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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超，甘肃庆城人，七十年代出生。业余写作，在《飞天》《甘肃日报》《陇东报》等刊物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

2012年出版散文集《蓬窗听雨》，获“李梦阳文艺奖”散文类一等奖；2019年出版散文集《蓬窗望云》；曾参与策划电视专题片《黄土大塬》，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获“敦煌文艺奖”。

谁为试手补天裂 

——范仲淹知庆州的前前后后（上）

韩 超

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春，因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断参劾，任天章阁待制、虢州知州的滕宗谅不得不离开西北，前往千里之外的岳州任职。从黄土高原到三湘大地，山长水阔，路途迢迢，前途未卜，滕宗谅的心情几乎跌至谷底，神色悲凉而无奈，心绪漫漶而纷乱。

正是西北边地春寒料峭的时节，一股“冬至阳生春又来”的温煦气息，正从关中平原的黄土深处悄然升腾，春天正沿着纬度线一点点由南向北迤逦而动。接连遭贬的郁闷之感暂时难以缓释，滕宗谅感到心中塞得满满的，既无以排遣，又无处宣泄，甚至连个诉说的对象也找不到。几十年来，寄身官场，本来已经见惯了升迁沉浮这些平常事，何况自己身为边臣，对朝廷里、庙堂上的雷霆雨露、暗流涌动根本无法预测，至于那些子虚乌有的诽谤指摘、无故加之的罪愆更是防不胜防。大宋自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立朝以来就重文抑武，整个朝廷就是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官僚体系，加之，赵匡胤去世时曾留下誓书，严诫诛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子孙如有违此誓约者，必遭天谴。故而言官们风闻奏事，随意猜疑，妄加指责，即使弹劾错了，也不会被追究罪责。想到这些，滕宗谅对自身的谪贬便不再十分地委屈了，倒是惋惜终究连累到了多年挚友范仲淹。

一

巍峨秦岭宛如一条龙脊，横贯东西，提携南北，屏障了塞外的朔风，阻隔江南的雨云，山河砉然分野，风俗迥然而别。翻过茫茫古道，一入江汉平原，就到南方了。满目春草蔓发、春山可望，山花盛放、芳菲烂漫的景象，一股温润湿热的阳和之气，裹挟着粘稠芳烈的萌发之味扑面而来，让滕宗谅忍不住打出几声响亮的喷嚏。马在乱石蹭蹬的山道上艰难穿行，人在逼仄硬挺马背上颠簸摇晃，思绪亦摇摇晃晃，飘向远方。

20年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滕宗谅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及第。那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日子呀！像孟郊当年登科后一样，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们在东京汴梁的街道上奔走呼喊，在灯火旖旎的瓦肆间纵酒狂欢。从那时起，他们就相互引为知己，相约一起纵论朝事，一道建功立业，一同名垂青史。二十年来，无论在哪里任职，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下深厚情谊。在仕途经营上，也相互提携、共为进退。天圣三年（1025年），任西溪盐官、兴化县令的范仲淹受泰州知府张纶委派，负责修筑捍海堤，次年其母谢氏病逝，范仲淹不得不辞官丁忧。临行，他向张纶力荐滕宗谅去接续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海堤告竣，滕宗谅被擢升为当涂知县，踏入仕宦正途。天圣六年（1028年），因宰相王曾、枢密使晏殊等荐引，范仲淹入京任密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校勘整理事宜，即召滕宗谅入试学院升造。两年后，滕宗谅改任大理寺丞，负责审核刑狱案件。也许是命运多舛，滕宗谅的仕途一直不很顺畅，蹭蹬沉浮，漂泊不定，直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滕宗谅才干到湖州知州任上。而此时，正在吏部员外郎、开封知府任上的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养党羽，任用亲信，遂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尖锐批评宰相用人不公，劝说皇帝修订制度，亲掌官吏升迁之事。宰相吕夷简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也上书皇帝，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连上四表，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过激，不小心戳到皇帝的痛处，遂被罢黜，改任饶州知州。一时，朝野上下，噤若寒蝉，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为忠诚耿直之臣辩解。好友梅尧臣专门作了一篇《灵乌赋》，委婉劝诫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自在就行了。范仲淹当即回应一篇《灵乌赋》，并作诗：“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卹赋灵乌。”明正告诉梅尧臣，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之后，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清流代表和方正之士相继声援，终于迫使吕夷简去职，而朋党之论一时兴起，史称“景祐党争”。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暂时淡化了朋党纷争，也改变了范仲淹和滕宗谅的仕途命运。

宝元元年（1038年），一向称臣于大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突然临朝称帝，立国大夏，与大宋的外交关系彻底破裂。次年，为逼迫大宋承认其地位，李元昊率兵南下，于三川口一战大败宋军，之后陈兵延州城下，随时准备攻城略地，直指中原，饮马黄河。

战报传来，朝野震惊。也许是为了祈求上苍保佑，天下太平，仁宗皇帝匆忙改立年号为康定，却也未能稍微缓解更加吃紧的西北边事。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在大多数朝臣力荐之下，仁宗皇帝不得不将53岁的范仲淹召回京师，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再次擢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协助安抚使夏竦共同抵御西夏李元昊进犯。八月，又下诏范仲淹兼知延州。

那时候，朝堂之上主战派速战速决、毕其功于一役的声音吵闹不休，戍边将帅之间，也时常为进攻还是防守争论不休。同为招讨副使的韩琦即主张主动出击，他的理由一是宋夏兵力对比是二十万对十万，优劣悬殊，胜算在握，他甚至认为李元昊的精兵不过四五万人，根本没有抗衡大宋兵峰的实力。二是数十万大军集聚陕西，财力人力物力耗费巨大，长期对峙下去，不但国家财力难以维持，陕西之民亦不堪重负。主帅夏竦完全赞同韩琦的进攻之策，派遣韩琦及其助手尹洙携带两套方案回京城向朝廷报告，朝廷以压倒性的优势批准了韩琦的方案。庆历元年正月，朝廷下诏，明令范仲淹尽快出战。

范仲淹据实陈奏，第一，宋军对西夏境内地形不熟悉，贸然深入敌境，若敌坚壁清野，大军给养困难，必然陷入伏击或绝地，于敌有利而于己不利；第二，当下正是塞外雨雪大寒天气，将士普遍单衣薄胄，坚持出兵，万有一失，噬脐何及？等到春深渐暖，正是贼兵马瘦人饥的时候，此时出兵，不仅可以轻松制胜，而且可以袭扰敌方的春耕生产。

仁宗皇帝同意了范仲淹的奏议，让他固守鄜延，以待时机。

在短暂的固守中，范仲淹四路踏勘，积极筹划，他深刻认识到，稳固边防长久之计既在战，更在守，关键在充实边寨。他上奏朝廷说：“近边城砦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者。昊贼深入，乘关中之虚，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安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困弱，此上策也。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恐未可轻举。”随后，派兵遣将，整修边寨，调任名士之后种世衡修筑清涧城，仁宗皇帝亲为赐名。种世衡也不负厚望，把这座好不容易重修起来的边城作为实践范仲淹防御战略的一块“试验田”，在城外开垦两千亩土地，作为营田以养兵，招募商人来往贸易以充实军需，同时解决边地百姓的生活需求。随后，范仲淹相继恢复了承平、永平等废弛的堡寨，收纳数万户前来归附的属羌，并牒告驻守清涧城的种世衡等人：“若无牛具者，官与量借粮粮收买” “见关乏粮草蕃部，相度逐户口数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贷粮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

范仲淹还对旧军制作了大胆改革，采取分部训练、轮流御敌的办法，将一万八千多兵马将士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领三千兵，根据来犯之敌之众寡而出兵，有效应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对诸将说：“不量贼众寡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这种分兵而御敌的办法很快在军中推开，击中了敌兵的软肋，西夏兵纷纷传言：“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就是前任知州范庸。

二

刚刚过罢年的正月，仍是西北边地一年当中的极寒时节，驻守泾源路的韩琦就派尹洙到范仲淹处商议出兵之事。范仲淹未予明确答复，只劝慰好友尹洙暂待三日。三日后，朝廷下旨“鄜延路暂不出兵”。不久，李元昊派出两路人马，分别到泾源路和鄜延路面见韩琦和范仲淹，声称商谈宋夏议和之事。范仲淹深知西夏并无议和之诚意，遂亲笔致信李元昊，指明八个利害关系，奉劝元昊向朝廷谢罪，求得宽大处理。韩琦也觉得元昊并无议和诚意，无约而和，必有阴谋，遂巡视各州寨，部署做好防御准备。到达泾州时，突然得到元昊在衡山誓师，即将入侵渭州的消息。韩琦认为这是与西夏决战的难得机会，他决定趁机给予元昊一次有力打击。他调集镇戎军一万人，召集周边堡寨部队和蕃兵八千人，以大将任福为主将，绕道夏军之后，断其后路，与泾州守军形成夹击之势。任福是环庆路副帅，这次本来是奉命前来商议出兵之事，事急从权，被临时点将，辅助他的事都监桑怿、勇将王珪、钤辖朱观、猛将武英等人。出征之时，韩琦信心满满，鼓舞众将：“如今我方名将云集，士兵精锐，此战必胜无疑！”。私下，他却一再叮嘱任福，务必以我为主，按照既定路线进兵，以免粮草不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采用伏击战术击之。

战争一开始，宋军就陷入元昊的诱敌之计而不自知。西夏军队故布疑兵，不断引诱任福的军队偏离既定进兵线路，一步一步进入其设定的包围圈。到达好水川，宋军已经三天没有补充给养，但仍然斗志旺盛。时方三月，夜间寒气袭人，兵士又饿又累，于荒山野外勉强修整了一个夜晚。翌日，任福与朱观、武英率领的另一路士兵以一山为隔，齐头西进，追击敌人。行至好水川与瓦亭川交汇处，突然没有了敌军踪迹。两边陡峭的山崖上，风吹林梢，呼啸有声，让人不寒而栗。先锋桑怿命令士兵小心行进，以免中了敌军埋伏。不久，前军报告，前方开阔地上放着一些土笼子，里边不时发出扑棱棱的响声。桑怿不敢轻易造次，约束部队等候主帅到来，再作打算。任福到来后，一时也看不出其中蹊跷，示意手下将其中几只笼子斫开。突然，如同变魔术般，成群的哨鸽腾空而起，聒噪一片。几乎同时，凄厉的号角声四下响起，数不清的西夏兵仿佛从天而降，将好水川前后拦截，形成合围。可怜大宋朝的著名勇士桑怿左冲右突，好不容易攀上悬崖，却隐蔽未及，生生被乱箭射杀。大将王珪挥舞铁鞭，冲入敌阵，奋力厮杀，战至铁鞭弯曲、手掌震裂，亦被乱箭射杀。主帅任福陷入敌阵，鏖战不解，身负重伤，亲兵劝其换装逃走，任福说，自己身为主帅，败绩至此，断无独自逃身之理，遂战至最后一息，被几支长枪一起刺中，绝喉而死。大将武英与监军耿傅舍生忘死，共为进退，一起战死。只有朱观带领千余人边杀边退，藏入农舍，成为唯一幸存将领。

尹洙在延州尚未归来，镇戎军在好水川惨败的消息已经传来。仅仅四天时间，好水川战斗以宋军败亡一万余人而告结束。惨烈的战斗，惨痛的代价，惨伤的结果，惊动朝野，朝廷上下一片杀声，朝议甚至决定悉数取消诸路行营番号。陕西体量使王尧臣上书说：“范仲淹、韩琦皆天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仁宗皇帝显示出了他一贯的仁厚之风，对边将主帅的艰难困境与英勇精神给予充分理解和很大肯定，颁诏作了轻微处分。韩琦被贬至秦凤路秦州任知州。范仲淹因为私自接触元昊信使，触犯朝廷“人臣无外交”的外事准则，且烧毁元昊亲信野利旺荣的信信，被降官一级，撤销副使职务，到永兴军之北的耀州任知州。

好水川之败，是大宋的耻辱，更是韩琦心中永远的伤疤。据说，在宋夏交界处的一座寺庙墙上，有好事者留下这样一首打油诗以为讽刺：“夏竦何曾竦，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话虽过激，但损兵折将之后，范韩降职，主帅分掌，边境防守进入最为脆弱的时期。奇怪的是，元昊并未乘胜南进，而是兵锋一转，到河东麟府路开辟新阵地去了。麟州是大将杨业率领的杨家将几代百战守卫之地，元昊进攻受挫是必然的。在麟州主帅张亢的指挥下，元昊并没有讨到半点便宜，兔毛川一战，夏军大败而去，麟府路战役宣告结束。

一个半月后的庆历元年（1045年）五月下旬，范仲淹被出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和沿边招讨使，时年53岁。

三

庆州地处咽喉要道，屏藩关陇，襟带延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夏后政衰，弃稷不务，周先祖不窋率族徙居于此，教民稼穑，拓土开建，和睦戎狄，历十三代卧薪尝胆，逐步发展壮大，至古公亶父时辗转迁徙至渭河流域之西岐，传至文王、武王，乃兴兵伐纣，直取朝歌，定鼎中原，分封天下，建立八百年国祚之周朝。庆州作为周先祖起根发苗之地，亦被载入煌煌史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道之兴自此始”。范仲淹翻检箱奁，记得自己曾经作过《吟史五首》，其中一首《周人》是这样写的：“斧钺为藩忍内侵，商人涂炭奈何深。不烦鱼火明天意，自有诸侯八百心。”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宿缘吧！如今真的来到周人发祥之地戍边为官。

秦灭六国，此地为北地郡，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绳结交融，汉蕃杂居，民风强悍，人多好义尚武，娴于弓马。延至两汉，北地良家子多被选为羽林郎，寄身行伍，建功疆场，封侯拜将者甚众。像孤单斩楼兰王，封为义阳侯的傅介子，喊出“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义成侯甘延寿等等，均为庆州子弟。

煌煌盛唐，举世瞩目，其开国之帝与中兴之帝皆与庆州有不解之缘。隋大业九年（613年）春，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同年六月，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李渊奉隋炀帝之命镇守弘化郡(即庆州)，兼知关右诸军事。其间，李渊广交天下豪杰，引起隋炀帝猜疑。恰好有诏书命李渊去皇帝巡行之地，李渊因病未去。当时在后宫，隋炀帝问李渊的外甥女王氏:“你舅舅怎么迟迟不来?”王氏说李渊病了，隋炀帝恨恨地说:“病的要死了吗?”李渊闻知后日益恐惧，遂在庆州城内筑“昼闲堂”，每日饮酒作乐、纳采贿络，自污以保。隋炀帝依然不放心，大业十三年(617年)，改任李渊为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几个月后，李渊帅军三万，誓师太原，以狂飙横扫之势攻破潼关，夺取长安。次年五月，逼迫隋恭帝禅位，建极登基，立国大唐。

历史总有许多巧合之处，一百三十七年后，安禄山的叛军铁骑溅起滚滚黄尘，攻破潼关，夺取长安。唐明皇西遁蜀地，杨贵妃魂断马嵬，煌煌盛唐分崩离析，太子李亨赶往北地寻求援助。至德元载(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登基，号令郭子仪、李光弼讨伐叛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重续国祚，中兴大唐，史称唐肃宗。

到庆州以来，范仲淹整日巡边踏勘，案牍劳形，继续推行他一贯主张的修寨、抚蕃、练兵三件大事，先后向朝廷举荐了刘贻孙、葛宗古等将领。范仲淹深知环州于环庆路防御地位之重要，累次奏请朝廷调种世衡徙知环州，皆不允。他毫不气馁，再次上书恳求：“环州勾当一郡十三寨，当此危地，须在得人。臣前乞将一官保举本人，非欲鼓激，盖为环州可忧。”朝廷终于批准范仲淹的请求，环庆路暂时得以安宁。这期间，范仲淹深思熟虑，再次向朝廷转呈《再论攻守议》，阐明自己的戍守之策。

戎马倥偬之余，范仲淹没有忘记自己的文人身份，巡边途中，公务之暇，他不忘探寻庆州的名胜遗迹，主动交结当地的耆老士子，搜求遍览历代的史书典籍，在深度了解的基础上，他已深深爱上这片土地。

转眼到了秋天，庆州大地天高云淡、麦谷登场，百姓们烹葵剥枣、采菊酿酒，一派丰收喜庆。收拾完案头公务，范仲淹走出衙署，和百姓一起庆祝丰收，并写诗劝谕百姓勤务蚕桑、力事稼穑。

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

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

秋风渐起，北地渐寒，辽阔的天际不时有雁阵飞过，声声嘶鸣。它们一路向南，是要飞去衡阳雁回峰温暖过冬吗？明年开春，它们又会不辞千里，奋力飞回来吧？边关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一时半载难见分晓。想昔日，窦宪将军一路北击匈奴至燕然山，请随军的班固写下碑铭，刻于摩崖石壁，留下千古佳话。从此，“勒碑燕然”成为一代又一代戍边将士的梦想和荣光。从饶州到京城，从京城到延州，从延州到庆州，辗转颠沛，自己劳心费力，百般筹谋，却屡战不效，虽有小胜，终无大功。长此以往，如何向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皇帝交代？如何向庇护自己、力挺自己的同僚好友交代？更重要的是，如何免去政敌们的撕咬纠缠、言官们的众口所矢？

惆怅无聊之余，范仲淹步出衙署，登上城头，把酒临风，舒展胸臆。但见四山苍茫，两河呜咽，如血的残阳，在西山蜿蜒的岭脊上燃烧；如墨的孤城，在万千灯火的明灭中静默。这座始建于殷周时期的城池，四面青山围郭，城下两水夹流，天然的水围城格局，形成了战略防御上易守难攻的优势。城中央有一暗道石室，蜿蜒直通城东柔远河，取水十分便宜，当地人谓之“鹅池洞”，据考证曾是周先祖养鹅处。是不是周先祖养鹅之处自不必去较真，倒是此洞的建筑，恰恰验证了古人修筑城池时的机杼别出和匠心独到。庆州城本来就是古人依山就势，不规矩于方圆，削土版筑而成，如堡垒一样，孤悬冈阜之上，控扼咽喉之要，如遇敌匪滋扰，四门紧闭，数日尚可支撑，若旷衡日久，城中水源告急，必不攻自乱。有此暗道，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水取来，任他围城旬月，自可坚守不出。范仲淹数次去鹅池洞察勘，吩咐兵民加固破损之处，妥加掩藏取水密道，平日须紧锁栅栏，派兵丁日夜值守，不敢稍有闪失。待加固工程成，主事者请求范仲淹题写匾额，以为纪念，范仲淹欣然命笔，题了“飞云破空”四个字，铁笔银钩，方正劲挺，很是适合刻石嵌碑，也算是一桩文墨缘分吧！

突然，军营方向传来一阵羌管的吹奏声，凄凉悠远，沉郁顿挫，如怨如诉，时断时续。那是兵士们在思念家中的老母，还是在想念闺中的妻儿？边地之寒、征夫之苦、思乡之情，又有几人知之？他突然想弹奏一首曲子，当然是他最喜欢弹奏的古曲《履霜操》。人们都他“范履霜”，就是因为他喜欢弹琴，且数十年只弹这一首曲子。《礼记﹒祭义》里说：“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如今，果真是履霜践冰，惕然凄怆了。

其实，《履霜操》这首古曲是周朝尹吉甫的儿子伯奇所作。伯奇本来没有过错，却因为后母的挑弄，被父亲赶出家门，流落荒野，只能“集芰荷以为衣，采椁花以为食”。一个霜晨雪早，伯奇蹒跚而行，饥寒难耐，忍不住悲从中来，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边弹边唱：“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我兮知我怨。”弹罢，投河而死。或许与少年时代随母改嫁的伤心经历有关吧，范仲淹对这首《履霜操》情所独钟，每弹之必黯然神伤良久。

“琴者，先王所以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无故不去其身。”范仲淹有一张古琴，虽不十分珍贵，倒也如影如伴，一直陪在身边，漂泊天涯，藉以遣怀。如今人在城头，手欲弹而琴不在，只能举酒为殇，以和悲声了。摩挲之间，微醺之际，杯中浊酒尚余一抹温润的清凉，城头砖石已然渗出一片青霜的冰凉，胸中思绪顿时涌起一阵苍茫的寒凉，范仲淹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随口吟出一阙《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四

转眼到了春天。

边地的城镇堡寨修整一直没有停歇，马岭镇、广福镇相继恢复，充实了环州至庆州的防戍；柔远城、业乐城、二将城、白豹城星罗棋布，阻隔了西夏军夺秦直道而南下的路径；又修筑了细腰城、葫芦城等城砦，安抚了归顺的羌人，边地近城防戍力量的到极大改善。考虑到环州境内肃远、马岭、定边、安和、安塞等城寨军马粮草军户不少，而城墙低矮、濠堑浅狭，范仲淹牒告环州各城寨守军加紧修筑开淘，严防敌军偷袭。

最可喜的是，军民一心，耗时数月，在府城北城护城河边修筑的城门楼也告竣了。望着这座垒高三层、飞檐翘楚，雕梁画栋、恢宏壮观的城楼，范仲淹心中感到十分高兴。从古至今，将士戍边，莫不建楼筑台，以观敌哨、阅兵阵，发布诰令、教化一方，其功固不让与攻伐战略。将佐幕僚纷纷出主意，为这座楼台命名，又说叫“威武楼”的，也有说叫“筹边楼”，一时无法定夺。范仲淹率众登楼，仰望西北，若有所思。自来环庆，自己屡次上书朝廷，反复陈述厉害，强调西北用兵，重在防守，慎用兵峰，必以德化，方可图边地长久安宁。所以陈兵陕西，屡次对垒交锋，不过威慑耳！就叫“镇朔楼”吧！众人齐声高呼，范公果然老成谋国！

虽然他的防御战略正在全面推开，庆州周边的防戍日渐稳固，但在心底里，范仲淹一直对东路的防戍不甚托底。尽管柔远城、业乐城、二将城、白豹城等城池相继建成，但分散于群山众壑之间，往来交通不便，情急之下呼应不济，更难成犄角互援之势。范仲淹反复查看地图，甚至在棋枰上多次推演，苦苦寻求落一子而全局活、建一城而众城连的防戍之策。

一日，范仲淹亲率将士从庆州城出发，驰骋一百二十余里，径奔柔远寨。临行，范仲淹要求士兵除了携带兵器盾牌之外，皆携带建筑工具，众人一时不解其意。等到了柔远寨，才明白范仲淹的目的地不是柔远寨而是马福寨。马福寨建在一个山峁上，周边沟壑纵横，地势险要，而且处于西夏后桥川进入大宋庆州界的要道口。向北三十里，分布有西夏的金汤、白豹、后桥三座城寨，实为咽喉要道、战略重地。在带兵到来之前，范仲淹已悄悄命令长子范纯祐带领一支军队先期到达，完成了对周边的警戒防御。范仲淹命令士兵就地扎营，迅速修筑城寨。同时要求布防的军卒，若遇小股西夏军队袭扰，只可阻挡，莫可穷追，为修筑城寨创造有利时间和空间。十多日，城寨筑成，如同一把利剑，直插西夏纵深，威胁横山来敌，众将士无不叹服范仲淹之运筹高明。

返回庆州的路上，范仲淹心情格外轻松欢喜。已是晚春时节，山坳里的桃杏花方才相继绽放，西北边地真正的春天仿佛刚刚到来。战马在驰骋，心情在放飞，积蓄既久的诗情直上碧霄，范仲淹随口吟出一首五绝：“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之后，范仲淹将修筑这座城池的情况据实上奏朝廷，仁宗皇帝仔细查看地图，对范仲淹的战略眼光深为赞许，特赐名“大顺城”。这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范仲淹邀请一位年轻学者作了一篇《庆州大顺城记》。这个人叫张载，关中儒生。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情势危急，张载豪情勃发，奋笔疾书，写下《边议九条》，上书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并说自己打算联合知兵的朋友，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范仲淹觉得这位年轻人热血贲张、言行方正，将来或能担当大事，传播正道，就在信中点拨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得此夤缘点拨，张载从此卜居乡野，读书传道，终成北方儒学正宗，声名传遍关陇大地，人称“横渠先生”，给后世留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谆谆教诲和殷殷期许。

五

自河东三州之战后，西夏李元昊似乎受到很大挫折，在一段时期内没有再来寻衅挑事，从春天到夏天，宋夏边境出现暂时的安宁，这为大宋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另一桩棘手的边事变故腾出了时间。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许多巧合恰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这个变故来自大宋的北方，契丹辽国出现异动。边臣报告，契丹要求大宋归还益津关、瓦桥关和高阳关以南瀛、莫二州的关南十县，声称此为大辽故土。同时，指责大宋无辜欺负大辽女婿李元昊，因为元昊之妻乃契丹公主。甚至翻出太宗皇帝收复北汉时侵犯契丹的旧账，意欲乘火打劫。

朝廷此时仅仅应付西北边患已经焦头烂额，自然没有力量与辽国直接对抗，只能派出使臣与契丹进行外交磋商。可派谁去呢？很多官员对这件生死未卜的差事明推暗拒，谁也不愿意去。仁宗皇帝素来仁厚，从来不勉强自己的臣下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宰相吕夷简不动声色地推荐了一个人，当朝知制诰富弼。很多人认为吕夷简此举是故意置人于死地，因为富弼是范仲淹一贯的重要追随者。欧阳修上书指陈，吕夷简此举无异于唐朝时卢杞推荐颜真卿去说服叛臣李希烈一事，最终致使一代书法宗师屈辱地死在嗜杀军阀的屠刀之下。富弼却义无反顾，慨然出使，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折冲樽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以“纳岁币二十万”的约定，平息这场边事变故，史称“庆历增币”。

翰林学士王拱辰却在仁宗皇帝面前进谗言说，富弼何功之有？只会向契丹增岁币而已！这次，仁宗皇帝倒是不糊涂，愤然回怼道：“朕所爱惜者天下生民，财物非朕所惜！”

就在很多人沉浸在大宋与契丹终于和解的喜悦之中时，一场新的战事在西北悄然酝酿。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违背主帅王沿的命令，贸然追击，战事不利，无奈率军退守定川砦，敌军毁坏木桥，围攻不休。葛怀敏在乱军阵中被连惊带吓，竟然昏死过去，被亲兵用车推至瓮城，很久才苏醒过来。他如同缩头乌龟，躲在瓮城里不敢再次出去指挥作战，直到水粮皆尽，却不顾都监等将佐的进言，扔下一万多名士兵，独自带领亲兵缒城出逃。不出两里路程，被一道深阔的壕沟阻挡，穷途末路之际，葛怀敏只得硬着头皮应战，最终战死，却也保住了战至最后一息的英名。

葛怀敏系名将之后，其父为太宗、真宗两朝名将，仁宗皇帝曾将前朝名将用过的铠甲赐给他，显然对他寄予厚望。葛怀敏却志大才疏、自视甚高，甚至不把先后任过他主帅的范仲淹、韩琦放在眼里，范仲淹在延州时就对他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和评价，谓其“滑懦不知兵”。

定川砦兵败，葛怀敏阵亡，似乎唤醒了皇帝和朝廷里的那些主政者，在用人制度特别是边疆主帅地选任上，不再过分倚重那些簪缨之家、名将之后，而是大胆使用一些没有显赫家世背景却武略超群者，于是，狄青、张亢、郭逵和种世衡及其几个儿子等出身卑微的年轻将领在各路主帅的举荐下得以脱颖而出，快速成长，逐步成为大宋边境防守的中流砥柱。

战报传至朝廷，仁宗皇帝震惊良久，只说了一句话：要是范仲淹能出兵救援泾州，朕就不用担心了！

皇帝所悬念者，庙堂所忧患者，正是范仲淹所谋划者实施者。就在西夏军队一路所向披靡之际，就在长安泾州一代人心惶惶之际，范仲淹亲领六千兵马赶到泾州，并急调环州种世衡带领三千蕃兵速来驰援，终在渭州挡住元昊的兵峰，迫其折师而返。与此同时，原州知州景泰也在范仲淹的遥控指导下，于彭阳城挫败西夏军。

范仲淹大张旗鼓，四处巡视，消息传开，民心随即安定，百姓纷纷传颂：“边上自有龙图公为长城，我们还有何担心呢？”君臣一心，不谋而合，终于让仁宗皇帝深深认识到，范仲淹在鄜延、环庆两路经略的实践，证明积极防御是当前最正确的战略。此时，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信任已达到顶点，君臣关系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朝廷派出内使王怀德专门赴西北前线宣旨，令范仲淹与文彦博对调，范仲淹连忙上谢书说：“泾原重地，臣恐不足以独当，愿与庆阳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韩兼秦凤，臣兼环庆。一则夷夏相安，事不亟易；二则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可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以率泾原之师以相应援；三则通修环州镇戎诸砦，藉此两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则臣与韩琦日夜建议选练兵士，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

朝廷照单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而且作了权威性的强化，由范仲淹、韩琦、庞籍共同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

从此，范仲淹和韩琦在泾州开始了亲密无间的合作。

其间，朝廷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因景祐元年直言上书而被贬为陕西转运使的孙沔，再次上了一道既全面清算吕夷简，又猛烈抨击当今皇帝的奏疏。他说：“自祖宗创立以来，至今八十多年。观今之政，是可恸哭！”并一件一件指陈，州县之官，老迈懦弱、昏聩无能者比比皆是。中央政令公信不足，制度设立不能长远，权势者随心所欲，升斗小民不堪重负，国是危机至此，仍然有人欢喜有人忧。皆因吕夷简当权以来，排挤忠臣，简拔庸才，以致边疆不宁，损师折将，内外交困，士民怨嗟。如不选贤任能，革除弊政，恐将分崩离析，难以救治。言辞之激烈，可以说字字带剑、句句锥心，笔挟风雷、横扫一切。仁宗皇帝知道孙沔嫉恶如仇的性格，也不与他计较。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吕夷简在风雨飘摇中致仕，三起三落，沉沉浮浮，除去罢相的三年半时间，吕夷简在宰相的位置上整整坐了十一年。

另一件是，西夏李元昊突然传来信息，欲与大宋议和。仁宗皇帝抱着十分乐观的情绪，即密诏庞籍设法与元昊洽谈。范仲淹闻讯后，联合韩琦上书仁宗皇帝，陈述元昊请和不可准许的三大理由和不可不防备的三大事由，恳请朝廷千万不能半途而废西北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战略防御体系，而应毫不动摇地支持边臣推进既定防守计划，最长不过三到五年，上下协力，苦心孤诣，必能彻底解决西夏边境问题。奏疏言辞剀切，析理深透，既有远见卓识，又向朝廷表明坚定决心，最终打消了仁宗匆忙议和的想法。

历史证明了范仲淹、韩琦的见事辽远和战略正确。几年后，元昊由于酒后失德，抢了儿子的未婚妻。儿子宁令哥一气之下，弑父自立，西夏陷入内乱，大宋西北边陲从此安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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