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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后，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也渡过了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于胡宗南部队阻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致使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6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将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和国民党胡宗南部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敌众我寡，给养困难，西路军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对此，中央军委主席团于1937年2月27日发出《关于组成增援军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增援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

杨国宇《红四军和三十一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的前前后后》回忆：援西军“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师以上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龙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

随后，中央指示“西路军情况如所知，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强训练。”援西军遂停止西进，驻扎镇原。

援西军在镇原的主要驻防分布是：援西军司令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刘伯承司令员住在县城西南忠恕街慕氏家庙内（原镇原宾馆所在地）；第四军驻扎在屯字塬；第三十一军驻扎在平泉、中原、新城一带；第三十二军分驻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军委骑兵一团驻扎在临泾、太平马沟一带；另有陕甘宁独立师驻三岔，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的七十五师驻马渠、孟坝一带。

（图片由南梁革命纪念馆供）

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驻扎在镇原的援西军更是责无旁贷。镇原位于西兰公路北侧，靠近西兰公路上的重镇平凉和泾川，马步芳、马鸿逵将一部分西路军被俘干部战士送交南京国民党军队，平凉、泾川是必经之地，西路军失散人员东返也可能由此路过。因此，援西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在镇原县城及各乡镇秘密建立西路军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精干得力人员带着药品、粮食、衣服等向西搜索接应，并在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及西兰公路沿线，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以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尽快回归。化装潜返的徐向前、李聚奎等一大批西路军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先后被接应到达镇原，由援西军派人员护送回到延安。

曾任西路军总部四局长的湖北省红安县人秦基伟回忆：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又把我们往兰州押送……在路上，党支部又找机会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被俘人员共有一千多，我们这些中上层指挥员被编成一个“军官队”，有五十多人，当然是重点防范对象……大约是到达桑园子之前，我们还在往前走，不知什么时候路边多了几个戴草帽的人，骑着车子在马路上来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小声嘀咕：“我是三十一军敌工部的。过河朝庆阳方向走，就是三十一军。”有个叫赵瑛的女同志以后回忆说，这个人还给了她一把钱，她分给大家做盘缠了……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裤子假模假式地脱了一半，瞅前无兵后无丁，裤子一提，溜之大吉……我在三十一军接待站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被送到援西军驻地镇原县。当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个把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记得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

1937年5月下旬，援西军探悉，国民党军队把被俘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西路军分编为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将由西兰公路解送西安。援西军立即在西兰公路沿线派出大批侦察员，准备在中途营救。国民党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约500人解送，于5月下旬从兰州出发，在平凉飞机场由九十八师移交给四十三师继续押解队伍至平凉四十里铺时，援西军派出的侦察员、营救人员化装成卖茶、赶脚和卖锅盔的百姓，在公路两旁设法和被解送的西路军将士接头。军官队的中共党组织得到锅盔里夹有“四十里铺以北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的纸条，即秘密决定当晚向镇原方向逃跑，并立即通知士兵队，要他们在路上故意拖延，到四十里铺宿营后乘黑夜一同逃走。军官队的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立清、黄良诚、况玉纯、徐太先、辛元林等100多名干部和士兵队的部分战士约400人，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带领下，冒着滂沱大雨，逃出宿营地，连夜渡过泾河，向东北爬上草峰塬，翻过潘杨涧，先后回到镇原接待站，与援西军会合，这是援西军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最多的一次。

在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的同时，援西军开展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刘伯承、张浩等坚持把广大干部和革命战士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区分开来，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摆事实、讲道理，且不开批斗会，不搞扩大化，更是没处分过什么人，这些做法深得人心。学习批判活动使广大官兵深刻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提高了部队素质，顺势造就了全军的进步和辉煌。

援西军进驻镇原县后，政治部成立了民运工作部，派出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在迅速建立地方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和建立各界群众抗日团体的同时，还积极组建各地抗日自卫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据曾任中共南三镇中心区委书记兼平泾工委书记的曾川回忆：“援西军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使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镇原各界群众中有了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党我军在镇原人民中的威信。”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知，援西军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从而激发了镇原民众极大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民运工作队迅速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在各乡镇建立抗日自卫军，维持社会治安，保护群众利益，基本上把基层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这时候在镇原人民心中，家与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概念，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家国割裂的状态，此时的镇原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军队，人们的爱国热情得到空前高涨。

援西军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和为群众做好事的大公无私精神，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刚开始人民群众对援西军不太了解，对军队还甚是抵触。但是，红军干部战士不抢东西，不打人骂人，并且经常宣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专门惩治坏人、帮助穷人翻身的，是老百姓的军队，红军的一言一行与残暴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群众很快消除了顾虑，善良的农民群众还为红军做饭、烧水，常常帮助红军。

那时候，红军生活艰苦，常常吃不饱饭，但是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一定归还，而且有群众生病时，红军卫生部的医生就立刻上门治病送药，群众被红军战士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感动了，在后来队伍要离开的时候，群众自发相送。

帮助农民劳动是红军的光荣传统。农忙季节，干部战士及军政治部宣传队共百余人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路以外国民党统治的平凉草峰等地区，帮助群众割麦。曾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远足割麦队政委卢仁灿回忆：5月，冬小麦快熟了的时候，我三十一军机关、部队都在积极准备帮助驻地收割麦子，军直属机关、部队抽出干部、战士和军政治部宣传队共百余人组成远足割麦队，到数十里外去帮助农民割麦，开展工作……为了便于接近群众，我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一部分露宿，也不住地主、富农、乡保长的家和乡保办公室。住下后，就把庭院打扫干净，把水缸挑满水，饭是集体做，吃我们带去的粮食，水是自己烧。晚上，我们就开始分别到农民家去进行家访，说明我们的来意……（农民）不敢让我们去割麦，就是割麦用的镰刀，农民也说：“我们自己要用。”不肯借给我们……我们行动起来了，不经主人的完全同意，我们就分组到地里去收割，镰刀不够用，就用手拔……十五天过去了，我们所到地方的麦子基本上割完了。我们没有吃群众一口饭，没有喝过群众一碗开水，归还了所借用的东西，清理办好一切手续，大家把住地附近打扫得干干净净，背起我们携带的行装，怀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乡亲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村口，恋恋不舍地欢送我们，有几个小伙送了一程又一程。

援西军在镇原驻扎期间，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但镇原县属于统战区，共产党在镇原的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由民运工作部出面，代行中共地方政权的职责，与国民党镇原县上层军政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成功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努力，当地的干部群众积极同红军进行合作，支持抗日，为红军筹集粮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还有很多富足的人家，给红军捐钱捐物，为红军提供帮助。1937年4月1日是国民政府的植树节，刘伯承司令员和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给援西军直属队做动员讲话，号召每人至少植一棵树，共促地方建设。《宋任穷回忆录》中说：“当时的镇原县长邹介民，经过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镇原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是援西军发展建立起来的。虽然早在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在镇原发展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但只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工作，没有开展地方工作。援西军进驻镇原后，陇东地区新成立了5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的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民运部，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利用参加地方劳动和帮助群众治病等机会，在与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在屯字、曙光、上肖等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据耿飚同志回忆，当时红四军民运部在屯字塬一带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10多个区委和一个中心区委。1937年6月，援西军奉命整编，将要开赴抗日前线，陕甘宁省委派固原工委书记李廷序和马渠区委书记王平水来到镇原，接收援西军民运部开创的地方工作，正式成立了中共镇原县委，对外称“抗日人民红军援西军留守处”。从此，镇原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民主革命。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6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援西军所属大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由镇原开赴三原，准备改编工作。9月6日，举行改编誓师大会。后来，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大抗日主力师之一。

援西军开创了镇原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工农红军用坚定的信念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促进了镇原人民的觉醒，从此，镇原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援西军帮助建立了中共镇原县委，发展壮大了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推动了镇原地区的革命进程和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后，党领导的镇原人民为西北地区的解放乃至全中国的革命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纪念援西军在镇原的这段历史，镇原县委、县政府在屯字镇建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援西军纪念馆，纪念馆占地3500多平方米，由两个展厅组成，分红军长征途经镇原、援西军驻守镇原县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部分，全面反映革命军队和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辉煌历程，展示他们坚守信念、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援西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史上一支特殊的部队，其在镇原的光辉历史，是矗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长河中的一座巍峨丰碑，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勇往直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接续奋斗。

（作者单位：庆阳市委党史办）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后，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五军也渡过了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于胡宗南部队阻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致使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6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将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和国民党胡宗南部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敌众我寡，给养困难，西路军的生存面临极大的挑战。对此，中央军委主席团于1937年2月27日发出《关于组成增援军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增援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

杨国宇《红四军和三十一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的前前后后》回忆：援西军“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师以上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龙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

随后，中央指示“西路军情况如所知，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强训练。”援西军遂停止西进，驻扎镇原。

援西军在镇原的主要驻防分布是：援西军司令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刘伯承司令员住在县城西南忠恕街慕氏家庙内（原镇原宾馆所在地）；第四军驻扎在屯字塬；第三十一军驻扎在平泉、中原、新城一带；第三十二军分驻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军委骑兵一团驻扎在临泾、太平马沟一带；另有陕甘宁独立师驻三岔，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的七十五师驻马渠、孟坝一带。

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千方百计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驻扎在镇原的援西军更是责无旁贷。镇原位于西兰公路北侧，靠近西兰公路上的重镇平凉和泾川，马步芳、马鸿逵将一部分西路军被俘干部战士送交南京国民党军队，平凉、泾川是必经之地，西路军失散人员东返也可能由此路过。因此，援西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在镇原县城及各乡镇秘密建立西路军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精干得力人员带着药品、粮食、衣服等向西搜索接应，并在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及西兰公路沿线，书写和张贴通告，写明红军的驻地，以便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能尽快回归。化装潜返的徐向前、李聚奎等一大批西路军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先后被接应到达镇原，由援西军派人员护送回到延安。

曾任西路军总部四局长的湖北省红安县人秦基伟回忆：在凉州坐了四十多天牢，又把我们往兰州押送……在路上，党支部又找机会开了个碰头会，大家意见十分一致，还是要跑……被俘人员共有一千多，我们这些中上层指挥员被编成一个“军官队”，有五十多人，当然是重点防范对象……大约是到达桑园子之前，我们还在往前走，不知什么时候路边多了几个戴草帽的人，骑着车子在马路上来回跑，一边跑还一边小声嘀咕：“我是三十一军敌工部的。过河朝庆阳方向走，就是三十一军。”有个叫赵瑛的女同志以后回忆说，这个人还给了她一把钱，她分给大家做盘缠了……我是假装解手溜到路边的，裤子假模假式地脱了一半，瞅前无兵后无丁，裤子一提，溜之大吉……我在三十一军接待站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被送到援西军驻地镇原县。当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了个把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我们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记得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

1937年5月下旬，援西军探悉，国民党军队把被俘押在兰州的1300多名西路军分编为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将由西兰公路解送西安。援西军立即在西兰公路沿线派出大批侦察员，准备在中途营救。国民党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约500人解送，于5月下旬从兰州出发，在平凉飞机场由九十八师移交给四十三师继续押解队伍至平凉四十里铺时，援西军派出的侦察员、营救人员化装成卖茶、赶脚和卖锅盔的百姓，在公路两旁设法和被解送的西路军将士接头。军官队的中共党组织得到锅盔里夹有“四十里铺以北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的纸条，即秘密决定当晚向镇原方向逃跑，并立即通知士兵队，要他们在路上故意拖延，到四十里铺宿营后乘黑夜一同逃走。军官队的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立清、黄良诚、况玉纯、徐太先、辛元林等100多名干部和士兵队的部分战士约400人，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带领下，冒着滂沱大雨，逃出宿营地，连夜渡过泾河，向东北爬上草峰塬，翻过潘杨涧，先后回到镇原接待站，与援西军会合，这是援西军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最多的一次。

在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的同时，援西军开展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刘伯承、张浩等坚持把广大干部和革命战士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区分开来，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摆事实、讲道理，且不开批斗会，不搞扩大化，更是没处分过什么人，这些做法深得人心。学习批判活动使广大官兵深刻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提高了部队素质，顺势造就了全军的进步和辉煌。

援西军进驻镇原县后，政治部成立了民运工作部，派出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在迅速建立地方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和建立各界群众抗日团体的同时，还积极组建各地抗日自卫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据曾任中共南三镇中心区委书记兼平泾工委书记的曾川回忆：“援西军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使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镇原各界群众中有了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党我军在镇原人民中的威信。”

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群众所知，援西军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从而激发了镇原民众极大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民运工作队迅速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在各乡镇建立抗日自卫军，维持社会治安，保护群众利益，基本上把基层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这时候在镇原人民心中，家与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概念，而不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家国割裂的状态，此时的镇原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军队，人们的爱国热情得到空前高涨。

援西军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和为群众做好事的大公无私精神，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刚开始人民群众对援西军不太了解，对军队还甚是抵触。但是，红军干部战士不抢东西，不打人骂人，并且经常宣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专门惩治坏人、帮助穷人翻身的，是老百姓的军队，红军的一言一行与残暴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群众很快消除了顾虑，善良的农民群众还为红军做饭、烧水，常常帮助红军。

那时候，红军生活艰苦，常常吃不饱饭，但是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一定归还，而且有群众生病时，红军卫生部的医生就立刻上门治病送药，群众被红军战士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感动了，在后来队伍要离开的时候，群众自发相送。

帮助农民劳动是红军的光荣传统。农忙季节，干部战士及军政治部宣传队共百余人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路以外国民党统治的平凉草峰等地区，帮助群众割麦。曾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远足割麦队政委卢仁灿回忆：5月，冬小麦快熟了的时候，我三十一军机关、部队都在积极准备帮助驻地收割麦子，军直属机关、部队抽出干部、战士和军政治部宣传队共百余人组成远足割麦队，到数十里外去帮助农民割麦，开展工作……为了便于接近群众，我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一部分露宿，也不住地主、富农、乡保长的家和乡保办公室。住下后，就把庭院打扫干净，把水缸挑满水，饭是集体做，吃我们带去的粮食，水是自己烧。晚上，我们就开始分别到农民家去进行家访，说明我们的来意……（农民）不敢让我们去割麦，就是割麦用的镰刀，农民也说：“我们自己要用。”不肯借给我们……我们行动起来了，不经主人的完全同意，我们就分组到地里去收割，镰刀不够用，就用手拔……十五天过去了，我们所到地方的麦子基本上割完了。我们没有吃群众一口饭，没有喝过群众一碗开水，归还了所借用的东西，清理办好一切手续，大家把住地附近打扫得干干净净，背起我们携带的行装，怀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乡亲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村口，恋恋不舍地欢送我们，有几个小伙送了一程又一程。

援西军在镇原驻扎期间，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但镇原县属于统战区，共产党在镇原的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由民运工作部出面，代行中共地方政权的职责，与国民党镇原县上层军政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成功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努力，当地的干部群众积极同红军进行合作，支持抗日，为红军筹集粮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还有很多富足的人家，给红军捐钱捐物，为红军提供帮助。1937年4月1日是国民政府的植树节，刘伯承司令员和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给援西军直属队做动员讲话，号召每人至少植一棵树，共促地方建设。《宋任穷回忆录》中说：“当时的镇原县长邹介民，经过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镇原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是援西军发展建立起来的。虽然早在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在镇原发展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但只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工作，没有开展地方工作。援西军进驻镇原后，陇东地区新成立了5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的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民运部，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利用参加地方劳动和帮助群众治病等机会，在与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在屯字、曙光、上肖等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据耿飚同志回忆，当时红四军民运部在屯字塬一带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10多个区委和一个中心区委。1937年6月，援西军奉命整编，将要开赴抗日前线，陕甘宁省委派固原工委书记李廷序和马渠区委书记王平水来到镇原，接收援西军民运部开创的地方工作，正式成立了中共镇原县委，对外称“抗日人民红军援西军留守处”。从此，镇原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民主革命。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6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援西军所属大部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由镇原开赴三原，准备改编工作。9月6日，举行改编誓师大会。后来，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大抗日主力师之一。

援西军开创了镇原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工农红军用坚定的信念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促进了镇原人民的觉醒，从此，镇原人民对革命的追求绵延不绝，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援西军帮助建立了中共镇原县委，发展壮大了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推动了镇原地区的革命进程和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此后，党领导的镇原人民为西北地区的解放乃至全中国的革命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纪念援西军在镇原的这段历史，镇原县委、县政府在屯字镇建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援西军纪念馆，纪念馆占地3500多平方米，由两个展厅组成，分红军长征途经镇原、援西军驻守镇原县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部分，全面反映革命军队和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辉煌历程，展示他们坚守信念、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

援西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史上一支特殊的部队，其在镇原的光辉历史，是矗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长河中的一座巍峨丰碑，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勇往直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接续奋斗。

（作者单位：庆阳市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