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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兰兮秋菊

——端午节前和方铭教授谈屈原

闫晓峰

方铭，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楚辞学》主编。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经学、诸子、辞赋研究，著有《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国诸子概论》《楚辞全注》《方铭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文集》《诗经：古义复原版》《秦汉时期的文人》《屈原暨楚辞研究》《楚辞品汇》《楚辞古义复原版》《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考源》等著作20余种，主编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诗骚分类选讲》《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儒学与二十世纪文化建设：首善文化的价值阐释与世界传播》《中国文学史》《中华传统文化》等数十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精品教材奖、北京市优质精品本科教材奖等，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和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项目主编，承担有北京市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

方铭教授

庆阳籍在京学人当中，方铭教授是我接触较多的一位。从八十年代初在桐树街口见第一面时算起，相识已有40多年了。那时我大学毕业在农机局上班不久，他还在兰州大学学习。初次见面，他个子高，国字脸，脖子上系着一条米色打底的方格围巾，显得很酷。那样的一条围巾，当时西峰城里年轻人的穿戴中还不多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脑海里潇洒了许多年。

1980年，方铭还不满16周岁，就从环县一中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当时兰州大学校长刘冰在开学第一天去看望新生，见到方铭时开玩笑说认识他，因为作文跑题考了零分，虽然总分高，但语文成绩不及格，不符合中文系的录取条件，学校还专门调看过他的试卷。读高中的时候,方铭是1980年环县南区考生的第一名，转入环县一中理科“尖子班”学习，没有学过高中历史、地理等课程，报考大学前，在环县一中举行的语文竞赛中得了第一名，班主任老师动员报考文科，认为当数学家不容易，当文学家容易，因此，方铭放弃了学数学的想法，改考中文系。多亏数学成绩接近满分，才能上重点大学分数线。上了大学以后，方铭逐渐对孔子及经学、诸子学、辞赋产生了兴趣，并没有向作家的道路发展，而是专注于学术研究。大学毕业以后，报考武汉大学先秦两汉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兰州大学1980级毕业生中应届录取的唯一一位硕士研究生。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91年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博士毕业以后，到北京语言大学任教，1999年被北京市职称评审委员会评为教授。

方铭35岁成了正教授，年纪很轻就站在了教学领域的塔尖位置。在他从教3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总结说自己的学术经历充满偶然性，如果不转文科，如果作文不跑题，如果中文系不录取，他的人生或许不同。

成为朋友以后，从1996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战国文学史》开始，每有大作问世，他都会在见面时第一时间送我一本，并郑重地写上“晓峰兄指正”的签名。实事求是地讲，他赠送给我的这些专业领域的书，隔行如隔山，我读过的，好多一知半解，更多的似懂非懂。没有读过的还是大部分，至今还摆放在我的书架上。但几十年下来，日积月累，每每收到他的新著，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力量在推动和激励着我，受其浸润，应该说对我个人影响甚深。

让我折服的，是他身上那种从容不迫的静气。不断地在传统文化里深耕，使他拥有了一颗坚韧的精神内核，面对校园内外的个人故事、感伤时刻、来路与去路、光荣与梦想，令他足以坦然的面对任何变化，至少看起来如此。而我觉得自己，虽然和他不一样，从事行政事务，但面对工作中的进步与挫折，官场的人事纠葛，总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慌乱与焦虑。

他似乎找到了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在上讲台授课与著书立论之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知识分子情怀与世俗处世之间，在校园生活与社会舞台之间，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情绪之间，他都能从容不迫……

他认为无论社会怎么评价教师这个职业，无论社会潮流如何转向，“从吾所好”，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就应该坚持对教师职业的信仰，对自己来说，无疑是兼顾了兴趣和情怀的一份高尚事业。方铭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以先秦两汉经学、诸子、辞赋为中心，兼及历史、思想史、法律等领域，有一个阶段，他同时兼任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门史的学科负责人和研究生导师，现在还兼任中文国际教育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方铭具有古代士人的情怀，在教师职业中，信奉孔子和《周易》的“义有来学，无有往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教学原则。虽然社会上功利化、物质化、粗俗化一时猖獗，“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作为一名教师，仍然牢记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固守师道。

可以想象的是，他能孜孜不倦地给黄皮肤的中国学生、白皮肤的欧美学生、黑皮肤的非洲学生从本科到博士生上课，也能挑灯夜战在电脑前著书立作；他能风尘仆仆地漂洋过海去世界各地孔子学院授课，也能不辞辛劳地到全国各地参加不同的论坛和学术会议，参加许多地方文旅结合纪念屈原的祭奠活动，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文化普及看作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

这么多年，但凡他知道我上北京出差，只要他人在北京，甚至于刚出差下飞机，总要挤出时间安排吃顿饭，喝两杯酒，尽地主之谊。席间沏茶倒水，点菜让座，事必躬亲，忙前忙后，累得满头大汗。诚实、厚道、热情周到的待客之道，总能让人远在京城，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朴实而不失风雅，恭良谦和的君子风范，让如沐春风，倍感亲切。

几杯酒下肚，听方铭谈话是一种享受。可以看见一个洒脱有趣的灵魂，家事国事，引经据典，圣人言古人训，慢条斯理娓娓道来，让人望得见人间的沧桑，只言片语间感悟深刻的洞见和精妙的思想。如一剂良药，有通胸气解郁结之功效。

深厚的国学根底加上知识分子的情怀，我有些意外地发现，他的谈话似乎比书写能力更有力量。这样的良师益友，怎能不让人心生崇敬和欢喜。

四十多年前，方铭师从国学大师吴林伯先生问学，吴先生早年亲炙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英文版的中华第一人。马一浮用经学概念立论，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出入诸子史集。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马先生视吴先生的《文心雕龙》为一生治学重点，认为《楚辞》忠实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人文情怀，值得后来学者以毕生精力去钻研。

方铭深切感受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这一代学人的神圣使命。遵从师训，他在经学、诸子与辞赋研究范围内，把屈原及楚辞研究，作为长期学习和思考的重点。从20世纪90年代出版《战国文学史》开始，二十多年来陆续出版《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战国文学史论》《香草美人的前世与今生—屈原与楚辞》《楚辞全注》等著作，以及《诗骚分类选讲》《中国文学史》等教材，撰写屈原及楚辞相关的论文。很多年以前，他就想撰写一本关于屈原及楚辞研究的专著。2008年开始确定选题，历时十五载，三易其稿，于20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屈原及楚辞研究》专著，完成了自己多年的一桩心愿。

方铭认为屈原是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他的伟大，不仅仅是创作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一生的行迹，充分而完整地展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坚守和践行了孔子及原始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屈原作为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被历代文化不断诠释过的历史文化符号，他的精神境界和人生价值观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每一年的端午节来临，屈原不灭的精神魅力就会再次照亮我们的生活。事实上，这位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历史人物，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有持久的生命力。也正因此，1953年，在屈原逝世两千多年以后，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等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我们约在一个夏日的午后见面，走进有“小联合国”之称，主要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北京语言大学校园，当我在参天梧桐大树遮蔽的校园道路上，急匆匆穿梭而行寻找他的办公楼时，不期而遇一位庆阳籍的大一女生，她热情地将我带到楼下电梯口。攀谈中，当我问及方铭教授时，她腼腆地说不知道。这能理解，她所学专业并非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不出所料，方铭宽敞的办公室被各种装帧的古籍包围着，我看到有《十三经注疏》等，走近一看，原来是中华书局影印的阮元校本，我是第一次看到。简陋的茶台，扔着烟蒂的烟灰缸，放满研究资料的写字台，打开的电脑和展开的书籍，应该是日常工作的模样。像往常一样，他穿着浅色的T恤，宽大的休闲裤，从工作状态刚刚转换过来，有点残存的疲惫，但永远是那副气定神闲的镇定状态。

和每次聊天一样，话题是散漫的。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将至，又到了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之时，不知不觉间话题聚焦到屈原这位历史文化名人上来。

端午节为什么要纪念屈原？

庆阳香包。李建荣 摄

端午节是重要的民俗节日。自汉代以来，随着屈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更多的人把屈原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端午节也逐渐演变为一个以纪念屈原为中心的重要民俗节日。2009年9月30日，端午节及其传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屈原高洁人格与其作品的联系，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屈原身处战国时代，面对邪恶势力始终不屈服不退让，更不同流合污。在屈原之前，孔子的学生曾以“日月”比喻孔子，而屈原深受小人诬陷，但仍不忘“忧国”，其诗歌继承《诗经》传统，同样具有与日月争光的高度。

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最主要原因。

端午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节日不同，端午节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增进了纪念在端午节去世的历史人物的人文内涵。这些历史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具有忠烈的人格。

在吴越一代，端午节的活动是与纪念伍子胥联系在一起的。但自汉代以来，端午节的活动更多地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简贮米，投水祭之。

两千多年过去，屈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崇高的精神境界所铸就的文化价值，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久弥新，闪耀着永不磨灭的精神之光。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楚辞体文学的开创者。屈原不仅作为诗人受人推崇，他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建设者，是一个有着清廉忠信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尊敬。

王逸《楚辞章句叙》说：“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屈原具有清廉、忠信、贤人的模范人格。《汉书·古今人表》把屈原定为仅次于圣人孔子的“仁人”，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屈原抱有的深刻同情和高度敬仰。

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朱熹提出屈原具有爱国情怀，《楚辞集注叙》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还强调屈原的作品寄托了屈原“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上发表了《屈原研究》的演讲，提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中国历史上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是屈原的作品。梁启超还指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他以其自杀，表现出对社会、对故国的同情和眷恋，而又不愿意向黑恶势力妥协的决心。

如《离骚》曰：“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九章·涉江》曰：“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远游》曰：“内惟省以操端兮，求正气之所由。”——“清白”“端直”“正气”，这就是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

如《离骚》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九章·惜往日》曰：“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这就是以传统先圣道统为基础，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如《离骚》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追求尧舜德治之道，这就是屈原追求美政的坚定理想。

如《离骚》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受重用则正道之行，坚持理想，忧心百姓；被流放则坚持底线，毫不动摇，这就是屈原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

茶水喝了一壶又添一壶，不觉间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方铭最后说，归结到底，儒家文化是实践之学，今天我们纪念屈原，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情怀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和一个有底线的人。

四十年韶华飞逝，望着眼前的方铭，我仿佛又看见了围着方格围巾四十年前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