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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党在陇东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的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建设

一、抗战胜利后陇东的形势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历经8年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历经磨难的陇东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以各种方式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并存。为了粉碎国民党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政，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企图，领导人民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斗争策略，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应对内战作了思想准备。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全面阐明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及和平建国的六项紧急措施。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和措施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在垄断受降权利、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同时，向东北、华北、中原等战略区调集大量军队，包围解放区，准备点燃内战之火。同时为了欺骗人民和世界舆论，在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事”。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随后决定派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和会内会外的交涉与斗争，终于同国民党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1月13日，国共双方各自下达命令，“停战协定生效”。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反复协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表明，虽然国民党并没有停止内战的准备，内战危险依然存在，但国内“和平民主”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在这10个月内，虽然国共双方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局总体还是相对和平稳定的。在陇东，这种相对和平的时期还要长一些，基本上延续到了1947年2月底，即国民党开始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为止，总共有1年半时间。但在这段时期，由于陇东解放区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三面临敌，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军事包围仍然有增无减，政治经济封锁更为严密，特警破坏日趋加剧，在接壤区的武装挑衅日益频繁。陇东解放区军民深明大义，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双十协定”、《停战协定》签定之后，陇东分区和各县都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拥护“两协定”，欢庆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的通过，决心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在思想上，中共陇东地委及时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先后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等重要文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的演讲和报告，以及连续发出的一系列党内指示。在全区广大党员中开展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坚持和平建国又准备打仗为内容的思想教育活动。在政治上，陇东地委继续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开展和平民主运动，注意做国民党基层保甲人员、党务警特人员及社会名流、各类军队(包括土匪武装)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坚持贯彻“三三制”民主原则，进行乡、县、边区三级大普选，原任参议员、政府委员，不论出身、党派、信仰如何，只要不赞成内战，坚持进步与民主，一律重新当选。在经济上，大力医治战争创伤，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发展生产，建设新家园。在军事上，迅速进行军队整编，巩固后方，准备迎接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在党的建设上，陇东解放区所属各县的组织与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紧密联系，分工协作，共同开展工作。

二、甘肃工委的恢复及其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甘肃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权、军事、群众团体组织全面巩固，迅速发展。党组织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陕甘宁边区所属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所辖甘肃境内的中共组织；二是中共甘肃工委恢复后，在甘肃国统区相继恢复和建立的中共组织。在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下，党的甘肃地下工作全面展开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甘肃工委的恢复  

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曾先后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的指示》《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等重要指示，采取措施恢复党在甘肃国统区组织，使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抗战胜利后，为加强对甘肃国统区工作的领导，粉碎国民党的进攻，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在陇东地区(庆阳)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负责开辟甘肃、宁夏两省国统区党组织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由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朱敏兼任甘肃工委书记。甘肃工委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国统区最早恢复的组织，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社会等4个工作部门。此时，由于原甘肃工委主要领导与骨干在“抢救运动”后尚未甄别平反，与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及党员的联系长期中断，情况不明。甘肃工委恢复后的半年内，由于工委机构不健全，恢复工作只在边区周围进行，工作进展不大。1946年春，中共中央西北局将原甘肃国统区党组织负责人孙作宾、陈成义等陆续派来庆阳，参加甘肃工委的领导工作。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孙作宾任甘肃工委副书记，陈成义任工委委员。12月，西北局为进一步开展甘肃工作，健全工委领导机构，又决定由孙作宾任甘肃工委书记，工委委员陈成义任组织科长，陆为公任宣传科长，丁志明任军事科长，薛浩平任社会科长，刘仁达任秘书长。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西北局又先后增派徐国珍、黎光、李培福为工委委员。中共甘肃工委的恢复，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领导，初步打开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局面。

(二)甘肃工委的主要活动

甘肃工委恢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对党在甘肃国统区工作的指导。1946年6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针对内战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向陇东、关中地委及甘肃各工委发出《对目前国民党区工作紧急指示》，指出目前内战危机日趋严重，为了打败蒋介石对边区人民及西北民主势力的进攻，各地委、工委应紧急动员起来，集中所有力量，采取一切办法，加紧与有效地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保卫陕甘宁边区。此指示发出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派人到临洮、渭源、陇西、徽县传达西北局指示，部署各项工作。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驱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对陕甘宁边区的武装挑衅也不断加剧。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配合西北战场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迅速推动党在甘肃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于7月24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甘肃地下党工作，指出全面内战已经爆发，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敌军大举进攻的局面，全边区军民应紧急行动起来，坚决保卫边区，打退敌人的进攻。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大力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中共组织，在可能开展游击战的地区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实现这一目标，甘工委和陇东地委于8月中旬决定立即组建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华平和平西两个工委及其领导的武装。要求三个特(工)委及其武装在8月底前打出边区，与中原突围到达陇南的三五九旅互相配合，建立陇南根据地。由于三五九旅先于8月29日进入陕甘宁边区，三支武装力量打出边区后失去军事策应，途中又遇数倍敌军的围追堵截，遭受损失，中共陇南特委、平西工委及其武装被迫于9月中旬返回边区。9月下旬，陇南特委、平西工委撤销。10月初，华平工委返回边区后，改为中共平东工委。同年12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召开会议，研究甘肃党的工作，印发了《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的记录》。会议调整了甘肃工委领导成员，提出了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总任务，并确定“目前甘肃工作的总方针是放手发展隐蔽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甘肃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考察党员状况，恢复原党员的关系，并积极发展新党员，重建各级党的组织，使党在甘肃国统区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1946年11月至1948年11月，甘肃工委在陇东地委的配合与帮助下，从恢复党在陇南的组织中共徽县工委人手，新开辟了陇右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组建了甘南民变工作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建陇渭工委，恢复和建立了平东工委、皋榆工委、海固工委以及宁县直属工委，接通了清水、武山等地的组织关系，使地下党的活动遍布于除河西以外的整个甘肃国统区。同时，建立了一些地下交通线，传递情报，掩护和护送从兰州、西安等地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干部和知识青年。仅从镇原、合水这条交通线护送出入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就达900多人次。

国民党胡宗南等部侵占陇东解放区后，甘肃工委与陇东地委一起撤至华池悦乐、元城、山庄一带，坚持以陇东为基地，把党的工作向国统区推进，领导全区乃至全省的爱国民主斗争，发动和领导国统区的兵运、工运、学运、农运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和抗丁、抗粮、抗税斗争，继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其中陇右、平东、皋榆、海固、宁县等地方工委就是在这期间建立的。这些工委及其党员在全省各地建立游击队，搞兵运，反抗国民党政权，袭击国民党驻军，并领导全省各族各界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组织抗丁、抗税斗争，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正面战场的斗争。1947年3月13日，宁县工委领导的白区武工队，在郭家胡同全歼国民党政府军新一旅1个营，受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的通令嘉奖。是年春，宁县工委派人与国民党县、镇和各阶层建立秘密联系。国民党县、镇部门43人及自卫队长以上10人，与工委保持秘密关系。

1948年11月，甘肃工委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逐渐转向城市，要求各地大力加强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和情报工作。会后，党在国统区的组织迅速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全面的战略反攻阶段后，甘肃工委又全力支援陇东沦陷区的收复和向甘肃国民党统治区推进。1949年1月，甘肃工委在华池县元城子东沟举办“新区干部训练班”，为接管新区培训干部。5月，以新区干训班教导队为基础，成立干部学校，为将要接管的新区配备干部。到6月，中共甘肃工委已在全省42个县市中建立有党的组织，下辖地级工委5个，县级工委17个，区工委30个，党支部1300余个，地下党员达到1.6万多人，比1948年底增加了一倍多，使党的力量基本上遍布全省各地，工作渗透到各阶层。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也迅速发展，除皋榆工委外，各工委都建立了自己的游击队；党的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少数民族工作亦得到全面加强，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甘肃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开始进军甘肃，甘肃工委随军西进。7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甘肃工委为基础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委。

三、陇东解放区党的组织建设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陇东分区党的组织得到普遍发展。在广大农村，普遍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在机关、单位、学校，有3名以上党员的地方，都建立了党支部。有些地方支部以下还设了小组。经过整风运动，陇东分区广大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到解放战争时期陇东各级党组织更加巩固。陇东党组织领导陇东人民为保卫家园和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党在陇东建立的地方组织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陇东分区所辖党组织，二是关中分区所辖新正、新宁县的党组织；三是1945年9月甘肃工委恢复后，所属陇东国民党统治区的宁县工委和镇固工委。到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陇东前，陇东党的组织机构及其所属县、区组织发展概况是：

(一)陇东分区所辖党组织

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2月，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先后由段德彰、李合邦担任，李合邦、朱敏、王月明任副书记。中共陇东地委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驻庆阳县城(1947年2月后，地委机关转移到华池境内)。

地委工作机构有：秘书处，秘书长白向银；组织部，部长陈致中(后王德明)；宣传部，部长高郎亭(后李合邦)，副部长宋养初；统战部，部长朱敏(后孙作宾)，副部长刘文山、孙作宾；《陇东报》社，社长数兼主编王作易，副社长兼副主编景昌之。1946年5月增设社会部，部长王德明(后李握如)，副部长黎光。

陇东地委所辖区以上党组织概况：中共环县委书记李世臣，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5个工作机构，辖环城、洪德、虎洞、耿湾、毛井、车道、甜水7个区委；中共曲子县委书记刘国声(后王邦宁)，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4个工作机构，辖八珠、曲子、天子、合道、木钵、土桥、马岭、演武8个区委和曲子市委；中共华池县委书记贺建山，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3个工作机构，辖白马、柔远、悦乐、温台、元城5个区委；中共庆阳县委书记刘泽西，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委会、妇委会6个工作机构，辖高迎、新堡、三十里铺、赤城、驿马关、桐川6个区委和庆阳市委；中共合水县委书记李子川(后高锡堂)，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青委会、妇委会7个工作机构，辖城区、西华池、店子、太白、肖嘴、盘马6个区委及西华池市委；中共镇原县委书记万成章(后刘文山)，县委先后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青委会、妇委会6个工作机构，辖孟坝、柳州、石佛、马渠、新集、三岔、王寨、交口河、太平、万安10个区委。

(二)关中分区所辖新正、新宁县的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新正、新宁2县隶属关中(三原)地委及专署领导。1946年1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新正县的三嘉、马栏、湫头和新宁县的月明、西坡等地。5月，新正、新宁人民在关中地委、专署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中央指示以保佃为主，适当照顾了各阶层利益，并积极开展练兵，回击敌人。

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所辖区以上党组织概况：中共新宁县委书记李科(后李笃信)，县委先后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3个工作机构，辖湫头、三嘉及后属陕西的杨坡头、湫坡头、底庙、马栏6个区委；中共新宁县委书记惠世恭(后李科)，县委先后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3个工作机构，辖九岘、金村、湘乐、盘克、宇村5个区委。

(三)中共甘肃工委所辖宁县工委、镇固工委组织概况

中共甘肃工委恢复后，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大力发展国统区党的组织，在可能开展游击战的地区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陇东国统区加强了对宁县工委的领导。1947年8月，由甘肃工委所属平东工委负责在镇原西南与固原、平凉交界地区组建了中共镇固工委。在甘肃工委领导下，宁县工委、镇固工委加强了党在国统区的各项工作，积极组织武工队、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中共甘肃工委所辖宁县工委、镇固工委组织概括：中共宁县工委书记白生彩，县委设组织部、宣传部2个工作机构，辖宫河、平子、春荣3个区委；中共镇固工委书记高俞修，负责镇原西南、固原东南及平凉草峰部分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下属38个支部，703名党员。

(四)陇东党组织的思想教育和整改工作

抗战胜利后，陇东党、政、军及统一战线和群众团体组织都得到快速发展壮大。内战爆发前，陇东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平民主，另一方面认真做好粉碎国民党进攻、保卫家园的战斗准备，并全力配合主力部队自卫作战。其间，中共陇东地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决定、决议和指示，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力保证了党对革命战争的坚强领导。

在自卫战争准备阶段，陇东党组织在全区广大党员中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活动。1945年12月15日，陇东地委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对战备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使全区党政军民认清时局，投人紧张的战备工作。从1946年1月开始，国民党陇东当局为配合胡宗南、马步芳部进攻边区，开始了对陇东解放区的骚扰和破坏。从此，陇东解放区由相对和平稳定阶段转入自卫战争阶段。陇东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一方面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活动。陇东地委与专署在领导全区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建党建政工作的同时，在各县普遍进行了学习军事技术及民兵训练工作，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为保卫家园做好自卫准备。

为使各级党组织在自卫战争爆发后能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陇东党组织在向全体党员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认真加强自身建设和党务工作。1946年3月16日，中共陇东地委组织部发出《关于支部改选工作的意见》，要求通过改选加强基层支部的领导力量和党务活动。在支部改选工作中，要求彻底检查支部工作，审查党员，选出好的支部领导；通过支部改选加强党员思想教育。这次改选支部工作历时3个月，改选后全区共有农村支部248个，改选过程中审查登记党员，全区党员达到5000多名。9月，根据边区政府的指示，针对分区机关庞大、机构重叠、行动不便等状况，分区党政机关适时地进行了整编精简，工作部门减少三分之二。11月，中共陇东地委组织部对全分区干部进行了审查登记，整顿了干部队伍，准备迎接内战的到来。

四、陇东解放区的第三次普选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并为此作出了实质性努力。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新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陇东分区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统一安排，继抗战时期开展的两次普选运动之后，又进行了第三次普选运动，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的民主化建设，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团结局面的形成。

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作出关于进行边区第三次三级(边区、县、乡)民主普选的决定，并责成边区政府组织好这次普选。根据边区参议会的决定，1945年2月28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讨论了边区第三次选举事宜，并决定聘请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各民族人民代表及劳动英雄11人组成选举委员会，由谢觉哉任主任，刘景范任副主任(后任主任)，领导这次选举工作。8月4日，边区政府再次召开政务会议，要求各分区选择一个乡先行试点，以取得经验，并决定从延安大学行政系及其他机关、学校抽调一批干部，开办短期选训班，然后分赴各地协助选举工作。会后，陇东专署组建了普选试点工作团，安排专人带领6名干部在庆阳县高迎区三乡进行了普选试点，总结经验。

边区政府在总结过去两次民主选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任务，在九、十月问先后发出几个重要文件，规定了这次民主选举的指导原则和方针。其中1945年10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出的《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强调在选举运动中要认真贯彻“三三制”的精神，并要求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扬民主，团结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和人员；教育干部，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自由选举，选举好人；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同时还根据试选乡的经验就如何贯彻选举方针、进行宣传鼓动、开好代表会、加强选举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0月中旬，边区政府派出80多名干部，组成11个工作团分赴各分区和县协助工作，选举工作在边区各县普遍开展。陇东各县(市)都举办了区乡干部和选举工作人员的训练班，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有关选举工作的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检查了政府工作。随后，边区选举工作团与县区选举工作人员深入到乡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乡选工作。每个乡的选举工作，大体上都要经过宣传政策、登记选民、检查工作、改选代表(县和边区为参议员)与选举政府领导成员四个步骤，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检查政府工作和选举代表。

检查政府工作的方法是乡政府向选民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不仅要讲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成绩，而且要讲有什么困难和缺点。不仅乡上的干部这样做了，而且许多县上的领导干部也在村民或乡代表会上这样做了。代表的选举跌自然村为选举单位，在检查工作结束后进行。为了贯彻“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乡代表候选人的产生采用选民“自由提出，经过民主讨论，集中表决”的方式进行；正式选举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候选人一般不超过应选人的二倍。乡代表选出后，乡上即召开乡代表会议。乡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并决定今后的工作和选举乡长两件大事。

乡选的同时，各乡按照规定的名额选出了县参议员和边区参议员。在乡选的基础上，各县先后召开了新选的县参议会。各县参议会的程序一般都是听取和讨论县政府的工作报告，审查代表的提案，并通过相应的决议；选举县参议会的正副议长及常驻议员和新一届县政府领导成员。

为了使这次普选活动顺利地在陇东开展，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及各县非常重视对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在选举试点的基础上，专门召开各县长联席会议，传达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讨论各地在普选时应注意的问题。各县分别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及县级干部扩大会；区召开乡级干部会。层层讨论、布置选举工作，并普遍进行试选活动。在试选取得经验后，从10月初到12月初，各县召开了乡人民代表会，选举产生了乡长和出席县参议会的议员。

12月25日，陇东分区各县及新正县、新宁县的普选工作完成。经统计，开展选举的共有49个区、307个乡、848个行政村，3003个自然村，60361户、330719人。陇东分区各县及新正县、新宁县通过普选，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改为人民政府。各县人民政府成立情况是：

新正县人民政府。1945年10月，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1月7日至13日，召开了三届一次参议会，选举郭廷藩为县长，徐长甲、杨宗耀为常驻议员。辖杨坡头、湫坡头、底庙、马栏、北极、新民(以上今属陕西省管辖)、湫头、三嘉8个区政府。

新宁县人民政府。1945年9月，新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1月7日至13日，在梁掌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王立成为县长，何聚财、张贵元为正、副议长。辖九岘、金村、湘乐、盘克、宇村5个区政府。

曲子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曲子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1月21日至27日，在曲子镇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李正林为县长，王邦宁、郭兆林为正副议长。辖八珠、曲子、天子、合道、木钵、土桥、马岭、演武8个区公署及曲子市政府。

环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环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12日至18日，在环城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选举陈聚奎为县长，王保民、韩正平为正、副议长。辖环城、洪德、虎洞、耿湾、毛井、车道、甜水7个区公署。

镇原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镇原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9日至15日，在孟坝镇召开了二届一次参议会，选举王子厚为县长，李焕章、杜洪源为正、副议长。辖孟坝、柳州、石佛、马渠、新集、三岔、王寨、交口河、太平、万安10个区政府。

华池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5年2月12日至18日，在悦乐召开第三届参议会，李生华当选为县长，扈宪章、高明山为正、副议长。辖白马、柔远、悦乐、温台、元城5个区公署。

庆阳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12日至18日，在庆阳县城召开二届一次参议会，选举杨福祥为县长，田玉亭、蔡德旺为正、副议长，刘宪庭、田仲祥、李兴旺为常驻议员。辖新堡、三十里铺、赤城、高迎、桐川、驿马6个区公署和庆阳市政府。

合水县人民政府。抗战胜利后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政府。1946年2月16日至20日，在老城镇召开三届一次参议会，选举张云山为县长，雷庆地、杨正甲为正、副议长。下辖城区、西华池、店子、太白、肖咀、盘马6个区公署及西华池市政府。

陇东解放区的第三次民主普选，不仅实现了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向人民政府的职能转变，而且促进了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首先，普选充分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普选中村民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82.5%，曲子、环县等地区达到了87%，镇原三岔回民乡达到了100%。投票方式灵活多样，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并注意动员妇女参加选举工作。普选坚持“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使各阶层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公正人士被选进各级政权中来。陇东各县选出的6041名(缺华池县)乡代表中，有工人21人，贫农3497人，中农1313人，富农152人，地主41人，商人3人，其他各界151人；选出的304名(缺庆阳县)县参议员中，有工人4人，贫农127人，中农122人，富农26人，地主9人，商人5人，其他各界13人。同时，普选中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检查了地方工作。据统计，陇东分区各县群众提出关于政策、工作、干部作风方面的意见共有8734件，仅曲子县天子区900多户群众，其中378户占总户数40%群众提意见377件。在普选中选民选择自己信任的人到政府里面工作，淘汰了少数违背群众愿望、工作不努力、作风不正派的工作人员。庆阳、合水、镇原、华池、曲子、环县共有58名不胜任工作的乡长落选，有90名有能力、办事公道、受群众拥护的人当选。其次，普选中坚持了“三三制”原则，使一批非中共人士选进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1945年普选后，华池、环县、镇原、新正、新宁5县选出乡代表3724人，其中共产党员924人，只占25%；华池、合水、曲子、环县4县共选出县参议员179人，其中共产党员64人，只占36%。非中共人士占了相当比例。普选真正体现了“三三制”的民主精神，进一步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扩大了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各县民主选举的基础上，1946年4月2日至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议员139人，其中陇东分区议员20人，关中分区所属新正、新宁二县议员8人。会议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马锡五为高等法院院长。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4月11日，《解放日报》公布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参议会议长名单。李鼎铭在题为《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对这次选举进行了总结，对陇东根据地的选举给予很高评价。

陇东解放区的普选，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丰富了陇东人民的民主政治生活，保障了人民的人权、财权和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合作，巩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各阶层的衷心拥护。陇东解放区的民主选举，对全国和平民主运动也有着重要影响。

五、陇东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建设的局面，休养生息，治疗战争创伤，因而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掀起了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国民党对人民的正当要求却进行镇压，连续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较场口事件、南京下关惨案等，并派特务暗杀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

国民党在镇压全国民主运动的同时，也加紧了对甘肃人民的黑暗统治。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其独裁统治，在甘肃进行参议会选举，组成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新工具。国民党特务还采取恐怖手段，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6年2月25日，国民党特务在兰州沙沟监狱秘密杀害了关押达6年之久的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罗云鹏等人。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活动，陇东各界群众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发表后，陇东解放区各界人士认为，《宣言》是建设新中国的“路标”，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大公无私和真诚的，是为中华民族、全国人民谋利的。9月18日，关中分区的工会、农会、青联会、妇联等群众团体，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严惩汉奸卖国贼，扫除和平建国的障碍。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陇东分区、关中分区纷纷举行群众集会，表示要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敦促国民党认真实行政治协商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11月17日，西北局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宣传方针以“坚决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争取全国和平建设新时期到来”为中心内容。

在陇东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影响下，早就向往边区民主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掀起了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6日，西峰镇发生国民党100多名驻军官兵闯入庆阳师范学校暴力殴打学校师生和市民的严重流血事件，造成20多人身受重伤，100多名师生和群众受轻伤，学校设备财产被砸毁。这就是“六·一六”庆阳师范学校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驻军为掩人耳目，声称庆阳师范有共产党分子搞破坏，并扬言要查出共党分子，进行惩处。

庆阳师范学校流血事件的发生，引起西峰镇和陇东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应。陇东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国民党部队的残暴行径，支持庆阳师范师生的抗暴斗争。候补“国大”代表田绍玺、陇东教育界名流杨正甲等发表言论，声援庆阳师范师生，痛斥国民党部队的暴行。庆阳师范师生罢课两周、西峰商界罢市一周以作抗议，各县学校师生也纷纷表示声援。边区《解放日报》《陇东报》等及时报道了这次流血事件，揭露反动军队的残暴行径，声援西峰师生和革命群众的正义斗争。陇东中学师生还直接致函庆阳师范学校，慰问受伤师生，捐赠医疗费8500元(法币)。由于得到边区和国统区广大群众的声援和支持，庆阳师范师生的反抗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驻军换防，撤离西峰。

陇东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也影响到国民党爱国官兵。1946年，在镇原境内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爱国官兵起义。1946年1月，胡宗南部第二十五师五十四团1个班在太平镇起义，奔向解放区。此后，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1个团由黑渠口开往宁夏盐池，途经马渠时，团长马海涵带领20多人起义，投奔解放区。类似情况，在正宁、合水、庆阳各县境内都有发生。解放区军民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热烈欢迎起义者，并给予妥善安排。愿意参加人民解放军的编人部队，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这些做法，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第二节 陇东解放区的生产运动

一、土地改革工作

加强解放区建设的中心问题，是根据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领导农民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摆脱几千年来的封建压迫和剥削。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运动，但各地减租减息工作进展很不平衡，抗战胜利后又有少数地主采取各种手段，变相提高租额，拒不减租或明减暗不减。因此，在陇东解放区的部分地区，地主对佃农剥削的情况还比较严重。这种情况既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又严重妨碍着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陇东解放区初步开展了减租清算、土地征购等土地改革工作。

(一)减租清算

减租清算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陇东解放区，是继土地革命时期进行土地改革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

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借以激励大多数农民的革命热情。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清算减租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剥削，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强调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的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7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了《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要求“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阳、合水、镇原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分配过土地的曲子、环县、华池3县及新宁、新正的另一部分地区，则以复查保佃为主，土地所有权一般不动。随后，边区政府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陇东、绥德、三边分区各县进行复查保佃工作。

陇东分区在边区政府工作组指导下，组织了5人委员会，由陈致中、白向银、李培福、刘泽西等人参加，专门研究复查减租工作，并派干部在庆阳县的几个区进行调查。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试点工作，取得了基本经验，讨论制定了17条政策。然后，在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全面展开减租清算工作。坚持个别清算与一般清算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一般退租从1940年算起，个别恶霸地主从1937年起退；没钱粮清退时可折成土地或财产；清查地主来历不明的土地，退还原主；原佃户有当、买土地的优先权；站年汉已结为夫妻者可分得一份土地，力争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可以得到在数量、质量上大体相当的土地。

庆阳、合水、镇原在复查清算工作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诉苦清算、说理斗争和协商等方法，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3县清算工作从1946年8月开始，到当年11月完成，历时4个月。3县的2240家佃户，从169户地主(清算53户，彻底减租116户)手中收回过去多交的租子折合土地55980亩，其中买地45400多亩，当地9242亩，赎地263亩，夺回被霸占地1075亩。每家佃户平均获得土地25亩。同时得到粮食512．2石，牛54头，驴64头，羊247只，窑洞583孔，法币305566元；勾欠粮食约计219石，牛6头，羊60只，银洋20元，法币11850元。

在减租较彻底的新正县，查租清算工作尚未展开，就遇上敌军进犯。新宁县查租清算工作主要在湘乐、盘克、宇村3个区进行，农民共得土地11492亩，窑洞132孔，粮食14．55石，银元22个，财物有石磨、石槽等共83件。

减租清算运动，使农民重新得到了失去的土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陇东人民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革命热情。

(二)土地征购

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是解放战争时期采取的又一项土地政策，在陇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程中，曾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和《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采用土地公债形式征购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9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试行土地公债办法草案》。11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三届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征购地主超额土地问题。12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28日，边区政府又在给各分区的指示信中要求“陇东分区之庆、合、镇三县，安边、郧县及关中分区各县未分配土地地区，应在继续发动群众，深入查租的基础上，进行征购分配，务须于明年春耕之前彻底完成土地改革”。

1946年底至翌年初，陇东解放区进行了土地征购运动。陇东分区先后在庆阳新堡区三乡、合水城关区板桥乡进行了试点。1946年12月24日至1947年1月9日，中共中央派康生、陈伯达、胡乔木、马文瑞等到庆阳县高迎区六乡(王家塬乡)，开展诉苦清算与土地征购工作试点。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分区副专员李培福以及庆阳县、区、乡的干部参加了试点工作。庆阳高迎区六乡共有人口1033人，耕地9793亩，有540人无地或少地，17户地主拥有土地占全乡总耕地面积的54％，地主王轩一家有地2000亩，佃户40户。土改工作组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减租征购土地，共征购土地1900亩，分配给了68户无地及22户少地的农民，颁发了土地证，使全乡97％的土地为农民所有，群众对此非常满意，一致要求将王家塬改名为“农民塬”。

12月问，华池县的悦乐、曲子县的马岭等区，着手清查土地，重点解决地主违法收回土地及农民间的地界纠纷问题。清查中，根据陇东地委《关于解决曲环华一些土地问题的决定》，凡地主非法收回的土地应全部归还农民，农民之问的土地纠纷视双方经济情况调解。凡土地革命时未经宣布分配的土地，除依法实行减租、退租、勾欠外，其超额部分以“献地”方法处理。华池县从33户地主手中共收回土地8556垧(每垧3亩)，除留公地外，剩余7878垧全部分给了170户农民。悦乐区至1947年2月就有100多户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地4337亩、粮食33石、牛9头、羊236只、窑洞49孔、房37问。曲子县天子区共清查出9669亩土地，全部调剂给了65户佃农，人均22亩。马岭区三乡共调剂3713．5亩。试点中对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实行了“砍大树”的办法，对有出租土地的富农实行“割掉封建尾巴”的办法，除给其留足自耕部分外，其余土地全部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无“大树”可砍、无“封建尾巴”可割的地方，则在农民间相互调剂。工作组还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收回了三十里铺天主堂“洋地主”霸占的土地。

新宁县的九岘、金村两个老区主要是归地，在土地不大动的原则下调解农民问的土地纠纷。湘乐、盘克为半老区，进行了查租、退租，到1947年3月中旬，农民共得到土地11492亩，其中查租、退租、顶地1780亩，献地8070亩，清算1472亩，其他170亩。盘克区900A，的地主富农献出了多余的土地，无地少地农民户均得地16亩。湘乐区在清算地主庞永肖的大会上，佃户赵得奎、王清海等与庞永肖当面对质，算出1941年至1946年共多收租子90石，折地290亩，当场立了新约。1947年6月，关中分区抽调21名干部，帮助新宁县进行第二期土改，盘克区再次清算出地主赵孟贤超收租子97石；金村区清算出土地2900垧，窑洞153孔，都分到了农民手中。在土改斗争中，不少妇女冲破束缚，纷纷走出家门参加斗争。如地主宋百有的陈账老约，就是女佃户提供线索从羊圈里挖出来的。

开展土地征购工作，在减租基础上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1947年1月，陇东地委决定在华池、曲子、环县实行土地改革，进一步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其他土地纠纷问题。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了以马明方为团长、常黎夫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在曲子县马岭、庆阳县三十里铺一带开展土改。3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先后侵占了陇东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这项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但并未完全中断。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仍利用战争问隙，在30多个乡继续进行土改工作，基本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增强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发动全面内战，继续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嗣和政治、经济封锁。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颁布的《修正甘肃省封锁特区禁运物品暂行办法》，明令规定食用类6项、服用类3项、燃料类3项、医药类24项、五金类3项以及电器、文具、货币等对边区实行禁运，并禁止国统区与解放区的经济联系和生活往来。在边境要道上，设立盘查哨卡，拘押往来客商，盘查往来行人，企图断绝解放区的物质来源。加之陇东地区1945年遭受严重灾旱，边区人民遇到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陇东解放区采取多种措施，做了多方面的工作，积极发展生产、努力改善民生。

(一)发展农业生产

陇东解放区和关中解放区的新正、新宁两县，大部分区乡当时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土地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占有，农民受雇工、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束缚了生产力；农业自然条件比较差，长期受干旱、霜、雹等灾害困扰，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人民生活仍很贫困。抗战胜利后，陇东地委、专署发动和组织群众，继续发扬大生产运动精神，大兴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全分区水地面积达到了111798亩，为保障军民生活和支援战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陇东分区地域宽阔，人口较少，南于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连年征兵，多数青壮年应征人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不多，而且约占总人口一半的妇女又几乎全部缠了小脚，劳动受到影响，还有少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不参加

劳动生产，所以劳力缺乏是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突出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陇东专署提出“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使妇女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同时，继续加强“二流子”改造工作，并不断招引移民难民到解放区安家落户，开发建设边区。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和繁荣解放区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继续广泛推行变工互助，提高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陇东分区各级政府还特别注意发动群众，开展劳动竞赛，培养各类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并给予表彰奖励，努力推动陇东的生产建设。镇原县在1945年涌现出300多名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者。1946年，新正县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评选张在英、胡继福、郭进宝、赵世贤等人为劳动英雄和先进生产者，受到表彰奖励。华池县的城壕村、新宁县的窦家湾、新正县的雷庄、史家窑等村，曾多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村。对于出席各级劳模大会的劳动英雄，解放区各级政府热情招待，鼓乐迎送，披红戴花，提高其社会地位，使他们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事迹教育鼓舞了人民，对生产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努力发展生产，1946年陇东解放区各级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大大改善，基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陇东地区的生产建设成绩，使解放区财政经济状况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支持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和战争。1946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鉴于延安机关众多，人马集中，粮食供应不足，命令陇东分区华池县调运600石粮食至志丹县旦八仓库，再由志丹县转到延安，该任务限9月中旬完成。接到命令后，华池县组织近千人的运输大军，征调1800头毛驴，义务为延安输送粮食，保证了中央机关的供给。

(二)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副业

抗战胜利后，陇东根据地经过努力，初步建立了军工、被服、制革、造纸、化工、纺织、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农具制造、副食加工等工业和手工业生产门类，工厂和工人数量逐年增加，产品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逐步形成公营、合作社营、群众合营、个体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共同发展的工业体系。1946年仅合水县西华池市一地，就拥有公、私纸烟作坊10多家、皮革作坊18家、木器厂5家、铁器厂4家、染坊14家。

纺线织布(包含毛纺、毛织)是陇东手工业生产的支柱产业。其中华池县地广人稀，适宜发展畜牧业，从而使发展纺织业在原料上有极大优势。而棉花在华池试种成功更提高了群众对纺织业的信心。在华池县党政组织的积极提倡、贷款资助、启发鼓励下，群众积极发展纺织业，不仅创造了一定利润，而且解决了部分穿衣问题。1945年华池县共有纺织点37个，纺车1004架，织布机46架，掌握纺线技术的人达到797名，掌握织布技术的人达到43名，纺棉线299．12斤，毛线254斤，织棉布152丈(毛布未计)。陇东解放区还大力开展以工副业生产为龙头的多种经营，扩大棉花、烟叶、蓼蓝种植面积，提倡养蜂、养蚕、养兔，栽植果树，组织狩猎，加工山货等。1945年，全分区种蓼蓝40()0余亩，其中镇原、曲子县并列为全区第一。

(三)发展商业贸易

陇东解放区在发展农业、工副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商业贸易，沟通内外交流，增加了根据地人民的经济收入。1945年，陇东光华分店已拥有资金1.3亿元，下属支店也由原来的7个增加到13个(含新宁、新正3个)，成为陇东商业贸易的总龙头。光华商店主要经销皮毛、甘草、食盐等土特产品，兼收土布、棉花等。其目的是为部队和机关干部筹集资金，供应给养，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在光华商店带动下，陇东各县、有关单位以及驻军、学校也都纷纷自筹资金兴办公营商号、店铺。人口稀少的华池县，到1946年也成立了贸易公司，并在柔远、元城、白马庙设立了贸易货栈。

陇东商贸战线上最著名的代表要数西北贸易总公司陇东分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脚骡运输队。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向陇东发动进攻，陇东所有运输队都为战争服务，集中起来跟随分区和各县的党政机关一起转移。6月以后，对运输队实行整编，将300多人、1500多头驮骡编为一个运输总队，总队下面又分编了3个大队，分别承担分区机关和各县机关的物资供应任务。

陇东解放区所产食盐，不仅是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平衡进出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重要杠杆。抗战胜利后，陇东解放区运盐的力量主要有四支：一是长途脚户，依靠运盐获利为主要经济收入；二是短途脚户，主要从事农业但又以兼营运盐为其重要副业；三是饲养牲畜的农户，利用农闲时期驮运食盐供自己家里食用或赚钱；四是边区以外的长途脚户，他们主要以贩运食盐出口盈利为目的。1947年1月，陇东贸易分公司在《1946年陇东食盐运销情况》报告中称：陇东食盐出口向为边区之首。

(四)反封锁斗争。

为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陇东解放区努力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商贸公司的通商贸易，将边区盛产的食盐、牲畜、皮毛等利用各种渠道运销出去，换购国民党统治区的医药、棉布、枪械等物资，以满足解放区的需要，增加根据地的经济收入。陇东解放区在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的环县、镇原、庆阳、新宁、新正县边界地区，扩建集市，发展贸易，减少税赋，吸引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群众向边区贩卖生活日用品，解放区人民可在市场上采买到紧缺的棉花、布匹等物品；利用解放区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亲戚朋友等关系，秘密采购药品、五金等解放区紧缺物资，运进边区。同时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坝、三岔、苦水掌、长舌头、湘乐等乡镇开辟了贸易口岸，专门设置货币兑换所、税卡、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机构，管理与承办进出口解放区货物的业务。

合水县城以南约30公里的西华池处于交通要道，这里大小道路纵横交织，便于穿越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是解放区出口食盐的重要口岸。庆阳县所属的赤城、驿马关两地地势平坦，出人贸易便利。驿马关距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西峰镇只有15公里，距赤城30公里，距长武50多公里，又靠近麟游山区，交通便利。孟坝镇系镇原县八大镇之一，地处平原，南通陕西凤翔、宝鸡等地，为陇东重要产粮区。驿马关、孟坝两地也是当时重要贸易口岸。

距平凉120公里的镇原县三岔镇，是平凉客商到定边的转运之地。陇东牲畜在此口岸出口较多，解放区在这里多与回族商人进行贸易。环县苦水掌西接固原，北连甜水堡、下马关等偏僻地域，国民党经济封锁不太严密，外地商人在这里与陇东解放区的商贸公司进行贸易，经此口岸转运定边等地的物资数量很多，主要是牲畜、皮毛等商品。

解放战争初期，虽然国民党进行经济封锁，但解放区军民采用各种有效办法，与国统区商人互相配合，不断冲破封锁线，运入了解放区急需的货物，同时也将许多土特产运出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互通有无，解决解放区物资的部分需求。陇东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生产建设和商业贸易，使解放区财政经济从严重困难中挣脱出来，渡过难关，支持了战争。同时也改变了陇东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提高了党政军民的生活水平，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积累了生产建设经验，培养了一大批财经管理和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