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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路上三师友

文/刘孝博

1998年金秋，带着法院书记员的经历，我走进了政法大楼三楼检察院的办公室。转眼间，二十七年时光飞逝。回望这段检察路，有三位亦师亦友的同事——朱志高、李智君、肖宗伟，他们用半辈子的时光为我照亮前行的方向，让我身上的“检察蓝”愈发厚重。

“朱大兵”朱志高

在我心里，朱志高同志永远是亲切的“朱大兵”。他身姿挺拔如青松，透着当过兵的坚韧劲儿。记得2006年初冬的一天，时任反贪局长的他正专注地梳理一起挪用公款案的线索，钢笔在纸上摩挲，发出“沙沙”声响，像一场悄无声息却又扣人心弦的战前动员。十余万元公款隐匿在乡村错综复杂的账目中，如同暗处的敌人。他带着我一步步抽丝剥茧，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透着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孝博，看这儿，这银行流水——”他的指尖突然停在一张旧票据上，轻轻敲击着，“信用社转账给个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为查清真相，我们连夜驱车奔赴黄陵矿区。一路煤尘飞扬，但他的目光始终锐利如探照灯：“办案就像行军打仗，既要行动迅速，又要稳扎稳打。”当最后一笔赃款在警灯下清点完毕，那份胜利的喜悦，如同战士夺回了阵地。院史室里那块“反贪污贿赂局”的老牌子，默默见证着那段岁月。

后来，他升任副检察长，分管政治部，大家都尊称“朱检”，但我心里，他仍是那个熟悉的“朱大兵”。2023年春寒料峭，我们一同前往南梁作业区拜访人大代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百姓心声：“梁三转站的党建经验值得借鉴，当地老百姓的困难更要解决！”归途中，车窗外杏花初绽，他感慨道：“你看这杏树，在西北的黄土高坡上能开花结果，在南方就不行。党建品牌也是如此，要结合实际，把党建和检察业务糅在一起。”在他的带领下，“五心五型”党建品牌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2009年6月7日清晨，绵绵细雨滋润着南梁，他已早早站在执勤岗位上，等待着习近平同志调研的车队。当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握住他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相机定格了这永恒的画面。那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挂在他曾经的办公室里，也挂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老黄牛”李智君

李智君同志，大家尊敬地称他为“老黄牛”。自县人大办调入检察院，他的案头一直放着两本翻得破旧的书：《检察政工规定汇编》和《中国当代公文写作》。离开政工岗位那天，他郑重地把书递给我，语重心长：“孝博，政工是检察事业的根基，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高。”

从此，院办公室的灯常亮至深夜。我有时送材料进去，总见他坐在主任位置上，盯着电脑屏幕，烟灰缸里积满烟头。“这段还得再精炼点，”他指着稿子上的工作总结教我，“就像做衣服，细节得把握好，穿上才合身。”他教我写调研报告，像教学生写字，一笔一划都透着认真。

窗台上那盆三角梅，每年春天如期绽放。他常说：“写公文啊，就像养花，得用心伺候。”灯光下，他的老花镜常滑到鼻尖，眼睛却还紧盯着文稿：“这个‘的’字，换成‘地’可能更合适。”这份对文字的较真劲儿，如春雨般无声滋养着我在政工岗位的成长。他是院里公认的“笔杆子”，后来当了专职委员，仍常伏案写稿，帮同事把关，默默贡献着力量。

“肖老师”肖宗伟

肖宗伟同志，我们都尊称他“肖老师”。他从三尺讲台转战公诉席，手写法律文书堪称一绝，办公室里总飘着淡淡墨香。那个用了多年、镶嵌检徽的公文包，仿佛装着整个法庭的分量。我忘不了他办理一起多人多次盗窃案的情景，庭审连续两天一夜。他站在公诉席上，胸有成竹，沉稳有力，每句话都像钉钉子。凭借这份硬功夫和出色表现，他被省检察院记二等功。

“法律文书就是检察官的脸面！”这是他常说的话。后来他升任副检察长要离开公诉科，将自己半生的心血——一本亲手装订、写满批注的《检察法律文书样本》——交给了我。摸着泛黄的纸页，看着熟悉的字迹，每个标点都透着他的严谨。我见过他为一份起诉书反复推敲，只为找到最精准的那个词。

去年退休离开那天，他把那个内衬磨破却满载荣誉的检徽公文包，郑重地交到我手里。如今，这个包和他的文书样本一起，安静地躺在院史室的展柜里，像两位忠诚的守护者。每当年轻同事驻足观看，我仿佛仍能听见他的声音：“检察事业就是一场接力赛，得一棒一棒传下去，我们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如今，每次路过院史室，我都会停下脚步，看看展柜里那两样旧物和立在角落的反贪局老牌子。那些并肩奋斗的日子，一幕幕重现眼前。他们教给我的，不仅是办案的技巧，更是对正义的执着、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对后来人的殷切期望。

三位老友皆已退休，衷心祝愿他们晚年安康，生活顺遂。这份被岁月打磨过的珍贵记忆，我会深藏心底。它将如一座灯塔，指引我在“检察蓝”的航程上，继续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