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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出的美国律政剧“Better call Saul(最好致电索尔)”中文名被译作《风骚律师》。在此前风靡一时的《致命毒师》中登场的律师索尔·古德曼，成为本剧的主人公。而中译名为“风骚”，是在暗指索尔律师不走寻常路，喜欢偷奸耍滑，办案会使用很多小伎俩。 公设律师的无奈和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里，索尔律师只能接到公设案件的委托。这大概与他长期与鱼龙混杂的下层市民为伍有关。他为形形色色找不到律师的、似乎注定有罪的被告人出庭，每次只能拿到700美元的辛苦费。这让他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还形成了“只为罪犯辩护”的形象。让那些希望获得无罪辩护的体面人士，不愿意请他作为辩护律师。公设律师制度(public defender)是一种国家直接雇佣律师，为那些不愿或不能聘请律师的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制度。这一制度由高曼(Mayer C.Goldman)律师于1915年提议创设。其初衷是消除不同阶层犯人之间的不公平的歧视待遇，并缩减审前羁押期，在大城市中减少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相比而言，私人律师对于代理费不高的刑事辩护不感兴趣，也缺乏专门深入的研究；而公设律师由于经常接触刑辩案件，客观上经验丰富，更为精通刑辩业务。用《吉迪恩的号角》一书的作者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的话说，正是由于指定律师对刑事辩护业务经验匮乏、能力不足，才促成了公设辩护人的产生。然而另一方面，有人批评说，公设律师领取固定薪水，不受官司胜负影响，可能存在冷淡漠然和例行公事之嫌。不过，近年来公设律师的服务理念也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引入当事人满意度与同行评估(peer review)机制之后，公设律师的工作态度得到了重大改善。此外，公设律师近年来逐渐在早期代理方面加强介入，在被告被逮捕24小时之内立即干预刑事案件，为被告人争取审前释放，并且尽早接触案件，获得辩护先机。这与过去公设律师只在上庭前拿到材料，出庭走个过场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风骚律师》中，索尔正是在各种各样的公设案件中，逐步培养起了刑事辩护技巧。而他的兄长、老律师查克也建议他通过公设案件，建立自己的口碑和专业声望。查克自己在出道时，就曾长期面对那些在法庭上面目可憎的检察官，并在唇枪舌剑中建立了专业形象，甚至从检察官那里获得了一些客户推荐，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客户关系网络。 和“航母”律师事务所竞争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自力更生，通过自己努力从法律学校毕业，在法庭当公设辩护律师。我代理过很多无路可走的人，我相信司法体系，这是我事业的基础。我也有梦想，很多人共有的梦想，自己创业的梦想。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我买得起那个广告位了，能给我刚开的律所来个小广告。大家总说，美国遍地是机会。直到今天我还深信不疑，但广告牌竖起来还不到24小时，一家大公司就对我穷追不舍，他们说我损害了他们的生意，他们有钱有权，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觉得法庭会站在谁那边？” 这是索尔律师在镜头前的一番申诉。在此之前，他刚刚竖立起的一面巨大广告牌，采用了和当地最为强势的HHM律师事务所几乎一模一样的设计。HHM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哈姆林·H·麦基尔和索尔的兄长查克·麦基尔。查克几乎一手创建了这家律师事务所，而哈姆林利用查克患病隐居的机会，巧取豪夺了整个律师事务所的控制权。索尔——他当时的名字还叫吉米·麦克吉尔（Jimmy Mcgill），则始终抱着复仇的念头，打算帮助兄长夺回失地，并与哈姆林的“航空母舰”一决高下。于是，他在广告牌中穿上几乎和哈姆林完全一样的高级西服，做了相似的发型，还采取了“像素级抄袭”的颜色和图案，“山寨”出了一家JHM律师事务所。自然，这引发了哈姆林的愤怒，并且向法院申诉，声称其构成了商标侵犯和客户误导，要求他在48小时内进行拆除。擅长“江湖”手段的风骚吉米自然不会认输。他立即向各家媒体爆料：“这就是经典的弱者对巨人的故事，他靠着自己庞大的律所，践踏小公司……律师自己白手起家，结果被家族大律所踩在脚下。”他的境遇一定程度说明了美国律师行业两极分化和强者通吃的现状。传统的美国法律服务市场，并不是完全由大所一统天下。但是近年来，大所扩张和吞噬小所的趋势越发明显。他们用高薪吸引优秀法学院毕业生，从小所挖来骨干合伙人。另一方面，大律所又在行业内“迫不及待地达成共谋”，向《美国律师》等法律刊物提供薪酬数据。“宣扬赤裸裸的商业成功标准”。这些数字成为计算每位合伙人年均收入的基础，之后又产生了律所排名，使得律所进一步商业化，并使法律行业也沦落到和其他行业一样的“生意至上”。然而事实上，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仍然有大量的中下层民众需要法律服务。更为熟悉民间疾苦与人们需求的“草根”律师，为那些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的普通人争辩申冤，才是美国传统法律服务的魅力所在。然而，中小型律所越来越面临着窘境——大律所控制着商业资源和话语霸权，在争夺客户和吸引人才方面显得财大气粗。他们还把持着行业的收费标准，草根律师的低收费标准将随时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这样的两极分化使得普通百姓在面对律师费用时往往瞠目结舌。法律服务和其他社会资源一样，更多地向富人们集中，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说：“我们律师中的百分之九十在为我们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服务。”而普通民众能得到的法律服务，恐怕只能是形式上的。这是美国律师行业的顽疾，也是商业规律演进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