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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庆阳创建西北红军

经过大革命时期和三年兵运工作血的教训，谢子长越来越明确地感到：革命要胜利，必须要建立一支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

1931年8月，谢子长从陕北动身，东渡黄河，到山西了解晋西游击队的活动情况。9月上旬由山西汾阳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工作，又受陕西省委委派负责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工作。

10月，谢子长从西安到陇东平凉后，正好碰上晋西游击队派出寻找他的马云泽。听说晋西游击队已到南梁，和刘志丹会合了，谢子长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向南梁。

10月30日，谢子长随同马云泽一起从平凉到游击队的驻地南梁。谢子长到南梁后，首先召开了党团会议，成立了游击队的党委会（当时叫队委会），作为党的领导机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 一些重大问题，都经过队委会讨论决定。

谢子长和刘志丹又重新团聚，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他俩睡在南梁窑洞的热炕上，叙说着这几年的遭遇。谢子长说：“从1928年开始，我们多次在地方民团和军阀部队中搞兵运活动，每一次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我们想利用敌人，敌人也想利用我们。我们要想立住脚，就得搞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刘志丹说：“是啊!几年来，我们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人没脚后跟一样，是站不住的!”经过几年的曲折斗争，谢子长、刘志丹共同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早在1930年夏秋，刘志丹就在南梁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到1931年下半年南梁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

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后，有600多人。这时，从陕西省委来的省委交通员高岗传达了陕西省委的指示。陕西省委认为，应当整顿部队，很快打出红旗。正式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省委要求把部队开到陕西三原县的辛字区、午字区和旬邑县一带或韩城县一带平原地区或接近平原的地区建立根据地。其理由是这些地区有党的基础，群众条件比较好。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地方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太近，部队无法立足。据此，谢子长只好服从省委决定，离开南梁，率部南下。

1931年12月初，谢子长、刘志丹率部离开南梁，移防庆阳县城东60里外的新堡整训。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偕同游击队派去省委汇报工作的阎红彦来到部队。再次传达省委关于部队进行整顿，成立红军游击队，南下关中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省委委托他们带来了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小册子，指示部队要学习这个决议和其他有关游击战争问题的文件。

陇东的腊月天，滴水成冰，此时还穿着夹衣的谢子长忘却了寒冷，白天，他和战士们一块在雪地里滚爬摸打，进行操练。晚上，他和刘志丹偎在昏暗的麻油灯下， 一块儿辨认着本来就字迹不清经过辗转更加模糊的《古田会议决议》。他们越学越感到亲切，越学心里越亮堂。

当时，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在这支年幼的部队中很盛行。 一次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香烟，谢子长做主统统分给了伤员，士兵委员会就有人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说这种分法不公平。部队也没有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做饭、喂马，到了宿营地，指挥员安排了房子，派了哨位，还要和战士们一样轮班站岗放哨。

《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分析和纠正的方法给了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以思想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谢子长把这本小册子当宝贝看，揣在怀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和刘志丹经常一起讨论。他们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开始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思想，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放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各大队、中队都分别设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设立了列宁室等。开办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训学习，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纠正了部队中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一方面加强了党的工作，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使指战员初步明确了建立红军的正确路线，提高了游击战术的思想水平，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2年1月初，游击队在庆阳六寸塬击溃陈珪璋部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包围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来到甘肃正宁县的北柴桥子村。

这时，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的交通员高岗同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名高维翰）来到部队，又一次传达省委指示让部队整编南下，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全国掀起了抗日怒潮，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李杰夫担任政委兼队委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下属两个支队，即一、二支队，和直属警卫队、直属骑兵队两个直属队。 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队；二支队队长由刘志丹兼任，下辖四个大队；警卫队基本由原晋西游击队人员组成，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

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同陕西省和西北各省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陕西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辛字区、午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也动员一批青年农民充实了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发展到700余人。他们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抗日标语，还同陕甘地区的杂牌军联系，商讨抗日事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各项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1932年元月底，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继续南下，来到正宁县三嘉塬。

在这期间，谢子长用很大的精力抓了部队纪律教育，整顿了部队。部队从新堡往北柴桥子开拔途中，打开宁县盘克乡任掌堡寨子后，部队中有人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谢子长知道后十分生气。他愤慨地说：“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绝不允许这么干！”他下决心整顿部队，拟定了纪律大纲，在部队中进行了纪律教育。

1932年2月12日，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庆祝大会在三嘉塬锦章村一个打麦场上隆重召开。在一棵大柳树下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上端高悬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的红布会标，两旁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迎着高原的寒风飘扬。新整编的400多名游击队指战员都系着红领带，全部武装，列队广场。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指挥部、大队军政领导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游击队编为四个大队。 一大队队长阎红彦；二大队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

在激昂的欢呼和鼓掌声中，旬邑县委负责人第五伯昌代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谢子长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更加激昂。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和指战员一起欢呼雀跃。谢子长在欢呼声中讲了话，他说：“我们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是穷人闹翻身的军队！我们要为革命牺牲一切！为人民打江山！”

五、 创建寺村塬根据地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南下关中，向淳化、三原方向发展，但遭到敌人前堵后追，被迫回师陇东，依托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山区，在正宁县寺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3月19日晚，配合正宁县农民的围城斗争，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从尚畛子出发，奔袭正宁县城山河镇。因夜间迷路，原计划的夜晚偷袭变成了白日攻坚，城内作内应的窦巡官等人也事发被捕杀，游击队围城一天不克后即撤到寺村塬，做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寺村塬，是正宁县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塬，由五顷塬、湫头塬几个小塬组成。南接旬邑县，东靠子午岭太梢山。3月20日，谢子长率部进驻寺村塬，以大队为单位分区域活动，包干负责，分兵发动群众。游击队到各村后，首先解决那里的恶霸豪绅。然后召集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红军是为穷人谋解放的革命道理。把各村自发成立的农民武装改组成赤卫队，还成立了农协会、贫农团、少先队、妇女队等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打土豪，斗地主，分土地，并着手成立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

寺村塬的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苜蓿岭、车家沟等村先后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选举当地农民杜兴邦担任了总指挥，副总指挥由巩世信、张进选担任。

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下，寺村塬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七十二个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那天，谢子长亲自主持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是在新庄子村的山神庙场里召开的，周围村子五六百群众参加了大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配土地，进行土地革命。

谢子长亲自领导革命委员会没收了西城村大地主刘西昆和于家庄的大豪绅赵元亨的土地、粮食、牛羊等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之后，谢子长主持在湫头苟仁寺戏园子召开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大土豪赵元亨和恶霸巩德功。谢子长在大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求解放。

4月13日，陕甘游击队在数千名手持长矛大刀的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二次攻打山河镇。围城三天后，西峰镇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前来增援，谢子长指挥游击队设伏打援，歼敌200多人。敌依托坚固城堡顽抗，游击队即放弃攻城，撤回寺村塬。

4月20日，接到旬邑县地下党组织报告，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驻防，防守不严。游击队决定奔袭旬邑县城。当晚，谢子长率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急行军一夜，于21日拂晓偷袭成功，迅速歼灭了守敌两个连及民团，俘敌300多人。游击队第一攻打开县城，红军声威大震。

正当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节节取胜，在寺村塬创建根据地的时候，4月下旬，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他一来，就指责“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指责未强攻山河是“最可耻的，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不进攻的战略”。他把两次打山河镇未克作为口实，指责谢子长不向三原进军，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而转战到山区是“拒不执行省委的指示”，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 等等。给谢子长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大帽子，在党内宣布撤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其到靖远去从事兵运工作，强令游击队南下关中。

陕甘游击队南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失去了依托，就停止活动。至此，刚创建的寺村塬根据地工作即告一段落。从3月下旬到4月下旬，尽管谢子长创建寺村塬根据地的时间只有月余，但它是党在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尝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尔后党在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前奏曲。 （摘自《西北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