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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中，陕甘边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最为成功地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下，全国20多块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殆尽。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却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亦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更加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因此，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便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使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实现了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科学运用

        1928年，在渭华起义中，刘志丹就对大家讲：  “我们虽然已取得两次胜刊，但仍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敌军数十倍于我，加之这时冯、李言和，冯玉祥定会回师陕西，大军压境。我们如与敌人硬拼下去，势必粮尽弹绝，全军覆没。我们应该立即作转移到陕北的准备，到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情况紧急，可向秦岭以南撤退，再谋新图”。由此我们知道，早在1928年，刘志丹就有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

渭华起义中召开的群众大会

        从1929年到1931年夏，刘志丹在艰难的兵运工作中屡屡失败。失败的教训使他明白一个道理： “目前，我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刘志丹在失败中已经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失败坚定了他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1931年秋，刘志丹与马锡五深入到南梁山区，进行社会调查。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人户，用两条腿丈量了南梁地区的山山水水，遍访当地的穷苦百姓。通过一个多月广泛深入的调查，刘志丹踏遍了纵贯南北绵延千余里的桥山山脉，这里群山相连，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茫茫林海，有险可依，有屏障能藏身。在这里打游击，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向北直逼宁夏内蒙，向南可直取关中平原。

        他还在群众中了解到，南梁地区历来都是穷人抗争起事的地方。太平天国的刘四、辛亥革命中的郑思成都曾在南梁地区领导过农民起义；1915年，张九才组织穷人抗税斗争席卷了陇东16个县。如今居住在南梁地区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是从陕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逃荒落难的穷人，又都是单家独户，没有大家族体系，民风淳朴，人心向善，深受地主、军阀的剥削和压迫，贫富差别大，阶级分化明显，穷人有强烈的土地需求和革命愿望。1929年，南梁地区农民就纷纷组织起“镢头队”、“口袋队”、进行“吃大户”斗争，老百姓一呼百应。

        更为重要的是，南梁地区处在陕甘两省交界，远离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心西安、兰州、银川等城市。当地虽然有几股大小军阀割据，但这些地方军阀都是国民党的杂牌军，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各怀心机，各自为阵，且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很难统一。所以，南梁地区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非常有利于新生革命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基于上述认识，尤其是“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一理论的形成和陕甘边地区的客观实际，使刘志丹正确地选择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回忆说：“我们到南梁以后，刘志丹提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陕甘边区特委和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建立三路游击区，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就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工农兵政权。1934年11月7日，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我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南梁荔园堡

        刘志丹“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虽然没有大块头文章，没有专著，然而他最为成功地创建、巩固和扩大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典型史实，就是他这一思想最科学、最具体的理论阐述。他的理论基础源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和白色恐怖下，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合法地位，不可能利用和通过合法正当的手段来发动和促进中国革命的进行，而必须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工人阶级虽然是最先进的阶级，但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很不发达，从业的工人数量少，力量弱。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这些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只凭借城市工人阶级是明显不行的。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须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必须依靠农民军而且是主力军的力量，才能最终推翻封建的专制统治。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又极不平衡，繁荣的经济和上层强权政治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统治阶级的力量也主要集中在城市，新生还很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城市很难立足和生存，只有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生存以求发展。当然，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偏辟的农村，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统治困难，有利于新生革命力量的生存、活动和发展。

       刘志丹“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是由当时陕甘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条件和政治背景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这是在认真研究和弄懂历史与现实的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建立根据地”，就是辩证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得到创新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二、根据地贯彻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刘志丹选择在南梁地区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非常符合陕甘边地区的社会实际。在创建这块根据地的过程中，制定并执行了一整套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十大政策”，有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待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这“十大政策”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执政纲领，在土改中贯彻执行的“土地政策”明文规定：“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保留自耕地——编者注)，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阶级成份划分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源和剥削的程度决定；废除农村高利贷和高租税，减轻农民负担”等。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做到耕者有其田，实现社会分配制度的均等；对没有人命案的地主、富农，不搞肉体消灭，而且教育他们要自食其力，在根据地内仍然保留地主、富农的生存空间，让他们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好好劳动，一样能过上好光景。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

        根据地“财经粮食政策”中规定：  “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保证民生和军粮；政府建立流动仓库，花钱收购农民的粮食，保证军队的供应；根据地要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发展经济；政府发行苏票，方便金融流通”。

        苏维埃政府为了取信于民，专门在集市上设立兑换所，方便老百姓和从白区过来的商人，进行苏票和银洋的兑换，使政府发行的苏票建立了很好的信誉，很快在社会上得以流通，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政府银行旧址

        根据地经过土改，土地得到合理调整，没地的穷人分到了土地，劳动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根据地粮食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仅有了保障，而且得到很大程度提高。1935年11月，西安《政治旬刊》上发表成柏人《陕北匪祸之再认识》的文章中说：  “刘匪子丹，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刘匪能为，我何不能?”苏维埃政府的仓库没有一处是空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根据地的老百姓负担一下加重了十几倍。但是，农民家家户户都有余粮，保证了根据地给中央红军的粮食供应。

        苏维埃政府在对待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土匪、哥老会和俘虏的政策也是宽大的，只要这些人有爱国之心，不誓死与人民为敌，政府则遵循刘志丹“化敌为友”的统战思想，对其采取教育改造、争取利用的政策。用革命的道理进行宣传教育，用治病救人的真诚态度加以感化，施以仁政，达到以德服人。国民党旧军队中的刘保堂、韩练成、地方民团团总罗连城、黄龙山土匪郭宝珊等，在刘志丹的教育和感召下，弃暗投明，走上了革命道路；子长县哥老会大爷李仲英、华池县哥老会大爷郑海旺等接受刘志丹的教育和改造，弃恶从善，跟上刘志丹参加了红军；永宁山哥老会马大爷、东坪哥老会冯大爷等，帮助红军购买枪支弹药，保护伤病员，给红军传送情报等，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维埃政府还实行自愿的兵役制度，青壮年自愿参加红军和游击队；政府对牺牲的战士家属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优待军、烈属，组织劳力帮助军烈属代耕种地，解决生活困难；政府还组织群众照顾社会上的孤寡残疾；政府颁布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条例，打击卖淫嫖娼，宣传教育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政府在根据地兴办学校、动员青少年入学，加强民众的文化教育；政府还制定了一条法律：  “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枪毙。”严防贪污腐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根据地贯彻执行的“十大政策”，一切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是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1934年11月，西安《秦风》杂志上发表《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的文章中写道：  “从我军得到的几份杂志中，看到刘子丹文章，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把国家搞强盛，把人民生活搞的富起来。当共产党员、当干部、当红军战士，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而且要准备为之献身。不是只为自己找出路，谋一官半职，作民众的老爷。国家强了，民众富了，自己当然就有出路了。革命者就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刘志丹、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完全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也在他们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实惠，见到了光明，有了希望。因此老百姓更加拥护和支持他们，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一呼百应。1935年，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赴西北采访，后来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写道：“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同一致的社会运动。他针对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  “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24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著作的《中国的西北角》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呈现出了政通人和、万众齐心的政治局面，社会分工明确，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政治、文化、经济建设欣欣向荣。1935年11月，西安《政治旬刊》上发表成柏人的文章说：  “匪组织（指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编者注）严密，纵横皆有系统。匪区社会内部，每一层级，都以共产党为中心，所以运用非常灵活，全社会成一整体。多年来刘子丹给民众以小恩小惠，给穷苦人分粮分地，组织上学，严治贪污，又有严刑镇压地方恶人及不满者。故无丝毫个人（个人，指反动阶级——编者注）自由，一切整齐划一，有条不紊。”

【选  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  者】

刘志学，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