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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我到照金后，陕甘边特委发生了变动，金理科调回省委，由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增补我为特委委员。

　　这之前，耀县爆发了王泰吉骑兵团起义。起义前，王泰吉通过该团地下党员找到三原中心县委和省委。省委和三原中心县委布置并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部队打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由王泰吉任总司令。七月下旬，王泰吉率领起义部队抵达三原武字区，受到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之后，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孙友仁特务团在辘轳把遭遇。由于部队起义准备时间短，政治思想教育不够，尤其是成份复杂等原因，致使部队在战斗中受到很大损失。

　　王泰吉果断地率余部100余人进入照金苏区。边区特委、指挥部、革委会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秦武山、习仲勋、李妙斋和我，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王泰吉和全体起义官兵加入红军行列。起义部队带来了很多轻重武器，其中有l00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关枪和几门追击炮，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先进武器装备。会后，特委、指挥部安排起义部队驻在薛家寨山下的绣房沟。

王泰吉

　　鉴于王泰吉毅然率部起义，革命意志坚决，边区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恢复了王泰吉党籍。我们都鼓励他说：通过战斗，把那些不坚定的人淘汰掉是好事。虽然只剩100多人，但都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质量更高了。

　　王泰吉起义的第2天，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游击队，全队约七八十人，张邦英为党代表，陈学鼎为队长，张仲良为副队长。游击队在耀县活动一段时间后，在7月下旬，由张邦英等率领，进入照金苏区。由于陈克敏叛变，三支队编制空缺，指挥部决定，耀县游击队编为三支队。三支队的成份最好，大多是经过革命锻炼的贫苦农民，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决，党的基础也好。因此，边区特委和指挥部对这支部队寄予的希望很大，要求也特别严格。记得耀县游击队到照金不久，我给他们讲过一次话，批评他们吃了群众的青皮核桃，讲了遵守群众纪律的重要性。以后，在三支队和义勇军的基础上成立了红三团，其中耀县籍战士占了一半，人称“耀半团”。这是后话。

　　王泰吉起义部队和耀县游击队来到照金后，边区特委和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开民团盘踞的后沟寨子(也叫张果老寨子)。

　　后沟寨子在照金一个山沟里，地形险要，上是高山，下是石崖，中间是寨墙，里面有房、有粮、有泉，聚集了一批土豪绅士，是敌人的一个顽固堡垒。过去，单靠游击队力量难以打开。现在义勇军、三支队和游击队经四平开到后沟寨子，将寨子包围起来。我军先用迫击炮打，当时我们只用了一门炮，炮手很年轻，王泰吉亲自指挥他打，每打一炮，泰吉就校正一次。当时，我和王泰吉、李妙斋都站在寨子底下，迫击炮弹有时落在山顶，有时打在寨墙底下，一发炮弹还突然落在寨子外头，弹片和击起的沙石落在我们周围，幸好没有伤亡。泰吉风趣地说：“这发打得不准哟!”炮手急得满头大汗，说：“效力不同哪!”原来，迫击炮弹有的干燥、有的受潮，打出去的效力就不一样了。泰吉一面指挥发射迫击炮，一面指挥战士往寨子里扔炸弹，这种炸弹是我们收缴土豪的铜钱熔铸制造的，因为尾部栓着一束麻，我们叫它“麻辫炸弹”。寨子里的民团被红军的猛烈进攻打得心惊肉跳，伤亡很大。这天，当地的赤卫队也参加了战斗。天快黑了，我们开始向寨子里的敌人喊话，进行政治攻势，要他们缴械投降。敌人叫我们派人进去谈判。我们派了黑田峪赤卫队队长段老三进寨谈判，催促他们投降。段老三进寨后，敌人还磨磨蹭蹭拖延时间。我们架起了迫击炮喊：“我们开炮打了!”敌人见势不妙，乖乖打开寨门投降。

　　第2天，我们在后沟寨子召开群众大会，一面庆祝胜利，一面动员群众开仓分粮。周围群众肩挑人背，川流不息，比过节还兴奋。

　　不久，国民党孙友仁部偷偷从小坵方向袭来，我们被迫从后山退走，穿树林一直退到兔儿梁，队伍受到一些损失。过了两天，敌人才退走。

　　8月初，红二十六军四团也来到照金。红四团是根据省委命令，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红四团成立时，国民党当局加紧对渭北苏区的“围剿”。在敌军强兵压境的形势下，为保存力量，红四团就退入照金苏区。

        3支革命武装相继进入照金，是照金苏区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充分表明，在当时革命接连遭受挫折的形势下，照金苏区是我们同敌人抗衡的坚强堡垒，是聚集革命力量的摇篮，也是复兴苏维埃运动的基地。同时，3支革命武装为缓解照金苏区的危急局面、清除苏区隐患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红军和苏区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一方面，陕西省委被破坏，红二团南下失败，王泰吉起义失利，渭北苏区失守，党和红军、苏区受到了严重损失，革命暂时趋于低潮;另一方面，敌人愈加猖狂进行“围剿”，使苏区承受的压力相当大，分散活动的部队不断受到挫折，时时有被敌人分割击败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恢复发展红军主力，打破敌人“围剿”，坚持并发展红色区域成为当时紧迫任务。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李妙斋、杨森、高岗、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王柏栋、陈学鼎，还有几个连队指导员，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上，讨论了3支革命武装汇合照金苏区后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应当拿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扭转被动局面。但是，在3支革命武装是统一活动还是分散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统一起来，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能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和苏区接连受挫，敌人攻势凶猛，成立主力部队目标大，在现在形势下还不行，主张各部队仍回原地分散游击。围绕这两个意见，会议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第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大家指出，如果分散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经过充分辩论，第2天清晨时，大家终于否定了第二种意见，统一了认识，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同时，决定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改编为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旧址

　　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会议。实践证明，它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即以新的战斗阵容，歼灭让牛村、柳林民团各一部，首开胜利记录。苏区周围的反动民团纷纷后撤。

　　9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我军先在旬邑底庙地区歼灭了一部分势力颇大的由张洪镇出来的民团。该部民团中有我地下党员宋飞，他率领部分团丁当即参加了红军。接着，我红军部队换上民团服装，直取县政府治所张洪镇。1932年春，陕甘红军游击队曾打开过旬邑县城。因县城破烂、民团一蹶不振，国民党不敢再将县玫府设在县城，就选择平原上的土围子张洪镇作为县政府治所。敌人以为，有这个土围子就能挡住我军攻击。然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军竟化装入城，直到县长、民团团总被我军俘获，还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场战斗干脆利索，一举歼灭城内的民团，缴获了大批武器、棉花、布匹等。战斗胜利后，红军在镇里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进行了打土豪、分粮食活动。

　　在我军载胜返回照金时，国民党何高侯部急奔要隘石门关预设埋伏，准备截击我军。石门关在薛家寨之西，古有“山式雄胜、最为西北要害”的说法，明代曾“置照检司，筑石门关城”，扼陕甘交通古道。何高侯部认为，我军载运大批物资，必趋近路，以石门关古道为归途，所以引军于此，妄图据石门关天险一举击败我军。王泰吉识破敌人阴谋，当即指挥部队避石门关，冒雨绕道马栏川，从薛家寨后山安全返回苏区。敌人的阴谋落空了。

　　我军主力在旬邑接连取胜之时，国民党的1个正规团，4个县民团向我照金苏区发起疯狂“围剿”。为了粉碎敌军“围剿”，李妙斋和我带领游击队主力到高山槐、老爷岭地区与敌军作战，将敌人打退了。9月21日拂晓，李妙斋和我率领部队回到绣房沟。突然，哨兵发现从黑田峪方向偷偷摸摸地冒出了一股敌人。我们立即又投入战斗。经过激战，又将敌人击退。这时，薛家寨山上忽然枪声大作。原来，敌人从后沟向我薛家寨猛攻，寨上大喊要我们赶决上山增援。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游击队顾不得饥饿疲劳，冒雨奔向山寨。寨上只留了一个政治保卫队，剩下的是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自动到各个哨位阻击敌人。敌人攻势虽猛，我军毫不示弱，用自己制造的麻辫炸弹和土地雷，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野。我们赶到寨上，看到守寨同志打得痛快淋漓，立即将部队散开，加强各哨位的阻击火力。战斗进行到下午，敌人不支，开始溃退。但是，狡猾的敌人在树林里埋伏了几个射手。李妙斋想乘胜追击，就走出北哨门的堞墙，吹哨子集合部队。不幸他和通讯员武功被埋伏在树林里的敌射手击中，英勇地牺牲了。

李妙斋烈士之墓

　　李妙斋的牺牲，我十分悲痛。他不仅是我的好战友、好同事，还是一位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英勇奋斗的优秀指挥员。在创建发展照金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了很高的领导艺术和组织能力。他会打仗、会宣传、会做思想工作，善于联系群众，深得群众拥护和敬重。他的英名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李妙斋牺牲后，边区特委决定，由吴岱锋继任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

　　根据当时形势，我们加强了游击战争，在宜君、旬邑方向扩大了游击区。1933年10月初，边区游击队与红军主力汇合，在马栏川一带活动，10月4日，我们忽然接到后方特委的一封急信，说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从南山脱险回到照金了。听到这个消息，部队一片欢腾。自红二团南下失败，我们有多少个昼夜在为刘志丹等同志担心，到处打听他们的下落，盼望他们安全归来。现在，喜从天降，大家都张罗着庆祝。这天，恰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双喜临门，我们特地买了一瓶酒，给泰吉送去半瓶。泰吉给我们送些肉来。大家欢笑道：酒肉皆有，正好过十五。

　　第2天，我们带队返回照金，和志丹等同志见了面，彼此手紧握在一起，久久没说出话来。过了两天，边区特委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六、10月上旬，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照金苏区，沿子午岭插入甘肃，开始了奇袭合水县城的战斗。

　　主力部队走后没几天，敌人又开始了对照金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敌人这次“围剿”准备了相当长的时间。自我红军攻克旬邑张洪镇后，陕甘为之震惊，各地反动政府和民团惶恐不安，请求增兵保境的告急电文雪片一样飞入西安，国民党最高当局也闻讯惊慌。不久，当时的《西京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接着，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派出4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所谓6000人的大规模“围剿”。国民党的部署是：孙友仁特务团(附属炮兵营)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县、宜君县民团分路直接进攻照金苏区;冯钦哉师的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带堵截，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一带阻击，陇东赵文治团负责追击我部队。敌人进攻之前，先修建道路，以运载大炮等重武器。从三原到小坵镇有车道，从小坵镇到照金全是小路。敌人便集中在小坵，到处抓老百姓修路。道路先修至照金，又由照金修到兔儿梁。道路一通，敌军就用马车把大炮运到兔儿梁上。此时，陈克敏、张彦宁两个民团倾巢出动，带领孙友仁部在照金坟滩、绣房沟一带安营扎寨，准备长期围困我军。

　　面对这种形势，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讨论保卫薛家寨的局势。这时，我们只有一、五、七、九、十一等5个支队，除在照金周围打游击的外，都集中到了寨子上。会上，对保卫薛家寨作了部署。秦武山问我：“咱们的队伍在寨上能守多少天?”我说：“顶多能守半个月”。半个月以后怎么办?没有研究，也没有考虑撤退问题。这是会议的缺点。现在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死守薛家寨是下策。因为我们的战略原则不是株守一地，死打硬拼，而是保存有生力量，大量歼灭敌人，在游击战中不断开辟根据地、扩大根据地。会上还有人提出：希望主力部队回来。这种想法也是不实际的，不要说主力部队正在转战之中回不来，就是回来了，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薛家寨

　　1933年10月13日，敌人开始正式向薛家寨进攻。敌人先用炮火轰击薛家寨。隔着绣房沟，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在兔儿梁上的炮兵阵地，几门大炮轮番发射，火力凶猛、震耳欲聋，但由于技术差，均未击中我方要害，我方的工事依然坚固如磐。敌军又将炮火集中于我岩洞后勤工厂，但炮弹都落在堞墙外面，洞内未受丝毫损伤。从绣房沟到山寨，有一段羊肠小道，我军在小道的石山上筑起工事，称石门工事，十分险峻，敌人向这里也发射了大量炮弹，但毫无结果。敌步兵在炮火支援下，几次试图登山，但是，在我方前沿阵地大量地雷的杀伤下，敌人碰壁而退。战斗进行了五六天，我游击队员愈战愈勇，山寨巍然不动。

　　敌军见硬攻不行，就改用偷袭战术。在我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间的县崖边沿，陡峭壁上有一道200余米长的石缝，石缝里长满了小柏树，石缝上的悬崖边沿，陡立直起，我军未曾设防。敌人在龙家寨上隔沟望来，看得十分清楚。15日夜，由陈克敏带路，敌100多人从石缝间攀树上寨。拂晓，敌人哨悄爬上来，又迅速散开埋伏。清晨，敌人只打了3发炮弹就停了，阵地上十分寂静。这时，我走出战壕检查各哨位情况，忽然看到敌人散开向我阵地冲上来，敌人的冲锋号也响了，冲在前头的敌人，离我阵地仅有几十米距离。在这种情形下，我当机立断，下令部队立即撤退。部队撤退时，我让战士们把阵地上的麻辫手榴弹全带上，向党家山山沟方向退却。这时，从后山上来的敌人也冲过来，离我们有几百米。由于山路狭窄，敌人兵力展不开，我们且战且退，很快甩掉了敌人。我们走到党家山山腰时，回头看敌人已占据了我们的工事。敌人乱哄哄地冲向石洞去抢东西，敌人烧了我军的瞭望棚，浓烟冲天，这当然是给兔儿梁上敌人指挥官看的。

　　在岩洞的特委机关和后勤人员，看到敌人向石洞这边冲过来，秦武山、惠子俊和刘约三也果断率队向黑田峪方向突围撤退，他们刚下了山，敌人便到黑田峪。但敌人来迟了一步，我军已北上去了，没能堵住退路。

        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率队伍突围后，直上甘肃与我红军主力汇合去了。我和吴岱锋带队伍撤至照金以北的七界石一号带继续打游击。习仲勋仍留在照金搞游击活动。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树林，晚上出来坚持群众工作。习仲勋还到七界石附近找我们联系，并把一支队副队长刘洪山的一枝驳壳枪送给我们。不久，他也北上找到主力部队，转到陇东南梁一带工作。

　　敌人这次偷袭成功，并迫使我军撤退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军保存了有生力量，挫败了敌军聚歼我军的阴谋。如果敌人从四面包围，向我军阵地反复冲击，时间长了，我军弹尽粮绝，又无退路，就有被歼灭的危险。当然，我们撤退不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因而损失了不少的物资弹。

　　1933年11月，我和吴岱锋率领队伍在照金以北地区活动了20多天。我们打了一些土豪，解决了部队的棉衣问题，同时，等待着主力部队回来，恢复照金苏区。11月下旬，我们北上找主力部队。在柴桥子，我们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

柴桥子村

　　部队会合后，四十二师党委开会总结死守薛家寨的教训。会上，同志们批评了我，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说：部队没有及早从薛家寨撤退，我应负主要责任，如果撤退的早，我军就可能避免损失;退出薛家寨后，敌人已占了中心区，我们还留恋照金地区，不愿北上找主力部队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早一点北上执行新的任务，只留少数人在照金周围开展游击活动就可以了。

　　在这之后，我们也转到南梁地区，开始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

南梁革命纪念馆

　　照金苏区暂时失守了。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没有熄灭。留下的游击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盘跨苏区的反动民团。1933年冬季，党在照金陈克敏民团内部成功地组织了兵暴，彻底摧毁了这支反动武装。1934年春夏，红四十二师经常到照金地区活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党的基层组织、红色政权组织和群众武装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巩固，群众革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自此照金地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一个主要区域。

选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