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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北石窟寺区域历史文化遗存概述

调查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1]当时由甘肃省博物馆组成的文物普查工作组在这里首次发现了石窟，几位文物工作者先后发表了介绍文章。[2]关于当时对这里开展文物调查的大致成果，通过张鲁章先生1965年2月8日手绘的《庆阳北石窟寺保护范围示意图》可以看到：北石窟寺主窟群、北1号窟、石道坡石窟、花鸨崖石窟、石崖东台石窟均划归重点保护对象，另外有柳咀汉墓群也做了标示。张鲁章先生于1967年9月13日在北石窟寺附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3]1974年10月6日又在对面的龙牙洼发现旧石器，随即邀请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带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事卫奇、甘肃省文物工作者吴怡如、谢骏义到现场考察。

1991年至1997年期间，庆阳文物工作者李红雄、张耀民、宋文玉先生对北石窟寺历史古道遗存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古代连接北石窟寺的主要交通道路有三条：一条是北石窟寺东南豳州——雍州大道，一条是北石窟寺西北彭阳——高平古道，还有一条是北石窟寺西南泾州道。[4]2012年11月初,笔者到北石窟寺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在周围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踏勘，新发现文物遗存30余处。随即向庆阳市呼吁，对该区域历史文化遗产做全面调查，并加强该区域历史环境保护。2013年1月，庆阳市成立北石窟寺周边文物普查工作领导小组，此次普查以北石窟寺主窟群为中心，北至楼底村，南至石崖村，南北约5公里；东到原边上的马咀村，西到柳咀村龙牙洼，东西约2公里。对7类33处文物点进行了科学调查，测点83处，采集标本260余个。之后，笔者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详细察看，不断丰富了对该区域历史文化遗存的了解和认识。

一、古脊椎动物化石

北石窟区域内化石埋藏主要集中在石窟对面的柳咀村沟沟组（居士沟）龙牙洼、北石窟寺所在的覆钟山、北石窟寺南侧的石道坡石窟至花鸨崖石窟的泥岩中。20世纪70年代初，沟沟村民在龙牙洼大面积开挖山体，寻找化石作为中药材销售。当时张鲁章先生从这里采集到披毛犀、似蒙古野马、扁角鹿的化石标本，认为“这些化石都是萨拉乌苏动物群的主要成员，但某些成员的性质与丁村的更为接近。”[5] 2012年至2014年间，征集到牙齿化石20余块，其中有啮齿动物牙床化石1块。2012年西峰区修建环川公路时剖开了北石窟寺南侧老庄门山头，发现了好多古脊椎动物化石残块，并采集到马、鹿和啮齿动物骨骼和牙床化石。2013年2月6日，甘肃地质博物馆副馆长李大庆先生现场察看，认定其属于三趾马动物种群骨骼化石，地质年代是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时期。2013年北石窟寺环境整治工程中，北石窟寺窟院内采集到9颗牙齿化石，和老庄门化石（图2）同属于三趾马动物种群骨骼化石。

二、史前文化遗址

北石窟寺区域临近河谷，新生代以后的二级台地土壤发育良好，宜于作物生长，是自古以来适宜人类居住和耕作的地方。

1.旧石器遗存

1974年张鲁章先生在沟沟龙牙洼发现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球形石和有敲砸痕迹的砾石，他和谢骏义先生通过研究之后，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产物，“总的印象是与匼河——丁村系关系比较密切。”[6]当时贾兰坡先生认为可能要早于丁村的旧石器中期。[7]2012年11月，笔者在龙牙洼含化石土层中发现一块有锤砸痕迹的砂岩石块，2013年1月在龙牙洼东南店口路边的断面中发现一个石窝子，陆续找到有打击痕迹的石核和石片（图3）。至2014年底共采集有打击痕迹的石块石片24件，大多数是打击形成的石片、石屑等副产品，有石核4件、刮削器3件、尖状器1件。材质以石英岩砾石为主，利用砾石卵石面为台面砸击锤击剥片，二次加工较粗糙，方法以锤击法、单面正向加工为主，未见修理台面，应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2.新石器遗存

（1）覆钟山

北石窟寺窟院杂土中的仰韶文化类型和常山下层文化类型的陶片随处可见。北石窟寺主窟群所在覆钟山，窟区顶部至山顶崖壁断面暴露出的有灰层、灰坑、窑穴、窑址、白灰面地穴等。堆积最厚处达2米以上，地表散布有大量的器物残片。暴露出白灰层地面的地穴居住遗址有3处，白灰面1-3层，厚度0.2-0.4厘米，长度1.2-3米不等。采集到陶器标本质地有泥质红陶、夹砂陶，纹饰有圆点纹彩陶、附加堆纹、粗细绳纹、蓝纹、弦纹等，器物以带耳陶罐为主，其次是敛口盆钵，有少数带鋬器、鬲，还采集到一个碧玉锛的刃部残片。

（2）鸡头山

位于蒲河、茹河交汇处东南岸，从山底到山顶文化层最厚处达3米以上，灰层、灰坑、窑穴、窑址、白灰面住室均有暴露，发现居住遗址2处，一处有白灰面一层，厚度0.2厘米，暴露宽度为1.2米；另一处有白灰面两层，厚度0.4厘米，暴露长度3米左右。采集到仰韶文化类型的标本较多，质地有泥质红陶、夹砂陶，器物多见厚唇折沿砂红陶器物口沿，剖面呈三角形，有敛口盆钵和带鋬器物。纹饰有粗细绳纹、斜绳纹上压平行弦纹、附加堆纹、蓝纹、弦纹等。采集到常山下层文化标本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等，器物有罐、甑。纹饰有粗细绳纹、耳部刻划纹和锥刺纹、肩部附加堆纹、颈部附加堆纹上压粗斜绳纹等。

（3）柳店——背后台

位于蒲河、茹河交汇处西北山头上，在道路和窑庄崖壁上暴露出5处新石器时期的居住遗址，路边崖体暴露出的3个居住遗址均呈窑洞形，高1.3-3米左右，底宽1.3-3米。柳店窑洞院崖面上发现两处居住遗址，一处白灰层地面有3层，总长5米，另一处露出崖面长度1米，白灰层地面叠压9层（图4）。文化层堆积和灰坑集中在居住遗址以下的二级台地上，地名“背后台”，东西150米，南北60米，2014年从金泰顺窑院塌落土层观察，堆积厚度3-4米。采集到标本较多，质地有泥质红陶、夹砂陶、泥质灰陶，纹饰有彩陶、附加堆纹、粗细绳纹、蓝纹、弦纹等，器物以罐为主，其次是敛口盆钵。采集到5种类型彩陶片10余片，经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林先生认定有半山类型彩陶。采集到有切割痕的玉石1块，打制石斧1件，直径15厘米的砂岩石球1件。

（4）楼底村

位于北石窟寺北2.5公里的楼底村，崖体暴露出3个居住遗址，呈窑洞形，1个烧制陶器的窑址，采集到有骨耜挖掘痕迹的焦土1块，泥质红陶片、夹砂红陶片10余片，文化类型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秦汉遗址

1.覆钟山秦汉遗址

2004年北石窟寺岩体抢险加固及渗水治理工程中，出土了较多战国秦时期的内麻窝纹或网格纹、外粗绳纹瓦片和内布纹、外绳纹的汉代瓦片，汉代灰陶器物残片，汉代“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瓦当（图5）、卷云纹瓦当。窟区南面，在当地居民李世昌的老庄子崖面上暴露出秦汉遗址一处，遗址长约12米，文化堆积厚2米左右，内夹杂灰陶盆残片、灰陶板瓦残片等。

2.沟沟（居士沟）秦汉遗址遗址

从蒲河西岸柳店开始，绕山头延伸到龙牙洼，均有断断续续的秦汉遗物堆积，遗址总长约1200米，通过观察崖体断面，堆积层最浅处在书房院和龙牙洼一带，离地表0.5米左右，最深处在背后台上，堆积层厚度有3-5米。因历代生产生活开挖，对文化层造成很大破坏，现难以判断原文化居住区的分布范围。地表和堆积层中多见战国秦时期的内麻窝纹或网格纹、外粗绳纹瓦片和内布纹、外绳纹的汉代瓦片，战国、秦半圆形云纹瓦当残片（图6），有大量的秦汉时期陶罐等器物陶片。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从农户中征集到秦汉时期陶罐、陶甑釜20余件，其中2件陶罐肩部印着“北市”戳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认为是“北地之市”的简写，就是在北地郡某一个“市”上生产的。

3.四亩台秦汉遗址

四亩台秦汉遗址位于古道胡同东侧的堡子顶山根，堆积层厚度达3米左右，夹杂很多战国、秦时期的内麻窝纹或网格纹、外粗绳纹瓦片和内布纹、外绳纹的汉代瓦片，在崖壁上暴露出一座砖券古墓和一个烧制砖瓦的窑址，窑内土层中夹杂绳纹瓦片。

4.走路台秦汉遗址

走路台秦汉遗址位于北石窟寺北2.5公里蒲河西岸的二级阶地上，临近北1号北魏石窟。崖壁上暴露出的堆积层厚度30-50厘米，夹杂战国秦外饰粗绳纹、内饰菱形方格纹或麻窝纹瓦片和汉代外饰粗绳纹、内饰布纹的瓦片。

5.杨湾秦汉遗址

位于北石窟寺西北2公里茹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临近“老虎头”山包。崖壁上暴露出的堆积层厚度1.5-3米，夹杂大量战国秦外饰粗绳纹、内饰菱形方格纹或麻窝纹瓦片和汉代外饰粗绳纹、内饰布纹的瓦片。

四、历史古道

北石窟三角区有数条古道在这里交错，笔者首先对李红雄、张耀民、宋文玉诸先生调查的3条古道进行了详细复查，同时又发现4条古道和1座关卡。

1.李红雄、张耀民、宋文玉诸先生调查的三条古道

（1）北石窟寺东南豳州——雍州古道

保存最长最完好的一段从北石窟寺南侧的四亩台开始，到董志镇罗杭村上马咀，全长3180米。由平地的胡同、石头坡石道和原边车壕组成。现存石道长323米，宽2.9-8米，石道上有一条深3-10厘米，宽20厘米的独轮车车辙。车壕由于两千年的修建和通行，变成深3-16米，宽约12-15米的沟壕，置身其中，给人以神奇的震撼。我们在四亩台胡同东侧发现秦汉遗址、窑址和墓葬，结合李红雄先生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是早期古道，元代进行了维修，并雕刻了题记。

（2）北石窟寺西北彭阳——高平古道

古道在北石窟寺对面沿茹河西北而上，就是原来调查的“北石窟寺西北彭阳——高平古道”。因新农村建设和道路改扩建，仅存很少古道迹，沿途秦汉遗址、遗物非常多，可以肯定是历史悠久的古道。 （3）北石窟寺西南泾州古道从北石窟寺南2.5公里的石崖村高路坡开始（图7），上屯字原至朱家咀，向西北到杨城，南折经万俟沟圈，上肖乡、泾川荔堡镇、小寨村到泾河北岸的景家村，即进入泾州。

2.新发现的4条古道和1座关卡

（1）太平原的古道

在复查“北石窟寺西北彭阳——高平古道”时，发现了从两河交汇处上太平原的古道：从柳店转折上原，经柳咀、上城到太平镇，新修公路几乎全部叠压在古道上，破坏严重，但古道痕迹还容易辨别。沟沟至柳咀原都有秦汉遗址遗物和汉代墓葬，可以肯定属于早期道路。

（2）泾州——彭阳古道

2014年3月笔者在复查“北石窟寺西南泾州道”的同时发现了泾州——彭阳古道：从泾州北抵上肖、杨城到西岭后继续向北，经过邢家胡同、马崾岘下原，至王家山，再到茹河南岸夏家店，这里茹河河岸有关桥渡口遗址，北岸即彭阳古城东郊。该条古道在屯字原上留下了宽6米，深2-3米的胡同，进入王家坪的胡同深度在5米以上（图8），王家坪有汉墓群，属镇原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无疑是汉代以后泾州至彭阳的主要官道。

（3）西岭——石崖村古道

泾州至彭阳古道北抵上肖、杨城到西岭后，一条经邢家胡同、马崾岘到彭阳古城，另一条从此分岔向南，经西岭村大庄胡同、南李再到姜曹村沟老组胡同，由此再分岔成两条古道：一条南下朱家咀、高路坡到蒲河南岸，就是李红雄先生调查的古道；还有一条东下邢家咀、李家山到石崖村，下山的古道绝大多数被新建道路毁坏，唯石崖村关公庙后面有一段胡同，宽约11米，深6-18米，到报德寺背后有一段120米长的石道，最后到蒲河南岸的石崖村（图9），据当地老人讲，这是古时候通向上肖的主要道路，而非朱家咀古道。在高路坡、石崖村至杨城古道左右没有发现宋以前的遗址遗物，目前对这条古道的断代还无法定论。

（4）柳咀——董志原古道

太平原经楼底村至董志原也存在一条古道。柳咀——太平镇古道在柳咀大庄处向东拐，有胡同经关公庙在柳树洼呈“S”形盘旋下山到蒲河西岸，有一个台地，名“走路台”（图10），这里发现秦汉遗址。走路台北侧古村落就是楼底村，很有可能是“路底村”的谐音演变。走路台南侧就是北魏石窟——楼底村北1号窟，过河经宋家湾上董志原的古道被新修便道破坏，这一条古道比较陡峭，路面不过3米，不属于连接大城池的道路，只是两原之间通行的捷径。

（5）鸡头山关卡

鸡头山关卡（图11）位于蒲河、茹河交汇处的西侧石咀处，扼守关桥渡口的要塞（图12）。原有地面构筑物不明，仅存控制吊桥的石窑，在10米高的崖壁上。石窑有1个南北向的主洞和2个从主洞向东伸出的副洞，北副洞向崖壁钻通一个瞭望孔，南副洞向崖壁钻通一个大孔作射箭孔，凿通两个朝地面倾斜的小孔做吊桥锁绳孔和起吊孔。南副洞墙壁发现刻有“贞（？）祐七年十一月四日”、“天启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题记。

五、古代建筑及遗址

北石窟寺古代称“五泉里”，[8]周围古建筑及其遗址十分密集，主要以生土建筑为主，最早的是新石器时期的居住遗址。民国以前的崖庄窑洞院落鳞次栉比，主要集中在北石窟寺所在的覆钟山、北石窟寺南侧的堡子顶、北石窟寺对面的沟沟（古称居士沟）、北石窟寺北2.5公里的楼底村、北石窟寺南2.5公里的石崖村等几个古村落，至今没有系统调查研究。这里仅对新发现的几处木结构建筑和建筑遗址做简单介绍。

1.砖木结构建筑

新发现的4座砖木结构建筑均为清代。硬山顶屋顶，五脊六兽，青瓦屋面；不做飞椽，花架椽做乱搭头式；金檩稍低，使屋面略微呈现弧线形，椽子上铺望砖；斗拱做异形拱，每间只放一朵平身科斗拱，每朵斗拱包括蚂蚱头或出三翘，或出五翘，做成“龙角凤翅”；青砖墙面经过打磨，白灰勾缝；墀头雕刻精致；柱础上为鼓形，基座为八棱柱形，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

（1）石崖村报德寺

报德寺（图13）位于镇原县上肖乡石崖村，现存大殿、戏楼、门楼三座单体建筑。大殿坐北面南，面阔三间，五架梁结构。老檐柱之间隔扇门，早年被毁。斗拱做五踩异形“龙角凤翅”拱，残损严重。座斗做仰莲台形，明间和两次间各一朵平升科斗拱，覆斗形座斗正面雕刻莲花纹。檐部彩绘脱落不清。墀头三面雕刻精致，雕刻天马、狮子、麒麟等动物形象。柱础上部为鼓形，下部三分之一为八棱柱形。大殿东、西、北三面原有壁画保存较好，内容为封神演义里的三霄娘娘大摆黄河阵、药王、龙王成仙成神等神话故事。戏楼座南面北，为三间五架梁结构，墀头正面饰莲花纹砖雕，山墙两侧近正脊处做镶宝相花纹“悬鱼”砖雕。后墙辟两孔拱形窗户，直棂窗格。檐部彩绘脱落不清。五踩异形拱被破坏。东、南、西壁有壁画，早年被白灰粉刷覆盖。门楼紧挨戏楼东侧，座南向北，单间五架梁结构，前檐檐部绘有各种动物、花卉图案和砖雕图案，檐下斗栱残损。墀头正面雕刻鹿鹤同春、二龙戏珠、博古等吉祥图案。另外，还保存有大殿銮宫的四扇木雕隔扇，上条环板内浮雕博古图案，槅心为正方直棂格，中条环板内浮雕兰、菊、竹、梅四种花卉，裙板内浮雕八仙，下条环板内也浮雕博古图案。

（2）沟沟村金家门楼

沟沟村金家门楼（图14）位于镇原县太平镇柳咀村沟沟组，属清代晚期建筑，是当地居民金义平的住宅门楼。门楼面阔一间，砖木结构，硬山顶式，檐下斗拱三朵。水磨石青砖,白灰勾缝，墀头正面有砖雕，雕刻有菊花、莲花，寓意着“连连中举”之意。门框上走马板刻有“芝蘭室”三个字。斗拱、额坊周围彩绘渔、樵、耕、读等人物画面和菊、莲等植物图案。两侧墙壁上各有两方墨书题记。一方为“门楼修得宽，银钱聚成山，行善生贵子，文武□高官”。另一方为“龙靠深水虎靠山，臣靠君王民靠官，少靠父母老靠子，贫靠善人富靠天”。

2.建筑遗址

（1）双岔沟建筑遗址

双岔沟古建筑遗址位于北石窟寺南400米的双岔沟口的石崖上，崖面高4.5米处有一道长约10米的凿刻壕，推测安置正心檩，下有4个梁孔，推测为面阔三间，单坡建筑。西侧有一形状为“∩”的浅龛，上有白灰面痕迹，白灰面上可能绘有壁画，即为窟顶壁画。双岔沟古建筑遗址对面就是石道坡古道，据说这里原来是旅店，时代不清。

（2）石道坡建筑遗址

石道坡建筑遗址（图15）位于北石窟南650米处的石咀悬崖上，是石道坡石窟寺的一部分。石窟坐南面北，距石地表20米。石窟之下的崖壁上有三排木构建筑梁架孔，每个孔宽12-15厘米，高15-18厘米，深8-12厘米。最上排有2孔，相距2.3米；中间第二排3孔，低于上层孔1.3 米，西侧两孔紧挨，宽5.6米；底层第三排有5孔，低于中层孔1.8 米，高于地面3.5米，排列总长6.8米，两孔相距1.2-2米。立面布局呈梯形，显然是庑殿顶建筑，推测是和石窟同时代的唐代建筑遗迹。北石窟三角区域在数千年来人类生产生活从未间断过，加上地处交通要塞、临近古城等因素，地下埋藏有各个时代的古墓葬（图16)，伴随着生产建设活动时有暴露。目前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的墓葬、汉代墓葬、唐代墓葬、宋代墓葬、清代嘉庆十四年和咸丰九年墓葬。

六、小结

两河交汇的北石窟寺三角区域依山傍水，早在更新世时，就是各类动物生存的理想地段，后来成了古人类最早在黄土高原生息繁衍的乐土。通过较多的白灰层地面居住遗址推测，到新石器时期，这里是原始部落的集聚区，从发现9层白灰层地面居住遗址来看，史前人类就在这里过着太平祥和的生活。秦汉以后，这里设有彭阳县，[9]北石窟寺三角区发展成为网状丝绸之路在陇东黄土高原上一个重要的节点。白垩纪时期这里沉积了深厚的黄砂岩，细绵均匀，易于雕刻，南北朝以后，不断开凿石窟，成为陇东规模最大的一座石窟群。北石窟寺三角区域汇集了远古化石、各类古文化遗址、原生态村落、历史古道、佛教艺术、众多生土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和社会价值，是农耕文化和丝绸之路文化交融荟萃的缩影，是庆阳历史文化遗产中分量最重的一块宝地，是推进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金三角”。(吴正科)

[1] 陈贤儒《甘肃庆阳、镇原县发现三处石窟》，《文物》1961年第2期，第35页。

[2] 初世宾《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现代佛学》1963年第1期，第26-28页；吴伯年《重现光芒的庆阳北石窟寺艺术》,《甘肃日报》1963年4月20日；邓建吾《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文物》1963年第7期，第26-33页。

[3] 张鲁章日记（手写本），1967年9月13日“发现白灰面1处长5.10米，厚0.2～0.3毫米，在文化层之上有红色素面兰纹陶片及木炭渣，文化层厚0.6米。遗物有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两种，器形有大尊和红陶罐。仰韶文化遗物，粗砂红陶罐器一宽条附加堆绳纹泥质红陶中有刻花纹，砂红陶内有器面上有绳纹2片，绳纹灰陶3片，另一片是白陶，计17片。”

[4] 李红雄、宋文玉《北石窟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39-154页。

[5] 谢骏义、张鲁章《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3期，第211-222页。

[6] 谢骏义、张鲁章《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第211-222页。

[7] 张鲁章北石窟寺工作日记（手写本），1974年10月11日地区座谈会，贾兰坡先生谈了以下观点：1.巨家塬龙骨沟的东西朱与萨拉乌苏河比时，以及楼房子是一期，可能是旧石器晚期的早一段；2.姜家湾和寺沟（龙牙洼）可能要比巨家塬、楼房子要早一些；3.在一个石器地区，为巨家塬的群骨特多，可能有骨器，因吃肉后，还要吃骨髓；4.从寺沟的东西看，可能要早于丁村的旧石器中期；5.关于龙骨保护问题：不要挖坏了，将来把它保护下来，不要再破坏了，咱这（庆阳）是一个地区，要比好些小国家都大。中国龙骨出口有两地点：广州和上海。多为华侨用或外国人作研究；6.山西三趾马出在红土层，距今1200～700万年，再晚看不见了，庆阳的鱼化石，是白垩纪的，一亿多万年了；7.灰绿色土都是海底，在中生代以前就是海，中生代以后就成大陆；8.把幸家沟的石器地点调查清，与楼房子柏林沟对比一下，（指庆阳城北旧石器地点），可能与巨家塬地层关系、文化性质属同一时期的，约3万年前的。

[8] 米万忠《北石窟寺佛灯及碑记考略》，《北石窟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32-138页。

[9] 刘治立《庆阳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7-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