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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54年,在罗马的北非领地塔加斯特城的一个平民家庭中,一个男婴诞生了。男婴在襁褓时未受洗礼,长大以后最初信奉的是摩尼教,然而,在接触了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以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386年的一天,他好像顿悟了,对朋友说:“我看到主站在我的面前,还有一个小男孩,那一定是天使,他要我读使徒保罗的书,他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我感到有一道明亮的光射进了心房,驱散了心中的一切疑团。”朋友满脸疑惑地看着他,他停顿了一下,神色凝重地宣布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我想要接受洗礼,我要全心全意地献身给主。”第二年,他接受了权势显赫的米兰大主教安布罗西为他主持的洗礼,从此投身基督教会,并成为最有权威的基督教神学家。由于他对基督教教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世俗统治者和教徒们在他的姓氏前面冠以“圣”字来表示尊敬。他就是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354年—430年)。

　　奥古斯丁著作繁多,影响最大的是他耗费十三年的精力,呕心沥血写成的《神国论》(又名《上帝之城》)。此书是集中反映奥古斯丁政治法律思想的一部旷世巨作,奥古斯丁在书中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神学思想,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神国和俗国”“神法和人法”的划分。

　　奥古斯丁首先阐述了自己对上帝的认识。他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最高的真、善、美,是真理本身,是万物之源,他说:“上帝至高、至尊、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所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把世界上的事物分为两部分,即“永恒存在的事物”和“非永恒存在的事物”。前者是承受神意的、善的事物,因而能够永生,后者必须服从前者,才符合“造物主法则”或上帝的“计划中的目的”。正是以“永恒存在的事物”和“非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相互区分为基础,奥古斯丁提出了“神国和俗国”“神法和人法”的概念。

　　“神国”和“俗国”

　　奥古斯丁首先在自己的国家观中论证了“神国”和“俗国”的对立。到底什么是“神国”和“俗国”呢?奥古斯丁这样说道:“这两种国的兴起,是本于两种爱好。俗国起于爱一己,而憎上帝。神国则起于上帝,而憎一己。前者只以人们求光荣,而后者则以虔求上帝为无上光荣。所以,前者的光荣在于本身,而后者的光荣在上帝。”可见奥古斯丁这里所谓的“神国”并不是指基督教所宣扬的极乐境地——天堂,而是由仰赖上帝恩典的选民所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具体来说,就是由基督教会统治或者基督化的王国。

　　在奥古斯丁的眼中,最好的、真正的神国模式应当由基督教会直接统治,这种神国是永恒的、绝对的。次一等的神国则是由接受了基督教的世俗统治者所统治的国家,也就是神国化了的世俗国家,但是这种模式的神国不具有永恒不变性,更不具有绝对性,奥古斯丁认为把基督教尊为国教的罗马帝国就可以算是这类的国家。他声称,国家绝对不能离开基督教会,否则就会沦落为“俗国”。“俗国”是由被上帝放逐的罪人集合而成的共同体,具体说来就是不服从神意的人建立的国家,如异教国家或不信教的国家。奥古斯丁强调,两种国家性质不同,其价值和前途也各异。“神国”是“千年之国”,高于“俗国”,神国汇聚了善良和美德,是光明和永存的；俗国充满了罪恶,则是黑暗和短命的。很明显,奥古斯丁的“神国”和“俗国”论,旨在拔高基督教会的地位,使教会能够绝对地、永远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中的国家之上。

　　“神法”和“人法”

　　从“永恒存在的事物”和“非永恒存在的事物”这个大前提出发,奥古斯丁还在法律观上阐明了“神法”和“人法”的区分。他借鉴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尤其是西塞罗的自然法理论,并加以神学主义的发挥,提出了“神法”(“上帝的法律”或“永恒法”)和“人法”(国家的成文法律以及国家认可的风俗习惯)。他认为,“神法”是上帝创立的,是根本的、永恒的,是绝对正确的公理,因为“只有最高的上帝,才最明白对人的犯罪施行适当的惩罚”。“神法”具有绝对性和原则性,但在运用时又是灵活的,能够因时、因地制宜,他说:“天主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间空间而更改,但随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人法”则是“神法”的派生物,必须要体现和符合“神法”的要求,奥古斯丁强调:“如果人法不是人们从神法中得来,那么人法中就没有一条条文是公正或合理的。”不公正或不合理也就是非正义的,而“法律如果是非正义的,它就不能存在”。奥古斯丁所称的“神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教会法,可见他的一系列主张都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神圣地位而服务的。

　　奥古斯丁的这种以神学为基础的政治、法律思想,传播了基督教会的学说和教义,巩固了教会的权威,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的“神国”论,作为中世纪发端的理论,长期独占地统治着基督教的思想阵地。奥古斯丁的著作是基督教的思想宝库,无论是对罗马天主教,还是对后来的新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