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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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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政

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评价习仲勋:“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政府主席习仲勋从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针对根据地知识分子缺乏的问题,习仲勋要求各级干部重视吸引和使用知识分子,虚心向他们请教,大胆使用,放手发挥其聪明才智。1934年冬,马文瑞路过南梁要到陕北去,刘志丹和习仲勋求贤若渴,再三挽留,马文瑞便留在了南梁,成为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的政治教员。张景文是一名从西安来到南梁的女知识分子,她写得一手好字,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习仲勋非常重视发挥她的才干,派她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张景文性格开朗,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群众亲切地叫她“张放心”。 张景文后来担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为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习仲勋在陕甘边区坚持推行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赤诚心怀和务实求真的政治勇气,为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提供了来自陕甘边区的光辉范例。

习仲勋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初心,习仲勋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制定实施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这些政策内容十分全面,措施相当完备,非常符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充分显示了“娃娃主席”习仲勋卓越的领导才能。

当时,南梁地区地处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没有商业贸易活动,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生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家具、山货、布匹、粮食、小吃及其他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习仲勋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在习仲勋的指示下,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白区的商贩,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白区的商贩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它物资想办法运进来。

当时,有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边区,见了红军哨兵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商人脸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白区来的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红军战士不懂礼貌,强调要先向白区商人讲明红军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看到红军纪律如此严明,白区商人坚定了和红军做生意的信心。此后,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敌人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活跃了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促使了根据地经济发展。

后来,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出现了低潮,集市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习仲勋和刘志丹通过深入开展社会调查,访问群众,才弄清了原委:“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习仲勋和刘志丹决定自己动手,印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共有3名工人,经过高明山等工人的反复实验,终于用手工印制成了苏币,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苏币共印制了3000元,群众称之为“苏票”。

但是,“苏票”刚开始进入市场流通时,并不顺利,群众对“苏票”持怀疑态度,商人们更不乐意要“苏票”,怕亏本。据张策后来回忆:“‘苏票’与银圆等值。为了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后顾之忧,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与银元兑换处,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这样,老百姓对‘苏票’这种印刷很粗糙的票子和银圆一样喜欢。”“苏票”终于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国民党的货币驱逐出边区市场,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定了基础。这是一场金融战争,其意义不亚于反“围剿”战斗,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凭着自己的智慧,赢得了经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和各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认真履行土地革命法令、政策,组织群众、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刚开始时很不顺利,主要是时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长张步清对土地革命斗争不热心,工作开展不起来。张步清是陕西省横山县人,逃荒来到南梁,本来家境贫困,但到南梁后,他开垦了大片荒地,还雇工耕种,家境逐渐好了起来。当刘志丹批评张步清分配土地不积极时,他还辩解说:“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地主、富农)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刘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对习仲勋说:“你不把土地委员长换了,看土地革命能搞下去吗?”习仲勋和革命委员会经过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委派了工作积极认真的李生华担任土地委员长,陕甘边区分配土地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

1935年8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派李景林、惠碧海等人前来陕甘边区帮助工作,他们组织土改工作团,采取极“左”的办法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开展查田、分配土地运动。他们没收富农的土地,赶其上山去吃草,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分人家的东西,闹得群众反了水。一些群众甚至要没收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公款。习仲勋认为这些“左”的做法不妥当,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南梁精神的核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篇章,体现了党的群众领袖的初心和使命,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习仲勋留给老区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南梁至今还流传着歌颂习仲勋的歌谣: “三月里来是春风,边区主席习仲勋,仲勋本是富平人,二十三岁逞英雄;打倒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翻了身。”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编辑:吴树权责任编辑:吴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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