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后,陕甘边区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多次派人与中央联系,但都没有结果。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身处陕甘边区的习仲勋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他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渠道了解中央的最新消息。据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回忆:“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事委员会的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多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也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8月5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的汇合,且更顺利的向北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陕甘边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重大意义”“虽然合水、曲子以至宁(县)正(宁)是人烟稀少的千百荒山,但为了与中央红军的呼应,必须争取陇东的发展,而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是争取陇东的必要阵地。”
在这次会议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甘肃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这就为中央红军在甘肃顺利长征奠定了群众基础。后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听闻了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就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
《杨尚昆回忆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时,杨尚昆见到习仲勋后,高兴地对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这个传单上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习仲勋:“瓦窑堡就那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
习仲勋也笑着答道:“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润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见了这些材料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哈达铺位于甘肃南部,在岷县和西固县(今宕昌县)之间,距离陇东根据地很远,但从杨尚昆在哈达铺能看到红军宣传材料这件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当时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在陇东,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各级组织,积极开展根据地恢复工作,摧毁敌人的政权,为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扫清道路。9月,在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二、三、四区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闫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革命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陇东根据地的恢复对于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起到了重大作用。
但在当时,党中央进入雪山草地,处于被敌封锁、信息隔绝状态,并不能全面了解到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情况。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论了中央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报告中说:“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到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说:“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的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这时,党中央因为不知道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存在,作出了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决策。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需要了解西北的情况,他告诉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打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各种都给摘几份来。”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和发现的陕甘红军宣传材料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
会后,中央军委将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等部队共6000余人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陕甘支队组建后,以佯攻天水的动作,把敌军主力吸引于天水方向,然后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迅速通过了渭水。9月26日,陕甘支队进抵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贾拓夫同志介绍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方针。
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连续突破两道敌封锁线,翻越六盘山,进人陇东地区。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密闻》一书中记叙了刘志丹派人在陇东根据地迎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动人情景:“10月14日或15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5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毛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毛泽东接到的这封信其实是刘志丹在入狱前写的,当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刘志丹、习仲励等一大批陕甘根据地领导干部被“左”倾冒险主义逮捕的消息。
中央红军在陇东经镇原、环县、华池境内的12个区,48个行政村,113个自然村,176个村庄,行程510华里。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当时属于华池县,1940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吴旗县时,将华池县所辖的吴起、水泛划归吴旗县),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敌东北军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率四个骑兵团尾追中央红军,紧紧跟了上来。毛泽东在吴起镇集合陕甘支队的干部讲话,动员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割掉“尾巴”,进人陕甘根据地。10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敌展开英勇反击。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敌阵,顷刻间将敌截为数股。敌军乱作一团,企图夺路逃窜。经过两小时的激战,红军一举歼灭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700余名,缴获战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原载于《红军长征过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