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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发动“太白起义”，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20日，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杨重远、阎红彦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林锦庙（今华池县林镇）胜利会师。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700余人，并迅速占领华池的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

为加强对两支队伍的领导，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部队。谢子长向部队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红军以及向关中一带移动，首先在旬邑、淳化和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的指示，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为委员。

对于省委的指示，部队领导成员一致拥护，认为部队内部确实存在纪律松散和成分不纯的问题，应当整顿。但当务之急是解决部队食宿和冬衣方面的困难，以稳定部队。为解决游击队给养困难的问题，为组建陕甘红军创造条件，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部队移驻庆阳县新堡地区进行休整。

此时，陈珪璋正在扩充势力，谋求发展，游击队便以陈部第十一旅的番号，驻防甘肃庆阳县新堡一带，得到了一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来到部队，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的指示：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会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南下关中地区，创建平原根据地。并批评部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土匪混合”，严令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南下，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新堡、悦乐，沿子午岭西麓南下，途中击溃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当时正宁地区长期遭受兵灾匪患，加之国民党地方官府的残害压榨，许多群众深受其苦，生活极端困难。谢子长、刘志丹带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来到正宁县月明塬柴桥子村的时候，由于队伍才建起不久，装备低劣，服装不统一，常受土匪掠掳的当地百姓，见兵如见贼，携老扶幼，挑担赶牛，逃得无影无踪。整个村庄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一些人家因为走得急，竟连门都没顾得上锁。老百姓因对红军不了解，人心惶惶，不少青壮年及富户逃离家园，躲在山沟梢林里。时值隆冬天气，滴水成冰，在未做通群众思想工作之前，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主要领导教育部队露天宿营，不进农户，不进庙院，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并安排人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安定民心。通过宣传教育，群众很快对红军有了了解，逃离在外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主动腾出地方，打扫卫生，让部队居住。

在建立了群众基础后，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第一次鲜明地打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旗帜。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陕北游击支队改编，支队长师储杰，编为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杨鼎，副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由原南梁游击队改编，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编为3个大队和1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由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授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在大会上讲话。会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会后，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整训待命。

西北反帝同盟军是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地区成立的第一支由党领导的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旗帜的革命武装，有力地策应了全国各地掀起的抗日救国热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部队到达三嘉塬不久，阎红彦去西安汇报工作返回，带回《古田会议决议》《中央苏区情况》《红军制度》等小册子。部队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游击战争文件，刘志丹、谢子长经常讨论研究，并把《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多次向部队作了传达和解读。《古田会议决议》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指出了纠正的方法，给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上的武装和行动上的指南。

在驻三嘉塬期间，部队中晚上有人出去抢东西，刘志丹、谢子长闻讯后，决定整训部队，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执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部队实际情况，提出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整训期间，谢子长、刘志丹经常深入贫苦农民当中，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率领西北反帝同盟军开展打土豪斗争。西北反帝同盟军给长期遭受兵匪侵害和地主恶霸压迫的正宁人民留下良好印象，播下了革命火种。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健全了各项制度，使官兵提高了认识，加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