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网首页

　　陕甘边区即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交界的区域，包括今甘肃的华池、合水、庆阳、正宁、宁县与陕西的旬邑、彬县、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定边等18县(全部或部分)在内的地域。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陕甘边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此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了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旧址

　　一、客观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武装割据条件，使之成为一块理想的引命根据地

　　地理条件方面，这里有绵亘几百里的大梢山，山峁连绵不断，山大谷深，沟壑纵横，与峰峦起伏、绵延400公里的子午岭林区浑然相接，拥有中国西部少见的大片原始森林，形成天然屏障，有险可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回旋余地比其他根据地更大，有几个转移活动中心，非常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大范围的游击战争;另外，这里地广人稀，有粮有草，为屯军养马、养精蓄锐、长期武装斗争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客观自然条件。此外，陕甘边区的黄土沟峁地形，使各处的山区都有可耕地利用，为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物资保证。

　　社会经济方面，在陕甘边的广大农民饱受民国初期自然灾害的折磨之时，地主、富农的经济却迅速发展，大量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富农手中;劳动人民深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和高利贷、地租的残酷剥削，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不稳，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例如，1928年和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未收，饿殍遍野，草木树皮几乎被吃光。官府、军阀、民团和当地的排头、堡子头，也随意向农民派捐派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所谓“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农民犹饿死，官长多如狗。”

　　政治方面，这里地处陕、甘两省四县边界的偏僻山区，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空间。国民党军队和军阀内部腐败成风，敌人士兵士气低落，生活状况极其恶劣，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敌人内部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利用，互相厮杀，互相争夺地盘，边区领导人利用陕甘军阀混战的矛盾，因势利导，使红军站稳脚跟，积蓄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先后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三次“围剿”，虽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但因各怀鬼胎，步调不一，均遭失败。

　　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与党内“左”倾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从1931年到1935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像瘟疫一样在中国革命根据地蔓延。由于党内部分领导人对于马列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缺乏，不善于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全面地、正确灵活地结合起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的广大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对“左”倾路线，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与斗争，但王明等人破坏党内民主集中制，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这次错误使红军损失了90%的根据地，南方广大苏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教训是极其惨痛而深刻的。陕甘边区虽然距离“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较远，但当“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时，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到过严重挫折。1933年7月，红二十六军因受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后叛变)的“左”倾思想影响，被迫南下渭华，在敌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灭，陕甘边的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处于生死关头。刘志丹、习仲勋和陕甘边党组织力挽狂澜。

　　1933年11月3日到5日，在陕甘边区和红军无立足之地的最困难时期，陕甘边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在合水县蒿嘴铺包家寨子召开会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提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狡兔三窟’的设想，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会议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行动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地区游击队为第二路，关中地区游击队为第三路。”因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习仲勋后来回忆也说：“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事实证明，建立三路游击区的构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陕北、关中、陇东三个游击区互相配合，倏忽不定，似狡兔三窟，造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包家寨子会议，使陕甘边党的组织和红军在全国率先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正确制定了军事斗争的方针策略，如建立三路游击区，开辟敌后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等。这次会议的最大功绩，是明确决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在此之前，根据地的中心已经两易其地点，一次为正宁的寺村塬，一次为耀县的照金，都建立了革命的临时政权，但是都被“左”倾路线葬送了。

包家寨会议遗址

　　包家寨子会议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选在南梁，这是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思想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问题所做出的正确决策，是摆脱杜衡等人把持的中共陕西省委“左”倾路线的干扰，把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到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产党人手中的结果。这次会议是西北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未来斗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

　　当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成立，国民党当局即举万余兵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范围的“围剿”。从1934年2月开始，国民党陕甘军阀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的反革命“围剿”。当时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刘志丹、习仲勋坚持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自觉排除“左”倾军事冒进主义的影响，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制定了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方针，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和特点，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诱惑敌人，寻找战机，歼灭弱敌，达到彻底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决定由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南线之敌，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各个击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在斗争中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8个县的农村，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根据地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开展扎实细致的群众工作，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促进了陕甘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使革命武装斗争得到广泛开展，主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平方公里，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同“左”倾错误进行的不调和斗争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吴起镇

　　1935年春，蒋介石调动陕、豫、晋、宁和甘肃五省军阀计四万余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西北军委决定，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敌人某部防线，然后向南、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连成一片。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终于实现了为红军长征提供一块落脚点的目标。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向西北实施战略转移时，陕甘根据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国民党当局调动十万大军向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疯狂的“围剿”，正在反“围剿”战争的紧要关头，“左”倾错误的阴霾又开始笼罩陕甘边区的上空，刘志丹、习仲勋身陷囹圄。在这危机严重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毛泽东及时下令释放刘志丹等被关押同志，纠正了陕甘根据地“肃反”的错误，并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刘志丹指挥地方武装牵制敌军，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相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陕甘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无私奉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直罗镇战役大捷

　　至此，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的指导下，排除了“左”倾路线的影响，陕甘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斗争全部取得胜利，使党和红军的力量不断壮大。习仲勋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种子传播到中国西北部，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亚东画)

　　未完待续.....

　　【选自】

　　《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共甘肃省委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

　　卫东刚：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