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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特点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是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人长期艰苦奋斗，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果。形成了独具陕甘边实际的革命根据地创建模式，是陕甘边领导人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线，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与陕甘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研究陕甘边创建过程中的地域特点，必然要考虑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要求。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极具本地特点的陕甘边革命路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亚东画）

（一）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团结各界人士，积蓄革命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根本战略思想。也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的一条重要方针。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这种统战思想得到了具体的实践和运用。1929年秋，刘志丹主持陕北特委工作，他多次强调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是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民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稳脚。”“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的刘志丹（画）

在建立革命武装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等清楚地认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道路。当刘志丹得知，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区，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时，他认为，这些绿林武装与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构想在开始时是作为补充兵运工作的，随着兵运工作的屡屡受挫，这种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造陕甘红军的主要方式。1931年9月，刘志丹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太白的倒水湾进行整编，重建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合水永定川倒水湾改编旧址

全队300余人，分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南梁游击队建立后，刘志丹逐渐意识到：游击队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部队给养无法解决，加之群众对我们队伍性质不了解，要争取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刘志丹决定先争取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和给养，使游击队渡过难关，并利用公开身份，扩充部队，伺机打击敌人。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转战到达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华池县林锦庙(今林镇)一带会师。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千余人。因接近寒冬，部队缺吃少穿，又缺弹药，没有安身之所，随时都有失败、覆没的危险。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刘志丹灵活运用统战策略，决定暂时利用陇东军阀陈珪璋，经多次谈判，陈珪璋再次任命刘志丹为第十一旅旅长，把庆阳新堡一带划为十一旅防区，并拨给了棉衣、枪支弹药，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刘志丹对曹力如、王子宜说：“目前的形势，外边是白色恐怖，你这里一树旗帜，马上所有的反动派都会来打你，敌强我弱，老百姓要吃亏。现在我们应该努力积蓄革命力量，保留革命火种。”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人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民团、土匪，将可以争取的力量争取到自己一边，积蓄了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队伍。

（二）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争取民心、依靠农民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习仲勋、张策等领导人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农民、组织群众，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这些有组织有目标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苏区广泛建立了群众团体，“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所以，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三）坚持党性原则，自觉抵制“左”倾错误，保持共产党人的优良政治本色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左”倾错误使得陕甘边革命的发展一度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红二十六军1932年12月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成立

1932年冬，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担任军政委。他执意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把刘志丹看作眼中钉，并且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面临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王世泰同志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刘志丹尽一切可能来维护军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

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一意孤行推行“左”倾路线，指挥红二十六军南下，刘志丹反对部队南下，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但不听，反而拿大帽子压人，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南下，到三原武字区时，杜衡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当部队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作了叛徒。刘志丹和军队主要干部王世泰等同志，在地方党的帮助下，相继化装突出重围。

红二十六军南下

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刘志丹沉痛地对大家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又叛变投降了敌人，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事情未经历过，总是不深刻，这下我们就知道‘左’是什么东西了。”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在彻底剖析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路线给根据地建设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刘志丹多次主张的以南梁为活动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主张，并重新构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新格局。

（四）开展长期的“兵运”工作，“借水养鱼”，壮大自己

兵运工作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学者认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兵运”工作作用巨大，建立起了陕甘边党领导下的最初武装；为根据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骨干和军事人才；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和获取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这些结果与全国其他地区兵运工作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原因有：一是兵运工作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有计划的开展的。早在1928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指示中共中央建立军事部，下设三个部，其中第一个部便是“对敌人军队工作部”，首要任务是“在军阀军队中工作。”“目的是破坏军阀的军队，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使士兵群众倾向到革命方面”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报告中指出，“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在乡村地主的武装组织有民团、保甲，成份是贫农、流氓，本身带革命性，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要求“从敌人吸收革命的青年军官成为革命军队的人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有计划地把军队兵变能与工农武装暴动相配合，或仅与乡村农民游击战争相配合，或与城市工人暴动相配合”，刘志丹、谢子长等卓越的军事才能，使他们在陕甘土匪当中也很有威望，庆阳地区的五属清乡司令谭世麟主动提出要收编这支武装。当时的陕北特委为了保存这支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也想“借水养鱼”，便接受了改编。于是，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部队被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为副团长，驻守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1929年至1931年期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打人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17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各色势力，发动和组织了70余次兵变和起义。这些斗争虽失败，却为我党培养了军事干部，扩大了同盟军，积蓄了革命力量，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吴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