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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秉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盘踞陕甘各地的反动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起疯狂进攻，残酷镇压任何革命活动。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先后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等数十次武装暴动，拉开了陕甘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陕西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研究制定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政策，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会议强调指出：“在西北上的革命者不注意农运，就无所谓革命；农村若没有革命的变化，革命也永远不会有彻底的成功。对农民的态度，是一切政治行动的测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内部印刷1992年版，第148页。］

　　决议案还就国民党工作、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党务工作等作出规定，鲜明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武装农民”等口号。“九二六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开始了革命斗争策略上的转变，成为陕甘地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点，促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按照党的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1927年10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清涧起义，打响了陕甘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后，党在陕西先后领导发动了渭华起义、旬邑起义、淳化起义、三原围城斗争、泾阳起义、礼泉起义、麟游起义、澄城起义、绥德农民抗税斗争、周至、户县、兴平农民暴动；在甘肃，领导发动了两当起义、泾川凤翔路口起义、靖远起义、巉口起义、天水起义、蒿店起义等。党在陕西、甘肃地方军阀部队及农民群众中，组织领导的数十次兵变和农民起义，是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在陕甘两省的具体行动，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陕甘地区的武装起义并没有达到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创建红军的预期目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指导思想上，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情绪逐步滋长，很多共产党员对当时严酷的国内外形势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以报仇、挽救革命为目标的党内革命急躁病有所发展。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否认中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会议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提出直到造成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局面。此后，陕西省委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已在全陕形成，提出了全省暴动的方略。1928年6月，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全陕总暴动计划决议案》，期望夺取几个中心区域，而实现革命在全陕的胜利。在具体工作中，主观地、片面地、盲目乐观地估计形势。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策略。认为“帝国主义总危机要爆发了” “冯玉祥就要垮了”“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等等，对敌人不懂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同盟军，对大小军阀，不加区别，一律反对，结果树敌过多，孤立了自己。

　　（二）在地区选择上，起义地域集中在平原地区和中心城市。陕甘武装起义除了清涧起义和旬邑起义而外，大多发生在关中平原和兰州等中心城市附近地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活动的组织力和影响力相对集中于关中和兰州地区的特点造成的。加之关中平原地势平坦，易攻难守，敌人能够在短期内调集各地优势兵力围攻起义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就给起义部队作战和行动带来严重困难，起义部队很难在敌人重兵环伺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极不利于弱小的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此外，起义组织领导者大多缺乏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参与起义的大多数士兵对于革命没有清楚的认识，加之粮食、衣物和弹药缺乏，在国民党正规军、民团、土匪联合阻击下，起义士兵容易发生思想涣散、动摇。同时，起义前和起义过程的组织、部署不够缜密，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发动士兵暴动，暴露党的实力。对起义发动后的预期，思想准备不足，有“能拉出多少算多少”的拼命主义，对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导致这一时期武装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历史已经证明，在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偏僻的农村和山区，才能发展壮大，逐步取得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探索发现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三）在红军和红色政权的创造上，缺失南方农村开展大革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在广大的西北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1924-1927年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在起义区域内也没有南方起义部队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因此，当起义军失败后，既没有广大农民群众作依靠，也没有当地党组织掩护下的广大地区可回旋。面对强敌进攻，起义军失败后，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创造正式红军部队，致使陕甘早期武装起义与后来的陕甘红军之间无本质渊源关系。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大革命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红军和红色政权创造的基本条件。在不具备这种情况的条件下，陕甘地区不是采用南方各地红军创造的“通过暴动创建红军的方式”，而是采用了红色武装的创建与工农运动的开展同时并举的方式，具有一定独创性。

　　陕甘各地武装起义的失败，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但通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对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可贵探索，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陕甘红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奠定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为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共产党只有把目光转向农村，在偏僻落后的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长期的斗争，不断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把农村建成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反之，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强弱转化，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基础。陕甘各地的武装起义大都是集中在关中平原和兰州附近地区，都是以围攻县城为主要目标，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剿”后，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最终导致起义失败。陕甘各地的武装起义的失败，使陕西党组织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正如刘志丹指出：“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 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内部资料，1998年版，第198页。］据习仲勋回忆，刘志丹曾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刘志丹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认识到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偏远的农村。这种朴素的认识也就奠定了后来陕西革命中心北移，在偏远的照金和南梁地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础。这种对革命道路的自觉探索，是党在陕甘地区寻找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来自陕甘地区的智慧和经验。

　　第二，形成了根据地创建的“陕甘模式”。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1年间，正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陕甘地区早期武装起义的失败，也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否定“左”倾错误路线，在偏僻的西北地区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 的思想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的受挫，使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对如何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重新审视，坚持把红色武装的创建与工农运动的开展结合起来，提出了“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建设思路，形成“陕甘模式”革命路径。

　　王世泰回忆说：“特别是对当时乔山山脉的了解，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它是我们的根据地，但是志丹懂得这事。他常说：我们要成功非靠山不可，他还说山里培养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珪璋、刘宝堂、李培霄等都是乔山中出来的。这些人能出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顶不着他们吗？他又说：不肃清乔山的两个坏人，张廷芝、谭世麟，我们西北青年就没有根据地。这些思想并不是空想得来的，而是经过斗争，实际上是摸索出来的。以后，凡一遇到失利，他就主张到这个山里去。如南北分家，实际上是斗争路线，志丹主张以乔山为主活动，认为到三原平原去是送死。志丹对乔山山脉确是非常熟悉的，那一个是支岭、那一个沟，沟里有多少土窑洞，志丹都清楚的很。所以，大家都叫志丹为活地图……回忆起来，志丹那时就有马列主义思想，他的思想一贯是要搞武装，武装和根据地结合与农村结合，他选择了敌人最薄弱的三不管地方。”［ 王世泰：《九一八前刘志丹的革命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页。］

　　马锡五曾回忆说：“志丹很重视根据地的建立，南梁根据地的建立，是根据几年的根据地建立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要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要建立几处。使革命武装有回旋的余地。”［ 马锡五：《1930-1932年的革命活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325页。］

　　“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第472页。］称之。

　　陕甘地区早期武装起义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新形式，对党在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可贵探索，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

　　第三，促使了“三色”建军思想的形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陕甘各地武装起义的失败，使陕西党组织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如刘志丹在总结起义经验时就指出：“搞武装斗争非靠山不可。应当先建立组织，积蓄力量，进而武装起来，打击敌人。”“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刘志丹》，1998年版，内部资料，第198页。］

　　在兵运斗争中，陕西党组织就是通过党掌握的国民党正式武装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和红军。但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的受挫，促使陕西党组织尤其是刘志丹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对如何建立红军进行反思，促成了红石峡会议“三色”建军思想的提出。此后，在革命武装创建过程中，陕西党组织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对军事统一战线进行了可贵探索，为陕甘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习仲勋有过客观评价：“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习仲勋文选》编辑委员会编：《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刘志丹提出实行“三色”建军思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伟大创举。将视角转到其他根据地，就会发现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当时许多根据地都视统一战线为禁区。张国焘在川陕边根据地时采取“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的俘虏政策，杀掉不少俘虏的营以上国民党军官，刺激了国民党军的对抗、报复心理，给革命带来损失。

　　不难看出，在长期的兵运斗争实践中，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对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态势是非常清楚的，对如何发挥陕甘边区自身优势，建立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正是靠着这种朴素的实践探索，才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第四，锤炼培养了大批对党忠诚、久经考验的革命干部。陕甘地区早期一系列武装起义，都是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征程中的重要历史路标，更是体味和思考党的初心的营养剂和教科书。在陕甘地区早期武装斗争的烽火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的仁人志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太白起义、靖远起义、两当起义等大小70多次武装暴动和兵变屡遭失败后，革命形势曾一度陷于低潮，他们个人自身也多次历处险境。但是，他们的革命意志从不曾动摇，无论遭受多么巨大的牺牲，始终抱着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念，正是靠着这种初心，他们先后领导创建了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功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陕甘地区早期武装起义不仅造就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卓越的群众领袖，而且培育了一大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以及各类专业人才，为全面提高党的干部素质，争取革命事业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地区早期武装斗争虽然大都失败，但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的影响，唤醒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对陕甘地区以后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陕甘革命斗争及至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