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为了维护军纪，支队还成立了执法队，由雷恩钧任队长。这个支队整编成立的第二天，就在玉家湾附近的贺建祠消灭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钟宝卿团的一个骑兵排，缴获了30多支枪和30多匹马，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瓦窑堡战斗后，部队在永坪镇稍事休整，就抵达延长、延川交界处的雁门关，又和杨琪、杨鼎的商贩队伍相遇。此后在与陕北军阀部队高双城部的激战中，共产党员杨竹箴和英勇善战的神枪手肖永胜不幸牺牲，全军为之失声痛哭。杨鼎遂继任一大队长，杨琪担任副大队长；三大队长呼成章叛变，由雷恩钧继任。接着，游击队抵达宁条梁的红土沟，又与张廷芝部遭遇。在击溃敌人以后，游击队就向陕甘边界的华池南梁一带移动，寻找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至此，这支部队转战陕北，经历大小15次战斗，发展到了500多人。刘志丹得知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前来南梁会合的消息后，一边派刘景范前去联络，迎接他们到南梁会合；一边又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会师部队的准备。随后，刘志丹率全军冒雨进抵南梁集结并主动出击，牵制敌人，使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顺利到达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林锦庙会师后，三支部队共达1000余人，声威大震。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联欢大会，当地群众为游击队表演了小演唱。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和刘志丹一起领导会师部队，并进行了整编。晋西游击队、商贩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认为，在当时革命形势仍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南梁会师部队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积蓄力量，部队应在南梁一带活动，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使游击战争有所依托，方能持久进行。同时应利用陕甘军阀混战的矛盾，因势利导，使会师部队站稳脚跟，并争取一段时间进行休整，积蓄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的正确主张得到了谢子长等多数同志的支持。

为了摆脱游击队给养没有来源的困境，并为组建陕甘红军创造条件，谢子长、刘志丹立即率领部队经华池二将川、城壕川，移驻庆阳县新堡地区进行休整。他们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并积极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冬衣、供给等困难。这时，驻在镇原毕梅轩部、固原杨万靖部、静宁张应坤部、陕北三边张廷芝父子兵以及杨虎城、苏雨生军阀部队四面包围之中的陇东军阀陈珪璋，在平凉为谋生存和扩大地盘，正在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拉势力，遂派人商谈收编南梁会师部队。经过认真讨论研究，队委会成员一致同意谢子长和刘志丹提出的借军阀陈珪璋扩充实力之机“借水养鱼”的建议，决定在保证独立自主前提下，暂时接受陈珪璋收编，济急军需、生息力量。谢子长和刘志丹从麻痹敌人、利用矛盾、争取时机、休整部队的策略出发，即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在保持南梁会师部队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同陈珪璋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下面六项协议：南梁会师部队的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住庆阳新堡一带；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拨给过冬军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余元；拨给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派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前往新堡典验会师部队。

这次整编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只是把会师部队原来的支队、大队、中队建制，改成了团、营、连的编制。在团的中共支部之下，营设有教导员，连设有指导员，部队仍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着坚强的政治工作体系。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马锡五等组成的旅部，形成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其下辖第一团团长师祝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庭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清；第四营营长白锡龄，教导员党永亮。第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教导员白冠武；第二营营长杨培盛，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第四营营长贾生才，教导员邵德章。每营辖四个连。刘宝堂草草例行了一下典验程序，即宣告整编结束，部队遂投入了紧张的训练。由于陈珪璋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缺乏军装、军费等困难迎刃而解，士气更加旺盛。

新堡整编结束后，谢子长和刘志丹为了加强会师部队的内部团结，灵活运用党的联合一切反蒋力量的统战政策，借庆祝整编大会餐的机会，举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雷恩钧、白锡龄、程玉清、师祝杰、杨琪、杨培盛等18人。刘志丹亲笔写的“金兰谱”说：“我弟兄志投意洽，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这个“金兰谱”言简意明，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这次拜把子香堂大会对增强会师部队的团结是十分有利的，对团结改造率部投向革命的商贩队、民团和饥民武装首领人物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18人中间，除个别人外，多数人实践了“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的誓言，有的为党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英勇捐躯，有的数十年为革命艰苦奋斗屡建功勋。

南梁会师部队经过在新堡地区一个多月的休整，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此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部队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抗租，还打了几家土豪，给穷人分了粮食、浮财，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这样，就完全保持了这支革命武装的独立自主和革命性质，使陈珪璋企图将南梁会师部队变成军阀统治工具的阴谋未能实现。于是，在刘宝堂返回平凉后不久，陈珪璋即调集一个营的兵力，向新堡周围集结，妄图“围剿”瓦解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早有警惕，他们当机立断，乘敌人没有完成包围部署之际，率部从新堡出发，在庆阳柳村塬歼敌两个连，彻底粉碎了陈珪璋先是“收编”继而“围剿”的阴谋。接着，谢子长、刘志丹率领一团的一、二、四营，沿子午岭西侧迅速转移到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与先期南下部队会合。会合后，根据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形势和陕西省委的决定，把南梁会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近千名红军指战员，在子午岭山麓举起了工农革命武装斗争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