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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韩超，甘肃庆城人，七十年代出生。业余写作，在《飞天》《甘肃日报》《陇东报》等刊物发表散文、随笔百余篇。

2012年出版散文集《蓬窗听雨》，获“李梦阳文艺奖”散文类一等奖；2019年出版散文集《蓬窗望云》；曾参与策划电视专题片《黄土大塬》，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获“敦煌文艺奖”。

谁为试手补天裂 

——范仲淹知庆州的前前后后（下）

韩 超

六

滕宗谅到庆州任知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完全是因为范仲淹的举荐。

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随着吕夷简致仕，朝廷的人事有了一次很大的调整。先是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被任命为谏官。随后，这三人又联合推荐蔡襄到知谏院任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公开支持范仲淹的著名文人，从中透出一个信息，就是远在西北前线的范仲淹或许要被朝廷重用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突然下诏，晏殊由枢密使升任次相，夏竦由蔡州回京任枢密使，御史中丞贾昌朝升任参知政事，富弼升任枢密副使。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夏竦的任命，遭到朝臣强烈反对，新任谏官们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夏竦是仁宗皇帝在藩邸时的老师，当年因交接刘太后及权臣而平地得势。戍守陕西时，苟且畏懦，碌碌无为，巡视前线也带着美姬随行，能力操行均颇有瑕疵。

夏竦接到任命，正春风得意，日夜兼程往京城里赶。谏官们也在争取时间，生怕任命变为既成事实，他们分头行动，连上十八道奏章，甚至有人扯住仁宗皇帝的衣袖加以申述。面对突如其来且不可招架的谏阻之潮，仁宗皇帝动摇了，在夏竦回京之前更改了任命。夏竦改任许州，枢密副使杜衍升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

其间，国子监有一个叫石介的人，向仁宗皇帝呈献了一首《庆历仁德诗》。在序言中，他大力赞扬仁宗皇帝这次的人事委任，措辞峻烈，爱憎分明，对吕夷简罢相、夏竦改任多有斥责嘲弄之色，而对晏殊、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擢升褒赞有加，溢美过甚，说什么“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世间大凡过誉之词，皆有不实之处，言者或出于真心，然被誉者却无法承接，终究给人留下话柄。

范仲淹何等清醒之人，自然从中读出了无奈和担忧，他连上五表，请辞朝廷对自己的擢升任命。就在朝中两派的争议中，欧阳修和他的同事们推波助澜，促成了范仲淹直接取代王举升任参知政事的任命。范仲淹再次坚辞，说执政官岂能由谏官而得，且当下与西夏谈判正处关键时刻，边事繁重，不可稍有懈怠，愿与韩琦轮流巡边陕西。仁宗皇帝这一次支持了谏官的意见。

八月中旬，范仲淹离开边地庆州，由枢府入政府，担任参知政事，即将开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九月初，仁宗皇帝在天章阁召见朝中大臣，带领众人瞻仰了太祖、太宗御容后，当场赐笔墨纸砚等给范仲淹等人，让众人列举当前急需处理的重要事务，提出安邦定国良策，申述各自真知灼见。这次在神圣场所举行的严肃召见，后来被称为“天章阁问策”。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范仲淹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件事，并不断加以充实，为摘除积弊开出了他的“十全大补方”。

仁宗皇帝给予了范仲淹高度的信任，让他和他的同事们放手去干。一日，范仲淹翻检各路转运使名册，看到不称职者即一笔勾去，富弼在一旁看着，不无担心地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凛然回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就在新政如春风化雨、秋风扫叶般铺开之际，一件不大不小的陈奏，却给激扬的改革汤镬中掺进一点不咸不淡、别有滋味的佐料。这件事直接与从天章阁待制新任庆州知州的滕宗谅、前任渭州知州张亢有关，而弹劾者是新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郑戬。郑戬是范仲淹的连襟，素来凭气近侠，是出了名的直杠子。他一到陕西，就弹劾滕宗谅贪渎、滥用公使钱。郑戬的告发，或许是从法度的角度出发，多少还是公直的，但被一些有心人所利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罪及狄青、种世衡等陕西名将，而且直接把脏水泼向范仲淹、韩琦等朝中重臣。

监察御史梁坚上书弹劾滕宗谅任泾州知州时滥用公使钱十六万贯。所谓公使钱，就是公用钱，是给一定级别衙门和官员的机动经费，多用于公务经费无法支应的公务半公务接待，如宴请或馈赠过往官员。本来这个钱的使用没有明确规定和界限。但十六万贯可不是个小数目，朝中宰相和枢密使月俸不过三百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俸只有区区二百贯，十六万贯相当于宰相四十年的俸银了。朝廷让御史台直接负责，与张亢指使部下以官银交易吃利一案合二为一，同审共问。

“泾州公案”的原委，范仲淹是最清楚不过的。他随即上书《奏雪滕宗谅张亢》，一一条陈事实。一是滕宗谅在泾州贱卖人户牛驴、犒劳军士一事。他说，定川砦葛怀敏兵败后，西夏军推进渭州，直逼泾州，时泾州将少兵寡，军情愁惨，滕宗谅只好调遣人户数千人入城守卫。自己亲帅庆州守军赶去策应，调遣环州羌兵星夜驰援，卒保泾州无恙。为了犒劳将士，感谢羌兵，所以才买牛驴置酒，纵然亏损，也情有可恕。二是滕宗谅在邠州宴乐赏妓人银片子一事。他说，边关将士宴饮本事寻常之事，席间射箭助兴，射中银片子当场赏给军士和妓乐等人也是寻常之事，并不能归罪于滕宗谅一人。三是滕宗谅滥用公使钱一事。他说，经查，滕宗谅只用了三千贯馈赠了往来官员，其余十五万多贯纯属诬告。

范仲淹进一步申奏，环庆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将佐数十万，人马五万，自滕宗谅认庆州知州以来，八九月间无人旷缺，亦无诉讼，非干城之才，岂能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另外，滕宗谅等身为边上主帅，乃国家爪牙之威也，皆依靠朝廷之威势弹压所部将佐军民，若像一般小吏那样轻易斥逐，后任者又怎敢放开手脚、便宜行事呢？范仲淹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御史台查验证实滕宗谅等人确有大段乖违过犯、欺隐入己的事实，自己愿意与此二人同行贬黜。

尽管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上书为之辩释，然而，滕宗谅、张亢案件并未很快结束，一直纠缠着，不断牵扯到其他方面，让人感觉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推搡和指使着，不时弄出一点响动，催生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事情，以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新政相颉颃。

首先，在弹劾案一发生时，就将滕宗谅、张亢逮捕系狱，一个两制以上的皇帝近臣，一个功勋卓越的边地大将，到底还是被轻易逐之。其次，一件看似平常的案件，却掀起一场巨大波澜，朝中大臣在争论中逐渐分为两派，很多清白方正之士甚至揪住此事不放，想要以此证明自己的坦荡正直，“景祐党争”的沉渣似乎重新泛起，让仁宗皇帝蓦然想起两个字“朋党”。最后，在纷乱地争吵中，案件草草收场，滕宗谅以“烧毁账本”之嫌，由庆帅降任凤翔府，再降虢州，最终谪贬巴陵。

之后发生的水洛城事件，再一次牵动朝廷决策层的神经。而朝臣呈现出的阵营分野、朋党之争，也让仁宗皇帝感到深深担忧。一次朝议中，仁宗皇帝突然发问：“小人结党，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即回奏：“方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围场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上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隐隐之中，范仲淹感到仁宗皇帝这一句看似随意的问话，或许隐藏着深深的机曲。

事实证明，仁宗皇帝的这一问并非随意而出。曾经因谏官们阻挠而未能任职枢府的夏竦，暗中教唆一个叫蓝元振的内侍向仁宗皇帝进言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人都是蔡襄赞誉的四贤，如果他们每人给自己培养十个党羽，就有四五十人之众；倘若这四五十人再各自提携几名同类，两三年后满朝皆是他们一党之人。那么，他们还是什么事干不成呢？就是如此简单的数字累加，让仁宗皇帝依稀看到了面前即将出现的一片党羽森列的层峦叠嶂，也隐约感到了层峦叠嶂背后潜藏着的巨大阴谋黑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间，朝中若隐若现地流传起一个谣言：那个曾经向皇帝进献《庆历仁德诗》的石介曾私信富弼，建议富弼行“伊霍之事”。稍有一点历史常识者皆知，所谓“伊霍之事”，就是废黜皇上、另立新君。此等谋逆之事，竟以谣言而流传，足见朝局之波诡云谲，寸舌咳唾，即可杀人无形于之间，诛人九族于之外。范仲淹、富弼自然听到了这个传言，韩琦、欧阳修等人也必然听到了。虽然未见仁宗皇帝采取进一步的惩治性措施，但范仲淹明白，如此事关皇帝的传言不会轻易烟消云散，他固然担心自己的新政和改革，也担忧自己的进退失据，但他更担忧自己寄予厚望的政治新锐富弼的安危。

范仲淹决定想办法尽快走出当前这种凶险之境。天赐良机，正好边关来报，因为契丹一个党项部落秘密投靠西夏，辽国于是兴兵征讨，被元昊的援兵打败。辽兴宗勃然大怒，整调数十万大军，即将大举讨伐西夏。大战在即，边事不宁，给了范仲淹请旨巡边的充分理由，他像脱笼之鸟一样，离开庙堂是非旋涡，重回江湖海阔天空。

六月，范仲淹离开朝廷，巡边陕西、河东。

八月，富弼离开朝廷，巡边河北。

虽然是初夏时节，万物成长，草木葳蕤，但凛冽的政治寒风，到底还是刮走了庆历新政的旗帜和舵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眼见着戛然而止、无疾而终了。

七

巴陵郡地处湘鄂交界，是洞庭湖边一座重镇。晋武帝太康元年建县，晋惠帝元康元年置郡，后废。南朝宋元嘉十年重置巴陵郡，隋开皇十一年改为岳州。《淮南子﹒本纪训》记载，上古时代，尧帝派后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巴蛇死于滨水，抛尸如丘，积骨成陵。巴陵之名，由是而来。

庆历四年春二月间，滕子京怀着郁郁的心境，来到洞庭湖畔，进入巴陵城内。由威风八面的庆州主帅，陡然降为这籍籍无名的巴陵郡守，从猎猎长风的西北重镇来到这烟水浩渺的偏隅之所，滕宗谅心中多少有些委屈和不甘。江南的温山软水，巴陵的湖光山色，很快涤去了他衣袍上的征尘和酒痕，也渐渐洗尽了他心中的失落与块垒。他更多地从好友范仲淹身上看到了一种纯粹的品质、一种高蹈的操守，一种坚定的毅力、一种宏阔的情怀。滕宗谅决定重振旗鼓，打起精神，实实在在为巴陵百姓做一点事情。

一年中，滕宗谅先从他一贯倡导的兴学养才开始，说服当地士林，搬迁文庙，扩建学堂，极大改善了巴陵郡的文化教育条件。随后，动员百姓，沿南湖修筑紫荆堤和堰虹堤，彻底解决洪水侵蚀塘坝田亩的隐患，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到了第二年，巴陵郡已经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接下来，滕宗谅将要把心中藏着的一个宏大构想和深沉情结付诸于实施，那就是重修岳阳楼。

滕宗谅翻检当地方志得知，三国时，孙权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鲁肃“拔迹草莱之间，荷檐吐奇，乃构云台。”那时，这座楼台主要作用是为了观兵或警报。唐开元二年，时任中书令张说被贬相州，次年再贬岳州，一腔谪情，满腹贬痛，一时没个安排处，遂托志于山水之间，终日寻幽访奇，涉趣留赏，不单心态大为冲和，诗文也得江山之助，留下许多佳构妙句。后于鲁肃所修楼台旧址大兴土木，层楼叠上，粉垩彩绘，极尽构造之精华，缔造巴陵之之胜景，终日邀朋呼友，宴饮其上，吟诗作赋，好不快活，始命名“岳阳楼”。

临此山水，登斯楼台，有唐一代多少诗坛宗匠抒发了胸臆豪情，多少迁客骚人排解了块垒郁结，共同堆砌了一座斯文鼎盛的巍巍楼台。李白曾有“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惊叹长啸，杜甫亦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怅然感慨，孟浩然留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千古豪迈，白居易陡生“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的伤感，元稹到底胸膺着“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的浩然大气，李商隐终究找寻到“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的温润慰藉，吕温依稀有说不尽的“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向往，张说却独自得了“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的满足。世有“诗豪”之誉的刘禹锡一首《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于写实白描之外，又赋予洞庭湖清新脱俗的浪漫意象，百年之后，读之依然清风拂面、画境在眼，真无愧千古绝唱。

自古以来，山水楼台在文人心中占据着格外厚重的分量，宦游官员也都有缮古迹、葺楼台，赓续文脉、教化一方的深厚文化情怀。黄鹤称雄于夏口，滕王擅美于洪都，太白放情于济水，昌黎垂藻于宜春，皆留下许多风流佳话。到巴陵以来，滕宗谅数次行至洞庭湖畔，眼见得前朝胜迹倾颓坍驰、一片破败，滕子京感到一种淡淡的悲伤和久久的失落。盖楼犹人耶，其兴焉，灯火达旦，丝竹喧阗，高朋盈座，满堂花醉，果真是“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何等的热闹？其颓焉，墙倾柱摧，荒烟蔓草，蛛丝结梁，走兽巢穴，可怜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又是何等的寂寥？滕宗谅在颓败的岳阳楼下，看到过江南小乔的衣冠冢，也凭吊过不远处的鲁肃墓，皆衰草接天，斑驳不堪，沧桑之感油然而生。

正是这种物是人非、风华不再的沧桑感，触发了滕宗谅重修此楼的决心。然而，不论心情多么殷切，也不论情怀如何深厚，要重修，钱仍然是关键，没钱什么事也办不成，再殷切的心情也会渐渐黯淡，再深厚的情怀也会慢慢消解。在筹钱一事上，滕宗谅颇费了一番思量。首先，公钱不能用，自己已有前车之鉴；其次，民资不能费，巴陵百姓尚不富裕，无故增加税赋亦非自己初衷。那么，钱从何来？滕宗谅经过一番查访，把目光聚焦到了商户和民间借贷纠纷上。原来，巴陵郡民间借贷盛行，地方宿债、亡债数额巨大，且涉及商户甚多，已成顽疾。滕宗谅遂贴出告示，凡债主愿意将债款和债户姓名献出者，由州衙代为收取，收来之钱，须捐一半用于重修岳阳楼，官府将在楼旁树碑，镌刻债主、债户姓名，彰表双方功德。如此一来，一方愿捐，一方乐还，死账盘活，各自受益。

资金问题一俟解决，滕宗谅即鸠工聚材，伐木采石，绘图制表。一时，百工咸集，锯木声、凿石声、抡锤声、号子声，声声入耳，响彻湖畔；黄鹤楼、鹳雀楼、镇朔楼、大观楼，楼楼在心，形出纸上。为了不出现任何一丝纰漏，给言官和好事者流下口实和把柄，滕宗谅日夜坚守工地，终于累到，依然叫人用木板抬着，现场指挥施工。重修快成之时，有朋友来信表示祝贺，滕宗谅略显无奈地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

夏去秋来，寒来暑往，历时一年有余，庆历五年（1045年）六月，岳阳楼重修工程终于告竣。滕宗谅拖着疲惫的身躯，缓步登上楼台最高处，凭栏远眺，如释重负的轻松中，夹杂着无以言说的复杂心情，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待情绪稍稍平复，他提笔疾书，写下一首《临江仙》：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写罢搁笔，似乎仍然不能尽意。望着浩渺烟水之外的北方，滕宗谅悠悠地说：那遥远北方的吉祥和祝福，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呀！

原来，就在重修工程启动不久，滕宗谅即请画师专门作了一幅《洞庭秋晚图》，并亲笔修书，派人专程送达正在邠州任上的范仲淹，请求他为新修的岳阳楼作一篇“记”。在信中，滕宗谅说：“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恭维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作，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杰为天下之特胜。切度风旨，岂不欲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于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漱芳润于异时者，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范仲淹接到好友专人送来的手札和画轴，久久凝视，江南山水如在眼前，好友嘱托回响耳畔，历历往事萦绕心间，万千言语仿佛一时涌向笔端，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一方面自己宦迹不定，尚未积蓄成一股子喷薄欲出的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对滕宗谅重修岳阳楼的一些具体情况也不太清楚，生怕再出现任何差错。他想真诚劝慰好友，更在深深思虑着新政成败的教训和天下安定方略。一年之后，在邓州任上，他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完成了古往今来最为恢宏的《岳阳楼记》。

多年后，一个叫范公偁的人写了一部《过庭录》，书中说“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范公偁是范仲淹的曾孙，其笔记自然言之有据，足以信人。

千年之下，反复阅读《岳阳楼记》，吾辈仍然不得不折服于范仲淹的气象之宏阔、境界之高邈、才藻之清通，文思之泉涌、锤炼之精纯。单是诵读之际，即能极目四览“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辽远之美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混沌之色，也能依稀感受“日星隐曜、山岳潜形”的肃然之状和“樯倾楫摧、虎啸猿啼”的悚然之形，更能深切感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无奈之意和“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怆然之叹。转眼，愁云尽扫，惨雾顿消，又分明感到一种“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宁静之态和“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和谐之美，至于那“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动感与“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静穆，则如歌如吟，相映成趣，“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清辉与“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光华，如诗如画，互为衬托。恨不能身随思飞，穿越时空隧道，亲临洞庭湖上，在渔歌互答的清晨或傍晚，登楼眺望，把酒临风，人的肉身便整个儿澄澈通透，不期然有一种羽化升仙的轻盈。及至“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一句高呼而出，顿然生柳暗花明、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之悟。“噫呼吁！危乎高哉！”大约天下文章，看似点染山水，实则指点江山、指点人心、指点迷津也！

从鲁子敬修建阅兵楼为发轫，至张燕公登高雅集，诗酒唱和，岳阳楼逐渐由军事设施走向文化名胜，实现了第一次华丽蝶变。范仲淹《岳阳楼记》之雄文绝唱一出，岳阳楼一下子由小楼台走向大天下，承载起千秋家国情怀，胸怀了社稷天下忧乐，完成了最为彻底、最为壮阔、最为辉煌的升华。从此，岳阳楼开始在每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心中筑根夯基，巍然耸立，大抵从垂垂老者，到黄发稚子，很多人都能背诵这几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数百年后，明代一位诗人登临岳阳楼，留下这样的诗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谁为天下士？饮酒楼上头。”又数百年后，这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被刻成一副楹联，悬挂在岳阳楼景区的牌坊门上，成了招徕天下游客的最好注脚。

八

庆历七年（1047年），滕宗谅以“谪守巴陵郡，治最为天地第一”，改任有“小汴梁”之称的徽州知府，不久升任苏州。上任不久，卒于任所，享年58岁。

噩耗传来，范仲淹老泪纵横，悲痛难抑。想当年，他们同年进士及第，一见如故，在一起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契。公干之余，他们相约相携，一道游览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曾经留下过这样的期许：“谢家风雅若为酬，散吏方耽海上游。疏懒几忘传笔梦，寂寥仍有负薪忧。欲歌兰雪归真隐，敢向簪轩竞急流。如共茂先瞻气象，莫言神物在南州。”滕宗谅十分喜欢这一片清山秀水，也深深感念好友范仲淹的这种相契相惜，曾说无论漂泊何处，“终归于青阳”。如今，他真地撒手而去了，诸子遵其遗志，把他归葬于青阳族居之所了。其实，范仲淹还知道更深一层情由。自庆历六年秋，滕宗谅任职徽州以来，随后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年迈的父亲也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回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起一座读书堂。自古落叶归根，青阳或许真的是他肉身和灵魂真正能够皈依的地方。想及此，范仲淹展纸研墨，援笔为好友写下最后一篇文字《滕待制宗谅墓志铭》。在客观评价滕宗谅一生功业、深情回顾两人一生过从的同时，范仲淹椽笔一荡，盖棺论定，为同年老友留下一世铭鉴、千秋彰表：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旨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还，君神何意？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以降，干戈弗加。树之松楸，蔽于云霞。君今已矣，复藏于此。魂其依欤，神岂乐只。寿夭穷通，一归乎至理。

《宋史·滕宗谅传》如此评价这位与范仲淹一起留名青史的边将名臣：“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

朝局依然动荡，故交太半凋零。年近花甲的范仲淹却如同一叶破败的扁舟，依然随着大宋朝局的动荡而沉沉浮浮，颠簸漂流。

庆历四年（1044年）的尾巴上，朝中又发生一件大事，史称“进奏院案”。

这年秋天，负责向地方传达中央政令和朝廷重大信息的进奏院一帮子官员，包括京城很多衙门依例举行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赛神会，进奏院的长官苏舜钦处理掉一批旧文档，大家凑钱举办了这场盛会。赛神之后照例是群聚豪饮，高谈阔论，诗酒唱和。其中一个叫王益柔的集贤校理当场做了一首十分昏悖狂妄的诗，其中两句听得众人直咋舌：“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单听这两句，简直狗屁不通，大家也都当作酒后胡言乱语，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可御史台的官员们并不这样想，王拱辰于是文心周纳，添油加醋，连上三道弹劾本章，直指蔡襄等新政重要人物，仁宗皇帝最初不信，最终大怒，派出宦官连夜抓捕赛神会所有与会者，许多馆职清望之士被逮捕系狱，而且很快得到判决。苏舜钦和刘巽被削职为民，王益柔则直接被处以死刑。一言而获罪，可仅此醉饱之过、口舌之误，断不至于处以极刑。因此，这个案件，对朝臣的震惊程度，不亚于一场政变。也许，这正是朝中保守派向新政展开全面反攻的前奏和导火索。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下旬，范仲淹和富弼先后被免去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职务。次日，杜衍罢相。远在陕西的范仲淹深知新政大势已如秋风扫落叶般不可逆转，与其坐等贬斥，莫如主动请辞，他随即向仁宗皇帝递上了辞呈。

或许仁宗皇帝等的就是他的辞呈，可为了表示圣心宽容，还是作了一点宽言挽留的表示。范仲淹也见好就收，遂上书陈奏陕西、河北的防略问题。谏官们这下不答应了，纷纷跳出来，指摘范仲淹是假借辞呈、以退为进，提醒皇帝防备新政朋党的势力进一步左右决策中枢。这一次，皇帝与谏官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几乎是心照不宣、天衣无缝地解除了范仲淹陕西四路安抚使兼邠州知州的职务，同时罢免了一批新政领袖。清流的另一代表人物欧阳修因为上书为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四人辩解，也被罗织罪名泼脏水，最终降职任滁州知府。

诗人不幸江山幸。正是欧阳修的到来，滁州的山水之间翼然矗立起了一座醉翁亭，后世学子读到了一篇千古佳作《醉翁亭记》，一方文脉鼎盛而赓续。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走向他宦游的最后驿站。杭州山水俱佳，风景秀丽，钱塘风华，最宜颐养。其间，他悠游山水、寻幽访古，诗酒唱和、好不快活，子弟皆以为范仲淹生了隐退之意，遂商议在洛阳购置一些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予以拒绝。

胸怀天下的当朝重臣，名满天下的一代贤良，真的会就此罢手，甘老林泉吗？果然，十月间，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嘱咐其弟寻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延续900年之久。之后，江浙一带闹饥荒的地方纷纷效仿，官商合办，开设义庄，周济灾民，度一时之难，保一方民本。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颍州。

皇佑四年(1052年)，调任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溘然与世长辞，享年64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仁宗黄帝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古今文人谥号以“文正”为第一。《周书﹒谥法解》开首就说：“经纬天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这一谥号，帝王是不会轻易赠赐的，非得社稷之臣，一般臣僚想都不敢想。唐代最高谥号是“文贞”，魏征首得此号。传至宋朝，为避讳仁宗皇帝赵祯，更名为“文正”。太宗朝担任过参知政事、编修过《太平御览》的李昉至道二年（996年）以72岁高龄去世，获赠司徒，谥号“文正”。范仲淹是有宋一代第二个获此殊荣的社稷之臣。

九

范仲淹之后，历朝累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及文人学者，莫不美词赞誉、奉为楷模。

同时代的人，庆历新政的支持者欧阳修说: “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蔡襄亦说:“公薨之后，独无余资。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后世名相、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说:“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经范仲淹提携的一代文豪苏轼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

大儒朱熹说:“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金代最著名的诗人元好问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编撰《宋史》《辽史》《金史》的元代贤相脱脱满心钦佩地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清代浙东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全祖望说:“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铜齿铁牙的大学士纪昀说:“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百代以降，一代伟人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又说：“（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攀登这一座美词和嘉誉堆垒的高山，我们看见范仲淹的巍峨身躯高高耸立，仰之弥高，无愧不朽的风标。

穿越这一条心悦和诚服铺陈的长河，我们看见范仲淹的博大胸襟泱泱激荡，望之弥深，堪称永恒的楷模。

何以哉？以其有德行也，范仲淹年少家贫，随母改嫁易姓，但他不甘命运不弄，不为世俗流转，立志发奋，苦读不辍，留下“断齑划粥”的佳话，赢得了封爵拜相的荣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草根读书人。

以其有大略也，范仲淹无论出将，还是入相，皆能公忠体国，老成谋国，不事矜伐，着眼长远，和谐邻邦，宾服四夷，成为有宋一代为人臣者的旗帜和标杆。闻其死，“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以其有操守也，范仲淹实为庆历年间之正大人物，恪守君子之道，奉行磊落之事，和而不同，矜而不党，勉力推行新政，竭力顾全大局，赢得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一致服膺，被称为“第一流的人物”。

以其有襟怀也。范仲淹气局超迈，胸次坦荡，集庙堂之忧与江湖之情于一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宦游所至，兴学育才，教化一方，广植读书种子，赓续一方文脉，如春风化雨，沾溉者众，获益者广，影响者远。

以其有嘉风也，范仲淹为官清白，自奉甚俭，家中平素“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范仲淹对四个儿子的考语是，长子纯佑得其孝道，次子纯仁得其志，三子纯礼得其静，四子纯粹得其略。

以其有传承也，范仲淹身后，次子范纯仁、四子范纯粹先后知庆州，多有惠政，泽被无数。从宋代起，当地百姓即在郡城建有“范公祠”“范韩二公祠”，祭祀不绝。“维庆有祠，邦民瞻思。庆山可夷，兹堂巍巍。”

生有祠，死有庙，大概是一方生民能够褒颂一个人的最高礼仪了，庆州百姓毫不吝啬地把这份褒扬给予了范仲淹和他的搭档韩琦，给了他父子两代五人。如果说滕宗谅在洞庭湖畔重修了一座岳阳楼，那么，范仲淹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修建了一座巍峨的楼台。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站在岳阳楼上，凭栏远眺，心潮逐浪，览山览水，观人观我，我的胸中豁然一开，油然而生两个煌煌大字：天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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