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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王泰吉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我打入该部当服务员(后任排长)，做党的交通工作。并且利用职务之便，开一些西安城防司令部的证件给党组织，保护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王泰吉

　　1932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人通知我去泾阳游击队工作。我和蔡春堂(蔡子伟的弟弟，我们一块在蓝田活动过)一块到泾阳游击队。

　　1933年1月中旬，根据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指示，将泾阳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大队。苗家祥任大队长。我是第三中队队长。

　　不久，渭北游击二大队成立了党支部，刘清和任支部书记，委员有苗家祥、张世凯、吴世昌和我，接受三原中心县委领导。

　　2月间，游击队在岳家坡拘留了修泾惠渠的外国工程师安立森，当作洋土豪处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面粉、银元、枪弹等。约20天后，红二十六军来到西北原和游击队会合，驻了三五天，他在西庄苗村召开了军民大会，对群众鼓舞很大。王世泰团长派红二团步兵一连和十几头驮骡，由游击队作向导去泾惠渠吊儿嘴工程处夺取黑、黄色炸药100多箱和几支枪。在红二十六军离开西庄苗村的前一天下午召开联席会议，游击队由苗家祥、刘清和和我参加，会议中心研究了敌情和部队建设及行动计划。决定将拘留的工程师送到薛家寨看押，游击队暂时离开西北原，随二团行动一个时期，避开敌人“围剿”，待敌人“围剿”过后再回到原地区活动。当晚七八点钟时，苗家祥说，接到情报，敌人“围剿”来了，就要拉部队走。我即去距游击队驻地约六七里路的红二十六军驻地，报告了敌情和苗要单独行动的消息。当我回队后，苗已将游击队拉走，我和刘清和回到红二十六军二团。随即部队北撤，与“围剿”之敌遭遇，将敌击退后经淳化回到薛家寨，我留在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工作。

　　在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外树敌，对内压制民主。在敌人“围剿”时，到处碰壁，敌情严重。而杜衡在严重的敌情面前，失去了克敌致胜的信心，假用省委的名义，要部队南下渭华地区。声称：渭华地区有渭华起义的影响，有地方党组织帮助，有游击队等待红军主力南下，渭华地区人口多，物产丰富，有利发展;渭华又有背靠秦岭的有利地形等等。对不同意南下的同志，以省委决定和政治委员的权力进行压制。部队南下时，杜衡提出要到省委汇报工作，在渭华地区等部队。事实上，杜衡临阵脱离了部队。不久，在西安被捕，叛变了革命。

红二十六军南下

　　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离西安二十里的灞桥，缴了民团和警察的枪，打了西安到临潼的汽车，对西安的震动很大。在临潼短暂休息后，即向渭华地区前进。到了}胃华地区后，地方党组织未见联系，也根本没有游击队。部队徘徊在渭华地区，人生地不熟，不时遇到大雨，即刻山洪暴发，河水大涨，部队常被河水阻隔，行动不便，人马拖的疲惫不堪。长期活动在黄土高原上的骑兵和驮军需品的骡马，在狭谷石路上，不仅无法发挥作用，而且行动都很困难，有的已成了跛子。又有一个旅的敌军跟踪追击，情况十分严重。

　　部队勉强拉到张家坪后，领导立即开会，研究渭华站不住脚，究竟应向哪里去的问题。这时，敌军乘晨雾摸了哨兵，突然袭来。团里的几位领导闻见枪声，立即跑出会场，但部队已被敌军冲散，四处乱跑。刘志丹、王世泰、汪锋各带一部分部队突围。我同汪峰在一起，还有李杰夫(以后叛变了)。这部分部队有随营学校、一、二连和少先队部分战士40多人，占领了张家坪南面的一个山头，尽力想同刘志丹、王世泰取得联系，收集跑散的人员，一直坚持到黄昏。

　　在张家坪会议上，曾有向柞水、镇安一带活动，靠近红二十九军(实际情况是那时红二十九军已失败，南下部队的领导还不知道)的意见。我们估计刘志丹、王世泰也可能向西行动。所以，我们下山后，一面游击活动，一面设法同刘志丹、王世泰取得联系。当天晚上8点多，我们活动到葛牌镇金银沟时，吃了顿包米粥，部队准备稍休息一下再继续行动。不料部队正在熟睡时，遭到民团的袭击。我和汪锋冲到庄子背后的山上，大声喊叫集合部队，在山上呆了两个多小时，仅集合了6名战士。此时，李杰夫也上到山上，其余人员大都被俘。在民团向山上进攻时，我们冲出包围。

　　我们这支不足10人的小部队冲出民团包围后，前行到甘安坪附近，隐蔽在山上。研究下一步行动问题时，汪锋提出：要找到地方党组织，设法同刘志丹、王世泰取得联系;营救被俘的战友;小部队暂时隐蔽起来，将长枪埋在山上，人员到山外暂时住下，伺机开展游击战争。我和李杰夫都同意。遂决定：汪锋负伤，暂找关系治疗;李杰夫去西安向省委汇报;我找地方党组织。决定后，我们分散出了山。从此，我同汪锋、李杰夫就分开活动。

　　我找到地方党的负责人郗执中、林之屏，由他们组织人力，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派人进山找刘志丹、王世泰取得联系。几次派人找，均无结果;二是找郑效仁要被俘的人，被郑大骂一通后，将人全放了，没有伤害;三是筹凑衣物和路费，派人到各出山口找逃出的战友，凡找到的都给换了衣服，给点路费(每人二三元)，要他们各自返回陕甘边区。

　　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杨文谟到蓝田通过地方党组织找到我，对是否可能开展游击战争作了研究，认为情况不允许。杨文谟向临时省委汇报后，不久又派大老王(我不知姓名)将两支短枪调去(据讲，是省委决定组织“打狗队”要用)。尔后，我也离开了蓝田。

　　陕甘边和陕北是毗连的两块根据地。敌人将开始时分别“围剿”，改为同时全面进攻。这样，两个地区进行统一领导，集中两支红军打歼灭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陕甘革命根据地旧址

　　1934年7月25日阎家洼子会议上，陕北特委与陕甘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对解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决定，谢子长任红四十二师政委。派王世泰率红二十六军三团到陕北参加反“围剿”作战。1935年1月，红二十六军二团护送刘志丹、惠子俊到安定，代表陕甘特委和军委与陕北特委共商统一问题。

阎家洼子会议旧址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与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推选惠子俊为书记(原陕甘特委书记)、组织部长崔田夫(原陕北特委书记)、宣传部长张秀山、职工部长马义、高和久，秘书长郭洪涛，马明方等为常委。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刘志丹为主席。委员有高岗、张达志、杨森、杨琪，白坚为秘书长。从组织上落实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

周家崄会议旧址

　　这时，敌军的“围剿”部署已基本完成，马鸿宾的三十五师7个团和宁夏马鸿逵的一部位于陇东、曲子、环县、庆阳、合水一线;蒋介石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位于正宁、宁县一线;杨虎城部四十二师4个团位于洛川、黄陵、铜川、耀县、宜川等县。杨虎城特务团、警备旅等部驻守三原、泾阳、淳化等县;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集结于陕北北部;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接替井岳秀部的防务进攻陕北的中心区;阎锡山的晋军正太路护路军孙楚部3个旅、李生达的七十一师两个旅集结在黄河东岸，七十一师的方克猷旅2个团西渡黄河，控制了吴堡县的宋家川，绥德县的义合镇，定仙土焉等要点。高桂滋的八十四师，由河南经山西进入陕北不久，人地生疏，没有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凭借武器精良而轻视红军。加之，高桂滋部到陕北所占城镇原是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地盘，高、井为争地盘矛盾尖锐。所以，集中力量打孤军深入的高桂滋部最为有利。

　　2月1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发布《粉碎蒋介石石匪帮“围剿”的动员令》，宣布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及各地区的任务。

赵启民

　　陕西蓝田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等职。

选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