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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秉政

　　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

　　陕甘边区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最终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主要原因在于陕甘边区具有创造红色政权的必要条件。首先，陕甘边区地理环境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横跨陕西、甘肃两省，北起环县、定边，南至淳化、耀县，苍茫的子午岭纵贯其间。区间内地形复杂，黄土丘陵沟壑纵横，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利于发展游击战争。比如照金位于陕西耀县西北部，居桥山山脉南端的突出地带，与旬邑、淳化、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它北倚子午岭中段，南俯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岳连绵，河溪纵横，沟壑交错，地形崎岖不平。中心地带险峰林立，其中以薛家寨为最，海拔1600多米，悬崖峭壁上横贯数处天然岩洞，寨势雄奇，极为险要，便于小规模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其次，陕甘边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极其有限。比如庆阳县城，地域辽阔，距兰州600多公里，西南边界距县城100多公里，南梁一带距县城也近100公里，国民党对这一带的控制实在是力不从心。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这一点，发动群众闹革命。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为避“闹红”，竟将政府驻地迁到了距县城50多公里的西峰镇，城里只留有一个区政府。庆阳的防务一直由陇东清乡司令部谭世麟负责，谭部缺乏正规训练，装备落后，战斗力不强。国民党先后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三次“围剿”，都是地方军阀杨虎城、马鸿宾、马鸿逵等部所为，虽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但因各怀鬼胎，步调不一，均遭失败。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对陕甘边一带统治的薄弱，为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留下了极大的活动空间。

　　再次，陕甘边区民不聊生，保甲民团横行，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要求强烈。比如国民党耀县政府在照金建立了严密的保甲民团系统，以后沟寨、坟滩村、照金村为界，南为八保，北为九保，划区治理。两保之中，设一武装民团，以当地劣绅张彦宁为团长。该民团在乡村恣意横行，经常征调民工建造碉堡，营修山寨，强行摊派枪支弹药费用，私设监狱，滥施淫威。同时照金地区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十分庞杂。每逢夏收秋割，民团保甲逐户催征，甚至坐场追索。由于照金没有集市贸易，农民手中货币奇缺，大多以粮食、牛羊等实物交纳税捐，民团保甲往往趁机压低品级，以饱私囊。加之从1929年起，陕甘边界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国民党报刊有报道说：“陕北土地贫瘠，交通梗阻，一般民众旧有道德观念颇深，风俗淳朴。以此民情，若以其他意识，很难打破。惟政治黑暗，经济破产，而以酿成今日之势……催索之吏，遍布乡间，不肖之徒，更中饱私囊。民众破产者频频，致命者累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共党乘机而入，煽动民众，抗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民听之成理，遂响应之。乱机四伏，共匪丛生，成决堤之水，横溢而不可收拾。”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顺势而为，引导骁勇善战、勇于反抗压迫的陕甘边区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鼓励受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土豪劣绅，以星星之火，燃起陕甘革命风暴。

　　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

　　毛泽东曾经指出，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刘志丹等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刘志丹、谢子长等多次受到打击和排挤，使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几遭严重损失，使刚开辟的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及后来创建的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等先后丧失。以杜衡为代表的“左”倾路线执行者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集体领导，高高在上，作风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在敌人“围剿”面前，不顾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反对刘志丹等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主张红军到人口稠密、物资丰富的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1933年6月，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放弃照金根据地，强令部队南下渭华，向敌人统治势力很强的关中平原进攻，认为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并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刘志丹等人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结果红二十六军在南下途中，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照金根据地也随之丧失。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后，陕西省委和陕甘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先后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从而消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表现为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和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区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并按照客观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处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初步解决了陕甘边区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等，表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1943年4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不但是对刘志丹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创建、发展作出贡献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高度评价。历史实践表明，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并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革命路线。

　　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重要客观条件。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胜利之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人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把建立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针对群众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政策和法令，在分配土地时优先照顾红军烈属、家属，对农民减免征粮、不派款，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对流落人口和残疾孤寡老人实行政府救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在经济政策上，边区政府通过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保护小商贩等措施，活跃和繁荣了边区经济，有效化解了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极大地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赢得了群众对边区政府的更大支持。同时，根据地坚持一切依靠群众，把群众作为革命的重要力量来培育，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鼓励群众积极参加红军，踊跃支前，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革命战争，筑起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他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始终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刘志丹自觉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他作为部队的总指挥配备有一匹马，但他几乎从来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号骑。他穿的一件缴获来的破呢子大衣，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说他是“活地图”。红军打下合水县后，分配没收豪绅衣物时，他要求先分给战士和群众，分到最后给刘志丹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他只得将它翻过来穿。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也是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他经常告诫战士：“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我们就要失败。” 一次，战友们抬着负伤的谢子长向柳沟转移，中途他要喝水，战士们把他抬到一个老乡家里。谢子长见这位老乡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孩子在炕上光着身子，就小声告诉身边的战士：“把我那床被面给老乡留下。”去世前，谢子长还遗憾地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

　　习仲勋始终心系人民群众，不避寒暑，走村串户，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发动和组织群众闹革命，带领游击队打土豪，分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作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带头听取群众意见，一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而且记性很好，和群众见一面就能记下，多年后再见，他还能叫出其名字。美国友人李敦白曾回忆说，他跟习仲勋见过面，和习仲勋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这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探索出一条革命致胜的根本路线，这就是群众路线。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始，到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党在陕甘边区之所以没有被压倒，正是依托农村，依靠农民，在农村创建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中找到了出路，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

　　毛泽东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武装斗争史。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的配合，就不能战胜敌人，也无法开展土地革命，更不可能充分动员农民群众起来支持革命，即使建立了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而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为此，在红色政权建设上，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即“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

　　为了有力地保卫南梁中心苏区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组织，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在大力扩充主力红军的同时，先后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保安、安塞、甘泉、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宜君和中部（今黄陵）等地组建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以强有力的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赤卫军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来开辟根据地，创建红色政权，使红色政权有了坚强的支柱。

　　1934年3月，陕甘两省的国民党军阀，纠集了8个团1万余兵力和宁夏马鸿逵部驻甘肃的一个骑兵旅一起，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一举摧毁红色政权、消灭陕甘边红军。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 1300 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南梁中心苏区广大人民群众配合红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3 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和部分游击队转入外线，牵制敌人；部分游击队和赤卫军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坚持原地斗争，保卫红色政权。刘志丹指挥外线红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转战千里，连战连捷。

　　在主力红军转至外线后，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于1934年5月上旬进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中心苏区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5月13日晚，国民党军将李青山、曹思聪等2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拉到阎洼子台地里活埋。还用铡刀将共产党员、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

　　5月20日，国民党军窜进保安县芦子沟。刘志丹的父亲和妻子因及时转移脱险，但国民党军杀害了刘志丹的其他亲属数十人，烧毁其房屋，还掘开了刘家祖坟，焚骨扬灰。国民党军在根据地所犯的累累罪行，更加激起红军和群众对敌人的义愤和对红色政权的热爱，反“围剿”斗争空前高涨。

　　在内线，各级红色政权带领群众坚壁清野，奋勇抗敌，使敌人耳目闭塞，饥恐交加，吃尽了苦头；在外线， 4月 11 日，刘志丹指挥红军取得了西华池大捷的胜利，此役红军全歼国民党部队2个营、1个枪炮连，毙伤俘敌 600 多人，缴枪 600 余支、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西华池大捷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它对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5 月，国民党军再次纠集了8 个团的兵力，重新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进攻。红军主力在地方政权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避开了不利地形和国民党骑兵的追击，再次转入外线，钳制和打击国民党军，先后在太白镇、马子川、长武、合水等地重创国民党部队骑兵团，然后横扫西兰公路，迫使国民党军退出了南梁中心苏区。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发动的第一次 “围剿”。 到1934年10月间，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到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5个正规团，各县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由此可见，建立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采取内外线互相配合的作战原则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得以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关键，这也是陕甘边红色政权建设上一条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组织、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开展战勤服务，配合和支持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对敌作战，有力保卫和巩固了土地革命的成果，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史实表明，党在陕甘边区的局部执政是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结果。而局部执政开始以后，仍然离不开革命武装力量的保护和支持。否则，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就有被枪杆子推翻的风险。只有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才是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