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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来自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得到抵制和减弱，根据地的干部不犯“左"，也不犯右的错误

        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日趋泛滥，这直接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早在1928年，刘志丹就有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1931年，深入南梁山区调查之后，下定决心要在南梁山区建立根据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但是，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他的这个愿望多次不能实现。每当他组织起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时，省委就会派人来到部队，传达省委的指示，调部队南下关中、渭华建立根据地。结果部队南下之后无立足之地，仗又打不赢，每次都被强大的敌人打败，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

        1933年5月，杜衡再次强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结果在国民党军强大兵力的围攻下，使红二团几乎全军覆没。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

        1933年7月28日，杜衡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这给陕西党组织和革命同时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这一变故，也使陕西的共产党人和根据地广大的革命者，认清楚了常常以积极革命者面目出现并给革命和根据地造成沉重灾难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促使人们开始反省，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陕西党内随着“左”倾机会主义者被捕败露，“左”倾势力很快被消弱，在革命内部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正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干扰迅速减弱的有利条件下，刘志丹在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才能得以顺利实施。

        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上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力量迅速得到壮大，根据地的面积也有很大发展。

包家寨会议旧址

        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这两封指示信，不尊重事实，无端的指责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这无疑是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和宗派主义势力对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领导的一次责难。

阎家洼子会议旧址

        面对“左”倾错误毫无根据的无端指责，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表现出了豪迈的宽广胸怀和高度的党性原则，采取不争论、不反击的态度，始终牢牢把握大会主旨和大方向，有效地抵制了“左”倾错误的蔓延和泛滥，使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一致通过杨森代表四十二师党委所作的工作报告和今后工作建议；决定派一个团北上陕北，支持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围剿”，发展和扩大根据地，尽快把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连成一片。

陕甘边根据地以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一大批为中坚力量的领导干部，他们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坚强勇敢，而且同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斗争，也从不含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自身不犯“左”、也不犯右的错误。打铁先得自身硬，他们在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搞政权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一切工作都结合客观实际，遵循社会和自然规律。他们在根据地能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听民声、从民愿、顺民意，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始终都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群众说话，为人民群众办事。他们在根据地内干部使用中，从来不搞扶一派、压一派。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耐心细致地作土匪、哥老会的教育、改造、转化工作，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多争取一个朋友，减少一个敌人。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1月建立至1934年11月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整整一年时间，就解放了陕甘边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上百个据点，摧毁了国民党地方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十多个游击(支)队，并在根据地进行了土地分配。先后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为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又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选  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  者】

刘志学，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刘志丹研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