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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农历九月，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举世瞩目的长征红军经过我的家乡镇原县武沟乡孟庄村，攻破负隅顽抗的恶霸地主刘杰的土围子，击毙其子刘继元（马步青部副官，当时在家），活捉刘杰（后在环县玄城沟处决），没收其财产和粮食，除补充部队给养外，全部分给贫苦农民。这在受尽封建军阀匪盗、地主恶霸欺压蹂躏的偏僻山村，成为广大群众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的事实。我们从红军的革命宣传和实际行动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于是，群众竭尽其力，踊跃捐助粮草，主动为红军带路，赶毛驴帮助运输，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在长征红军经过的第二天，农历九月十三下午，我和哥哥林周、三弟仓周三人正在打麦场上碾麦子，忽从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喊声。我们放下手中的活，跑到场边，环顾四周，发现西边二百多米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向我们跑来，看样子他们已经精疲力尽，跌跌撞撞，慌慌张张，跑起来腿脚很不灵活。走近时，我清楚地看到他们衣衫褴褛，瘦弱矮小，还扎着绑腿。在他们来路的后边，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吆三喝四地追赶而来。很明显，这被追赶着的肯定是昨天长征掉队的红军战士。我着急地说：“怎么办？”林周哥毫不犹豫地说：“想办法搭救他们。”说着，他和仓周几步赶到路边，迎面拉住两个小战士，拽进场里，用麦草掩盖起来，伪装好以后，他俩坐在场边歇息，我若无其事地干活，并不停地安慰小战士：“不要怕，千万别动，也别出声，没事的。”嘴上虽然这么说，手里却捏着一把汗。追赶的保安队来了，问我们两个红军去哪里了？我们装着胆怯的样子，都说没有见到什么人。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场里，乱翻了一阵，没有发现破绽，就气急败坏地走了。大哥对两位小战士说：“好险啊！亏你们命大。”

保安队走远后，我们把小战士叫出来，上下一打量，他们都有伤，行动极不方便。大哥说：“你们这样走太危险了，就留在这里养伤吧。”因为我们家太穷，那位年纪大点的战士另找地方去了，我们将年纪小点的战士领回家，安顿他吃了饭，给他剃头洗脚，母亲用自己织的粗布缝制了新衣服和鞋袜。当他脱下又脏又烂的衣服时，两腿红肿，两脚多处被磨破，正在溃烂，左脚有一处伤口化脓。林周哥从山上采来草药，给他敷腿治脚，悉心照料。就这样，他在我们家住了下来。那时，我们兄弟分住在两处庄院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老庄院，遇到乡保人员来时，就转移到新庄去，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查。在我们弟兄的细心照料下，他的伤势恢复很快，十多天后就能跟林周哥出山放羊，做些零活。别人问到时，我们说是林周哥收养的儿子，因为大哥林周膝下无子，别人就都相信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小战士恳切地对林周哥说：“大伯，你们救了我的命，又收留了我一个多月，比我的亲爹娘还要亲。我无以报答，就让我叫你一声‘大大（爸爸）吧！’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他泪流满面地扑到林周哥怀里，再也说不出话来。大哥万分激动，说：“好！我就是你的亲大大，你就是我的亲儿子。”为了更好地掩护这位战士，我们经过商量，给他起名虎路生，寓指在长征路上遇难逢生，庄里邻居更确信无疑，谁都知道他是我们虎家的后代。后来，他告诉我们：他是四川凉山越西县人，原名叫郭文海，父亲早年去世，兄、姐四人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因无法生活下去，大哥上山落草当了“棒老二”（土匪），二哥给人家扛了长工。为了糊口，他9岁就离家给地主干活，受尽折磨和欺凌。后来，听村里人说，从南边来了一支队伍，专为穷人谋幸福，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过好日子。他盼望早日看到这支队伍，能够参加进去为穷人办事。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这一天。1935年4月，长征红军经过他的家乡时，他毅然告别亲人，参加了红军，跟随长征。那一年他才14岁。9月，在腊子口战役中左脚被弹片击伤，行走困难，和八九个伤员一起掉了队。9月9日，他们在镇原县孟家塬西边三、四十里的农家住了下来，准备休息两天后继续追赶部队。第三天下午，马鸿逵的骑兵闯进村子，几个马家军突然破门而入，冲进他们所住的庄院，把他们一个个从炕上拉下来，搜查盘问。看他们都是伤员，狠狠揍了每人一顿，扬长而去。他们怕连累老乡，决定分散隐蔽。他和一位年纪大些的战士一起找地方养伤。13日中午走到前原村时，发现后边有保安队追赶，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们就跑进我们的场里。他虽然住在我家养伤，但心里却时时想着红军，想着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

在我家养伤期间，他经常和村里人聊天，给群众讲革命的道理，给孩子教唱“当兵要当我红军，处处受到工农的欢迎，长官士兵饷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兵要当我红军，处处受到工农的欢迎，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穷人得翻身。”1936年秋，西征红军解放了镇原的三岔、马渠和固原一带，林周哥托亲求友，同我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按照郭文海的意愿，送他到驻守在三岔的独立师，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

1952年，我们互相取得联系后才逐步知道，他到独立师后，先给政委李林同志当警卫员。1937年3月以后，先后在陇东分区、延安教导营、警三旅、绥德分区当警卫员、供给部股长，1951年至1952年，任陕西省军区文干队、公安纵队指导员，后任西安市玉祥门汽车站站长。

战争年代患难与共，和平时期情谊笃深。他并没有忘记过去，时刻惦念着我们。1952年与我们取得联系后，一直书信往还，经常寄钱寄物，嘘寒问暖，我们心中感到十分温暖。从1953年起，大哥林周和三弟仓周先后三次被请到西安，郭文海全家热情招待，陪同游览城市，介绍建设成就，并将自己的二儿子郭平安许给林周当孙子，起名郭虎宗，意为我们兄弟的恩情他们三代将铭记在心，永志不忘。1964年，林周哥和三弟仓周同去西安，和文海及其子女合影留念，他让虎宗站在前面我们兄弟的中间，他站在后边，以示亲近，并在照片上亲题“恩人之家”四字，表达了无限的情思。1984年5月，郭文海携虎宗来孟塬，看望了我们，拜访了乡亲。以后，每逢春节，他都给我们汇款寄东西。他几乎在每封信中都提到，他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兄弟的救命之恩，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每次接到来信，我们兄弟都万分激动。1989年三弟仓周去世，我们没有告诉他，他于1992年元月三弟忌日之前寄来100元钱，要我们办好三弟的三周年纪念，并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之意。郭文海对于我们兄弟尽到了最大的孝心，我们也同样不会忘记。不仅如此，他与我的子侄也亲同手足，情重如山。1989年，仓周的儿子、儿媳同去西安，游玩了十多天，他们全家一样热情招待，回来时带了许多东西。他几次来信，邀我到西安逛一逛，看看城市的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为农活忙，加上年纪大了，耳朵又聋，终未去成。虽然我没有能去西安团聚叙旧，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彼此结成的情谊常在，长征留下的记忆永存。

（原载于《红军长征到庆阳》，此稿系虎儒林口述，张自强、许纯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